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实实在在，注重效率是成功的保证。唯有切实的行动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现梦想的途径。不靠运气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去努力，行动使我们更具魅力，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做到不落人后。
精识务实，亲力亲为
审时度势，认清大局，该放弃的利益必须放弃，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
“旁观者清，浮夸者伪”。客观世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不会因为多加几个修饰词就改变了性质。所以，真正有所成就的人，所谓严谨务实的人，应当能够舍弃虚名，躬身入局。
曾国藩的一生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他入科举为官、从军、救世无一不包含了务实和亲躬。其中，他对躬身实践最为执著，坚决不在危难之时闲做看客，事事由自身做起，虚心务实。他认为，凡事只留在口头都是没有意义的空头支票。若想让事情有本质的改进还需要用心去做。
躬身入局首先要求入局者做得正、行得端，这样才能对事情有积极的影响。正如《论语》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自己的行为对别人，对事态的发展都是有一定影响的。曾国藩深有体会地说：“为官应从州县起，方得立住脚。”
此外，良好的态度只是前提，还应有坚忍的性格，危难时候能咬牙坚持。世上没有不能胜任的事只有无法坚持的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之后，曾国藩得出这样一个认识：无论什么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然要经得住磨练。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由此可见，意志也是很重要的成功要素之一。
他给湘军名将刘松山写过两封信，教导他面对困难的态度：“凡享有大名者，无不从坚忍艰苦而成。”鼓励对方越是艰苦之时越应支撑。所谓“坚忍”就是遇到逆境不低头不气馁，继续努力，直到成功。
曾国藩的一生讲求实用不尚空谈，认为说到就要做到。不管有多少艰难也绝不后退和放弃，即使举步维艰也不停下脚步。因为初入官场时的多言和空谈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所以成熟之后都不忘提醒子弟和后人：做大事者，切戒夸夸其谈，言之无物。实际行动是最好的能力证明。这一点对后世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为官治军的目的无非是要胜利。但必须审时度势，认清大局，该放弃的利益必须放弃，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
精识是务实的前提，亲力亲为是务实的表现。由此可知，真正的务实精神是一门学问，需要虚心学习、踏实实践才有可能明白。
与其待时，不如乘势
我们需知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既明且智的头脑，看清楚了再采取对策，既要看到过去，又要看到现在和将来。
我们常说要做明智之人。“明”就是要把问题看清楚。“智”就是以敏慧的思维作出判定，进而能采取正确的对策。我们需知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既明且智的头脑，看清楚了再采取对策。这里讲的是一种看问题时应持有的正确眼光，既要看到过去，又要看到现在和将来。
要能够真正把握自己看准的机会，除了行动迅速之外，还要看清应当怎样办。实际上，这是一种比较综合的能力，除了要看到、摸准之外，还要看到种种条件的辅助或制约。这就是深一层的眼光了，到底哪些条件可以利用，哪些条件是限制性条件，心里面要有个底。三国时，诸葛亮与周瑜合力在赤壁打曹操，用的一计就是“借东风”。其实，东风是现成的，关键在于会不会利用。
左宗棠认为，做事情要如中国一句成语所说的“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许多看起来难办的大事，居然顺利地办成了，就是因为懂得顺势的缘故。
