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有做事的原则，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都要心知肚明，违背原则做事只会得不偿失。因一时获利而放弃原则的行为是愚蠢的。原则好比时势，可依可借唯不可逆。懂得自我约束的人，才能在关键的时候保全自己获得发展。
远近亲疏，自有定位
交往不只是一种手段和形式，更是一种心灵的选择，远近亲疏自己要做到心里有数。
社会由人构成，历史由人所写。人和人的交往关系是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法替代也不可或缺。交往不只是一种手段和形式，更是一种心灵的选择。“待人以诚，智以处事”，诚是与人交往的根本，错此则必败。
曾国藩对此也有自己的理解，并用来教育弟弟，大意是说：与人相处时，若不够真诚就不会感动对方，若够真诚但不善表达也是行不通的。我平常就不擅长表达情谊，所以与人处得不够好。近来醒悟了这一点。弟弟在外办事也应该随时斟酌这些。
仅仅把握了与人交往的根本仍是不足的，就如曾国藩所讲的：如果光有真意而没有交往的技巧，那么这个真意也就无法表达出来。其与兄弟之间的相处，与亲邻的相处，以及处理家庭与官场的关系的一些做法，在今天仍有可借鉴之处。
与人相处，关系复杂，所以应该因人而异，有所区别。对于家庭中人在官场中的交接，曾国藩主张一味浑厚，绝不发露。他在给九弟的信中说：“至于与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仓。迪庵妙在全不识世态，其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雪琴与我兄弟最相似，亦所如寡合也。弟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将来养得纯熟，身体也健旺，子孙也受用。无惯习机械变诈，恐愈久而愈薄耳。”
对于家人对待地方官的态度，曾国藩主张不亲不疏。他说：“我们家对于本地的地方官，既不必大力称赞他们的贤德，也不可以大力诋毁他们的过错，与这种人相处，宜当遵照着若即若离、不亲不疏的原则。他们有了红白喜事，我们家一定要去；他们有了公事，需要地方绅士助一臂之力时，我们家不要带头，但是也不躲避。对于衙门内部的事情，我们也不过问。弟弟们既已这样做，还要告诫后辈子侄们坚持这样做。子侄们如果与官员相见，一定要注意谦虚谨慎，不卑不亢。”
他还主张家人不要干涉公事。他认为：若同乡有急事，大多会和男人商量，我们应该仿效长辈的做法，可以以资财相助尽心尽力，但我家既为乡绅就不可以干预地方公事，会被为官的人笑话。即使是自家亲人有事，吃点亏也不要上公堂，会被人怀疑仗势欺人。如果有新来的地方官要加赋税，就由他去，我们也交。如果有人告官了，家人不要参与，大户人家不应该有半个人涉及官司。
由此不难看出曾国藩待人以诚，而且很讲究待人处事的方法，这都源于其超人的智慧和长远的眼光。为人处事、与人交往不能不讲究礼仪规束，远近亲疏自己要做到心里有数。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也要经纬分明，这样才不会犯大错。
忍无可忍之时，还以颜色
忍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大是大非面前，忍者不仅不会因为忍而变得软弱，反而会给挑衅者强有力的还击。
俗话说，“忍一时风平浪静”，事实上，应该在忍字后面加一个逗号。很多时候忍耐只能换来一时的风平浪静，尤其对于善欺人的人来说。有些时候，忍会让对方以为你懦弱，从而更加狂妄，得寸进尺。这个时候，就应该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还以颜色。
曾国藩的忍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不仅不会因为忍而变得软弱，反而会给挑衅者强有力的还击。
曾国藩在兴办团练、组建湘军时遇到过一些麻烦。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湘勇没有什么关系，曾国藩本可专心训练湘勇，对绿营兵置之不理。因为提督没有才能，绿营兵的训练任务就落到了曾国藩的肩上，曾国藩令属下抚标中军参将塔齐布统一训练绿营兵和湘勇。
曾国藩练兵标准很高，要求很严。不管天气多么恶劣，每天训练不懈。湘勇们没什么不适应的，对强度也已经习惯，但是绿营一贯散漫，又有多种恶习，身体素质根本无法和湘勇相提并论，所以双方一直都对对方处于一种忍受的状态。
一天，团练的湘勇正在训练，试枪时误伤了绿营军中的一个小头目。绿营军小题大做，他们吹起号角，举起旌旗，准备对曾国藩属下的湘勇发动进攻。曾国藩忍住内心愤怒，鞭打了试枪的湘勇，缓和了充满火药味的紧张气氛。之后，械斗就常有发生，但曾国藩只是责罚湘勇，想息事宁人。然而，绿营兵越来越猖狂，胆子也越来越大。
曾国藩意识到忍让不能灭掉绿营兵的嚣张气焰。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曾国藩写好保举塔齐布的折子，六月，撰写《特参长沙协副将清德折》，将清德所犯大清律法一一列举，望清廷能够严肃处理此人。
清廷采纳了曾国藩的建议，将长沙协副将清德革职查办，塔齐布补缺。这次事件的发生无疑是矛盾不断加深、激化的结果。在他看来，长沙非久留之地，不如一走了之。于是，曾国藩将湘勇带出长沙，并将根据地设在衡阳，欲以此处为立足点，发展湘军。
咸丰四年（1854年）十二月，为保江西安稳，湘军主力移驻江西。
作战期间，如果没有军饷，部队将无法生存。湘军保卫江西，军饷由江西提供，合情合理。然而，江西巡抚陈启迈拒不合作，反对提供军饷给驻扎本省的湘军。陈启迈与曾国藩是同乡还是同榜进士，后在翰林院与曾国藩同事。二人渊源如此深厚，陈启迈应尽力帮忙才对。然而，此人并不念及旧情，尽管曾国藩派军力保其管辖省稳定，他也不想出力帮忙。陈启迈的做法的确不通人情，不合事理。
当时，曾国藩仅以兵部侍郎的身份领兵作战，并不能干预江西行政，军饷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此时，湘军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驻守，防范太平军，可见湘军在当时对清政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俨然成了清廷支柱。如果曾国藩此时向清廷提出要求，只要不过分，清廷岂有回绝之理？曾国藩本想与陈启迈商议，尽快解决军饷问题，可谁知陈启迈不识大体，竟公然与曾国藩唱起了对台戏。
曾国藩已屡屡让步，而目前形势又如此紧张，不由愤慨。他立即撰写一折，向清廷陈述陈启迈罪状，请清廷惩之。清政府为了安抚曾国藩，对陈启迈及其心腹进行了严厉的处置。
当忍耐只是权宜之计，并非长久之选的时候，就是该有脾气的时候。“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做事情一贯沉默是不可取的，魄力也是成事必备的一种素质。
不妒不求，以耐心应万事
处事不烦，不急不躁，头脑清醒才能常保安宁。
耐烦是一种境界，唯有不焦躁者能够做到；不忮不求是一种处世观点，唯有无欲者可以做到。正因为无欲，才有心平气和、与世无争的态度。
生活中难免遇到很麻烦的事情，做官也是一样，必须要处理很多麻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麻烦事可以，处理两件麻烦事也还能行，但遇到三件或三件以上的麻烦事就承受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了。麻烦就要以耐得住相对付。
俗话说，无官一身轻。当官之所以会有烦恼，就是因为麻烦事往往一件跟着一件，推也推不脱，躲也躲不掉，难得清静，难得自在，难得潇洒。所以做官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的心态。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服众，服众才能做出有效的指挥，才可能获得成功。不然的话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曾国藩对“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他以为做官如此，带兵亦然。他认为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一次，曾国藩率部追击捻军。一天夜晚，捻军突然来袭，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惊惧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献计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伏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
