“啊……恕我斗胆，看来只有您老天爷没风险了，我留下，在你身边吧……”
老天爷哼了一声：“我也有风险，人世间难免有冤情，我也难免被人责问，时时不安……”说着，老天爷顺手扯过一张鼠皮，包裹了这个灵魂，推下界来：
“去吧，你做它正合适。”风险就是冒险，冒险就是风险。在风险中锻炼人生，在冒险中探求秘密这都是人生的快乐。当断则断，免留后患，还不仅仅是名言，更是真理。
45.心平气和
有句老话说：不能生气的人是笨蛋，而不去生气的人才是聪明人。
罗纳先生住在瑞典的艾普苏。他在维也纳当了很多年律师，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逃到瑞典，身无分文，很需要找份工作。因为他能说并能写好几国的语言文字，所以希望能够在一家进出口公司里，找一份秘书工作。绝大多数的公司都回信告诉他，因为正在打仗，他们不需要这一类的人，不过他们会把他的名字存在档案里，等等。但是一家公司在写给罗纳的信上说：“你对我生意的了解完全错误。你既错又笨，我根本不需要任何替我写信的秘书。即使我需要，也不会请你，因为你连瑞典文也写不好，信里全是错字。”
当罗纳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简直气得发疯。于是罗纳也写了一封信，目的要想使那个人大发脾气。但接着他就停下来对自己说，“等一等，我怎么知道这个人说的是不是对的？我修过瑞典文，可是这并不是我家乡的语言，也许我确实犯了很多我并不知道的错误。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我想要得到一份工作，就必须再努力地学习。这个人可能帮了我一个大忙，虽然他本意并非如此。他用这种难听的话来表达他的意见，并不表示我就不亏欠他，所以应该写封信给他，在信上感谢他一番。”
罗纳撕掉了他刚刚已经写好的那封骂人的信，另外写了一封信说：“你这样不嫌麻烦地写信给我实在是太好了，尤其是你并不需要一个替你写信的秘书。对于我把贵公司的业务弄错的事我觉得非常抱歉，我之所以写信给你，是因为我向别人打听，而别人把你介绍给我，说你是这一行的领导人物。我并不知道我的信上有很多语法上的错误，我觉得很惭愧，也很难过。我现在打算更努力地去学习瑞典文，以改正我的错误，谢谢你帮助我走上改进之路。”
不到几天，罗纳就收到了那个人的信，请罗纳去看他。因此得到了一份工作，罗纳由此发现“温和的回答能带来好运”。
试着用温和的回答来代替愤怒。你会有另一番收获。
46.分寸
说话留有余地，就要慎重选择一些限制性词语。开口“当然”，闭口“绝对”，会把交谈者吓退，把“部分”说成“一切”，把“可能”说成“肯定”……
俗话说：“量体裁衣”。日常说话，要根据各种人的地位、身份、文化程度、语言习惯来作不同的处理，把握好分寸，留有余地。赞扬不要过分，谦虚也应适当。一些人常常将刚演了出好戏的青年演员称为“崛起的新星”；刚发表了一首小诗便谓之“着名诗人”，这种赞扬有些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但水已泼出，谁又会来草草收场呢？同样，谦虚也该实事求是。有则笑话，说一个人过分谦虚。有人到他家夸他家花瓶漂亮，他说不过是一个粗瓶；人赞他衣服好，他又说不过是件粗衣。当客人对月饮酒，道：“好一轮明月。”他忙拱手说：“不敢，不敢，不过是我家一轮粗月。”这种谦虚便近乎迂腐，以致令人觉得不真诚。
科学史上有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年轻人想到大发明家爱迪生的实验室里工作，爱迪生接见了他。这个年轻人为表示自己的雄心壮志，说：“我一定会发明出一种万能溶液，它可以溶解一切物品。”爱迪生便问他：“那么你想用什么器皿来放这种万能溶液呢？它不是可以溶解一切吗？”
年轻人正是把话说绝了，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如果把“一切”换为“大部分”，爱迪生便不会反诘他了。
即使词用对了，修饰程度不同，说起来分寸就不一样。如“好”一词，可以修饰为“很好”、“非常好”、“最好”、“不好”、“很不好”等，这些比较级的使用要慎重。如果你没听天气预报，即使听了，明天还没到，便不可以说：“朋天一定会下雨。”一个人的文章写得一般，客气地说也只能是“还好”，怎么能说“非常好”呢？
有一句广告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里它用了“没有”、“最好”，又用了“更”，烘托出该产品精益求精的品质，展现了该企业不断进取、勇于开拓的良好形象，不失为一条“绝妙”的广告词，比如今的“极品”、“世界一流”真实，有力度。
好的修饰词使意思表达完整，恰到好处；过于夸张或过于缩小的修饰词，则会与客观实际相冲突，陷入两难境地。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中，皮卡索夫与罗亭有一段对话：
罗：妙极了！那么照您这样说，就没有什么信念之类的东西了？
皮：没有，根本不存在。
罗：您就是这样确信的吗？
皮：对。
罗：那么，您怎么能说没有信念这种东西呢？您自己首先就有一个。
皮卡索夫在此用一个“根本”，把话说绝了。因此，遇到不十分有把握的事，宁可多用“可能”、“也许”、“或者”、“大概”、“一般”等模糊意义的词，使自己的判断留有余地。