左宗棠所说的势，是指那些促成某件事情成功的各种外部条件的综合，即由恰逢其时，恰在其他集合而成的某种大趋势。具体说来，这种“势”也就是由时、事、人等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可以促成“毕其功于一役”的合力。这里的“时”即时机。
“一定的时机办一定的事情，同样的事情此时该办亦可办，此时也许不可办亦不该办。可办则一办即成，不可办则绝无办成之望。”这里靠的就是分析问题，看问题的眼光。一件事不同的人会办出不同的效果。即使能力不相上下的两个人，这个人办得成的事情，另一个人却不一定能办成。还有一个是“顺势”的问题。所谓乘势而行，也就是要在恰当的时机选择恰当的人去办理该办的事情。
曾国藩对此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顺势乘势才易成事，但前提是要会审时度势。审时度势就是说人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环境条件，对不同问题采取不同的方法，从而作出明智的决策。如何做到审时度势呢？这就需要有远见卓识。
远见需要眼界，而眼界的宽窄需要新朋友新知识的充溢。在内忧外患的晚清局势下，曾国藩结识有志之士，广纳天下英才，为救国于水火而兴办洋务。他认为唯有自身有足够的实力才能摆脱外国的威胁和挟制，达到自立自强。
在筹办的过程之中，无论是置办轮船枪炮，设立翻译馆还是派遣留洋学生，每项工作他都周密计划，大力支持，结果取得积极效果，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由此可见，潮流时局、发展趋势对于事情的成败有着巨大的影响。有需求有机会的时候就要懂得借势，没有人希望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毫无意义的、是事倍功半的。就现代而言，国家的法律和政策都代表了一定的“势”。认清这些，结合自己的客观情况，在不勉强的前提下借助局面获得更好的发展，这样的人才更容易获得成功。
脚踏实地，学自有得
自立于世，严于律己，始终努力不弃，方能终有所成。
机关算尽的琢磨不如脚踏实地地生活，这是成功者的警言。
曾国藩出身贫穷，一生为官清廉，深知财可帮人也可害人的道理，所以从不利用手中职权为子孙后代敛集财富。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子侄，让他们不要有依靠父辈、继承万贯家业之心，要学会自立。
他为官一生，虽然没有很多遗产，但绝不是没有遗产的人。还远远未到临终前，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他希望自己留给后人的都是有益无害的。
这也是曾家的传统。所谓穷则思俭，俭以善德，俭以养廉，有德有廉可谓君子，于此外又何所求耶？曾国藩认为，给子孙留下万贯家财，不如教子孙走正道，让子孙学会一些谋生的技能，自食其力。正所谓“处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哀之始也”，这就是告诉我们人如果骄奢淫逸，即使身处富贵，也注定失败。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曾国藩平时对自己的子侄总是严加训诫，要他们学会谋生的一技之长，并告诉他们：在家业兴旺之时，要想到衰败时的光景；人处在高位之时，要想到处于低位时的光景。富贵显赫的人家，更不能忘记这个道理。
曾国藩认为富贵不可长久，不可以官为生。常训诫子侄要以种田作为永远的家业命脉，只要这根命脉不断，曾家的人就不会受穷、受苦。家族的兴旺与发达，不能倚仗一时的官爵，如果子孙后代不思进取，懒惰懈怠，再大的家业也会化为乌有。
曾国藩的为人思想与左宗棠不谋而合，左宗棠的教子思想也是以德性为本。左宗棠说：“尔曹能谨慎齐家，不致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以沈（同沉）澜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意思是说如果你们任意花销，我积的钱越多，你们犯的错误就越多、越大。左宗棠的话虽严厉，却能警醒后人。
曾国藩一生为官，阅历丰富，且看多了官宦子弟骄奢淫逸，然后四处流浪，最终落个饿死沟壑的下场。基于这种认识，他要求弟弟国潢设法将自己在家乡的田产出手，或捐作元吉公的祭田，或捐作星冈公的祭田，或转售他人，所得的钱银供家中日需之用。在曾国藩看来，官宦之家不蓄积银两，子弟就会明白，自己如不努力上进，将来父亲不再为官，便有饥寒之患。懂得此中道理，子弟也就会以自强自立勉励自己，学会谋生的技能。