曾国藩还曾经说，吴竹如教诲他说“耐”，其意是要让我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耐”靠近。可见，耐心的求教于人和受教都是值得后世学习的。
曾国藩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熟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气虚几乎是不能审，让他去办平常事情都不行，更何况于打恶仗那样的危险呢？”
耐性是一种看起来平实无华，实际上意味深远的特性。它与学问、志向都有关系。
世人所说的豪杰人士，基本是抱着济世之才，矢志不渝，利禄不能动摇他的心，艰难危险也不能使他失去士气。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人士，个性爽直却都不免气躁，所缺少的正是一个“耐”字。为此，曾国藩告诫众人，人要自强，但首先应该耐得住日积月累的磨炼。又如：“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平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有一天会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会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这里说的是人应当有耐心。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妒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妒不求’。所谓‘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养，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的人就属于这一类。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实怀惠。所谓‘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
“妒”不常常表现出来，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每逢发生显露，都在货物相互承接，升迁相互妒嫉的时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妒忌的心。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人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
曾国藩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不仅如此，他还提醒弟弟们要想心地干净，也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功夫，并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场里，能够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由此可见，耐得住性情，才可经得起考验，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不骄不躁才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保全自己。只有不放纵自己的心绪，不嫉妒不贪求，才能有属于自己的获得。
保身有方，参与有则
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在不触犯自己做人原则的前提下，积极策略、灵活应对才是成功之道。
生存，竞争……什么都需要有正确的方法作指导。在不触犯自己做人原则的前提下，积极策略、灵活应对才是成功之道。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即使在封建社会的宦海官场中，也是难有宁日，任何时候，都有善于钻营、巴结奉承而受到重用的奸邪之人。这种人不把心思用到济国济民建功立业上，而是挖空心思谋求个人私利，打击压制忠良贤士以求保全自己。
曾国藩早早就涉足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贪图享乐的昏庸之辈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之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节外生枝。加上清王室是清旗人的王室，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作为汉官里职位最高的人，他不得不更加小心，不得不比别人想得多想得远。在他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他都恪守此法，终有善终。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恳”，实际上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在位高权重时，还是在最可怜、最不得志的时候，都不与朝中权贵交往过密。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
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倚重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重肃顺，在同治朝倚重恭亲王，是显而易见的事，所以他的态度对当时朝廷决策有一定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的官职是一路高升，有惊无险。这全都是因为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的办法处理敌视自己的人和自己的关系。就以曾国藩与肃顺关系为例。
清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后继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三人联手干预政事，军机处的大臣们都俯首听命了。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做敢为，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在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所以他当然会把手握重兵的曾国藩看在眼里。不论是打击还是笼络湘军集团，都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需精心处理。
军队是国家机构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所以曾国藩和肃顺都分外注意，巧妙地回避嫌疑。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李鸿裔，正如他儿子所说：“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门下，深悉先君品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焘、王荸运、李寿榕等人均与曾、胡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均有密切关系。郭不仅为肃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向咸丰帝推荐郭“堪充谋士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耕云）主战，郭筠仙（嵩焘）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豫亭（顺）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肃顺在和战问题上，听取他们的蠢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
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他们也会趁机出谋划策。而他们同时与曾、胡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这样曾国藩既避免了与肃顺的直接往来，但同时也参与了一些重要的决策。
这种交流虽然间接，但却能够对应时局，各自也能心知肚明，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