“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话多的人不一定有智慧，且往往可能是刚好相反。所以，在人际沟通中，若能适时“制造别人讲话的机会”，则必定更受欢迎。
怀着一颗兴奋的心，小张与同事们一起组团到外地做业务考察。一路上，不管是搭飞机或小巴士，总是听到其公司的王副经理不断地大谈阔论，叽叽喳喳地讲个不停。许多团员私底下都相视而笑，无奈地摇头说：“这次碰上王副经理，完了，真够惨！”到了北京，拜会有关单位时，轮到王副经理做简报，只见他站在大众面前却脸红脖子粗，结结巴巴，讲不出像样的业务简报。
小张也曾与一公关公司女性总经理洽谈业务。这个女总经理长得蛮漂亮，业务亦是做得响当当的，经常是海峡两岸跑。可是当她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如黄河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小张亦是业务口才高手，但想插几句话，却始终苦无机会。这位女总经理兴致高昂地叙述她两岸的公关事业是如何蓬勃，小张则两手在餐桌上玩弄着吸管，心中觉得十分无趣。三十分钟后，小张终于鼓起勇气对这个女总经理说：“对不起，待会儿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强调少说话的名言，如“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言多必失”、“丧家亡身，言语占八分”、“危莫危于多言”等等，但是许多人仍然有“话多”的毛病；出国旅行、婚丧喜庆、办公室内……都有“话多之人”，喧嚣嘈杂，令人厌恶。
语言学家拉克夫曾指出简单的三原则，使人们的说话更“文雅”——
“不要咄咄逼人”，
“让别人也有说话机会”，
“让人觉得友善”。
话多的人，常求发言而后快，不考虑听者的感受，也不让他人有讲话的机会，所以容易“招怨”。其实，话讲得最多者多半是讲自己的私事，或东家长西家短，易滋生事端；甚至不少人因话讲得太多，长了“声带结”，还到处求医呢！
话多的人不一定智慧多，而事实上往往可能相反，所以俗语说：“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在人际沟通中，让别人也有讲话的机会。
列宁说过：“只要再多走一步，仿佛是向同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日常生活中，对于不同的语言环境和对象，应灵活处理，掌握不同的分寸，才能充分发挥语言的交际功能。
47.模棱两可
说话本应准确、清楚。但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许多话是具有模糊性的。因为现实生活中有些话不必要、也不便于说得太实太死。
王元泽是宋朝着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的儿子，在他刚几岁时，有一个客人把一头獐和一头鹿放一个笼子里，问王元泽哪一头是獐，哪一头是鹿。王元泽回答说：“獐旁边的那头是鹿，鹿旁边的那头是獐。”王元泽的回答固然没有错。但是，王的回答是含糊其辞的，因为他没有确切地指明哪头是獐，哪头是鹿。然而妙也就妙在这“含糊其辞”上，王元泽如果老老实实地回答“不知道”，那就显示不出他的聪颖和机智，也不可能引起客人对他的才华的赞赏了。
一个财主晚年得子，不胜高兴。生日那天，大家都来祝贺。财主问客人说：“这孩子将来怎么样？”客人甲说：“这孩子将来能当大官！”财主大喜，给了赏钱。财主又问第二个客人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客人乙说：“这个孩子将来要发大财！”财主又赏了钱。财主又问第三个客人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客人丙说：“这个孩子将来要死的。”财主气极了，把他打了一顿。说假话的得钱，说真话的挨打。既不愿说假话，又不愿挨打，怎么办？只好说：“啊阿呀，哈哈，啊哈，这孩子，哈哈……”
法国着名的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弗朗斯瓦·诺埃尔·巴贝夫，1797年在凡多姆高等法院法庭上受审时辩护说：“当我第一次受审时，我曾隆重地提出保证，我要伟大地、庄严地来维护我们的事业，这样，我才对得起法国的真诚朋友，我才对得起自己。我一定会遵守我的诺言……
“自由的精神，我是多么感激你！因为你使我处于比所有其他的人更为自由的地位。我所以是更为自由，正是因为我身上背着铁链。我所要完成的任务是多么美好！我所维护的事业是多么崇高！它只许我说出真理——这也正是我要的。即使我的内心感觉没有对我指点出真理，这项事业会迫使我说纯粹的真理。正是因为我身上背着铁链，我在无数被压迫者和受难者之前有发表自由意见的优先权……
“我们虽然关在人笼里，并受残酷的折磨，但只要我们还能得到那崇高的事业的支持，我们便有责任公开宣布我们所热爱的真理……”
巴贝夫就这样在法庭宣扬了革命理想，这种充满战斗激情的语言，说明雄辩的力量首先来自无私无畏的胆略。
美德和豪迈气概永远不会死亡。挺直你的腰，即使暴风雨来得再猛！
做事情讲求效率，漫无目的的言谈注定不会被人欣赏，不要做画蛇添足的事，也不要过分模糊其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