曾国藩认为家族的兴旺发达取决于家庭贤人的出现，曾国藩眼中的“贤人”是指能够自立之人，他常说：“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又说：“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立子孙。”而这种“自树立”之人，是指具有维护家风、兴旺家族能力的子弟。
曾国藩一生崇尚自立于世，从他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历经艰辛，但始终努力不弃，终有所成。他严于律己，对自己的子弟也是同样要求。他做官不贪，不爱钱，更不为后代积财，在今天也是令人感叹不已的！
1854年2月上旬，曾国藩的父亲命令他写一副对联挂在大厅之上，他写道：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曾国藩对父亲的见解十分赞同，他常说，他依靠祖宗的积善行德，年纪轻轻就“一帆风顺”做了高官，深怕由于自己一个人享用而致使家道中落，因此极力劝诫各位弟弟和子女们：愿咱家成为耕读孝悌之家，而不愿成为官宦之家。
他在给弟弟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说：“我们弟兄身处这样的时代，名声远扬，应以钱少、产业少为好。一则平日里可以避免别人眼红，招人妒忌。二是看到家中窘迫的状况，子孙们也不至于一味讲究奢侈了。我们曾家历代的立家气象、格局没有改变，从嘉庆末年到道光十九年，我见到祖父星冈公每天生活守常规。不相信医药、堪舆、和尚、巫师、祷祝等事，这也是老弟曾经亲眼见过的。我们这一辈的人认真遵守家风，则家道便可多支撑些年，望老弟率纪泽及各位侄儿切实做好。家中木器还不齐备，请老弟帮兄购置一些，家具只求结实耐用、不要超过三百两银子。不图雕花镂图，但油漆要好一点，这样能经久耐用、房屋不求华美，周围要多种竹木松柏，多留些地做菜园，即使占去一些田地也不要紧，清贫俭朴就像穷苦人家，所领的养廉银全部充公使用。没有购置一廛房地、一区田亩，吃饭不过四簋，男女婚嫁，不过两百银子。”
别说古人了，即使是现在，多数人的观念也是用尽办法为子孙积聚财富。即使后代不能自立也不舍流落街头，遭人耻笑。然而他们却没想过为子孙留下过多财产，反而是害了子孙。因钱多生活无忧，子孙就变得不思进取，最后导致坐吃山空。
补拙补心，勤必有成
在所有能促人成功的要素中，“勤”字是必备的，同时又是可以不受先天条件制约的。
人们常说业精于勤。勤是发展事业的唯一途径。孔子反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孟子将四体不勤之人视为不孝之辈。历代家训中有一个共同的重要内容，便是“勤训”。
为商者只有勤于生意才能财源广进；为官者只有勤于政事才能造福于民。懒惰懈怠，必然使民受其弊。
同治四年（1865年）十一月十三日，曾国藩夜读汪辉祖《学治臆说》等书，深为叹服。他在日记中写道：“阅汪龙庄先生辉祖所为《佐治药言》、《学治臆说》、《梦痕录》等书，直至二更。其《庸训》则教子孙之言也，语语切实，可为师法。吾近月诸事废弛，每日除下棋看书之外，一味懒散，于公事多所延搁，读汪公书，不觉悚然！”曾国藩同意汪氏的观点，认为为官应以勤为首。
曾国藩对“勤”字的认识也很有深度。在他看来，“勤”字是人生第一要义，是修身、齐家、为官、治国乃至平天下的前提。他认为，千古以来，圣贤豪杰之士，立身于世能功成名就，无一不是因为勤。人如果勤奋，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反之就会一事无成，还可能招致灾祸。
曾国藩曾把治学为人之道概括为八个字，即“八德”，列于首位的就是“勤”，他认为勤字最为重要。所以他每当同时谈论几个字时，总是将“勤”字放于首位，如“勤廉”、“勤慎”等。后来他写居官三箴，为“勤”字写了四句注脚：“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曾国藩不是天资绝顶聪明的人。他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功勋，可以说全是“勤”字所致。这与其勤俭家风有密切关系，但同时也是曾国藩自身修养的结果。
在所有能促人成功的要素中，“勤”字是必备的，同时又是可以不受先天条件制约的。人们常说的“勤能补拙”就是这个道理。曾国藩说，居官应以“动廉明恕”四字为本，其中明字受先天因素影响较大，而其余三字则可由学习而至。“勤”字是实践所有事业的根本和前提，所以尤为重要。
曾国藩治学，认为除“勤”之外别无他途，勤奋方能有恒，才能点点滴滴，坚持不懈。他从青年起便养成了每天读书的习惯，即使从军之后仍旧不改。他教导手下将士说：“勤”字之义，在于平日勤加训练，勤于治事，稍有余暇，则读书不辍。
曾国藩统领湘淮两军，如此繁重的职务下，他每天仍能利用闲暇读书写字。奏牍、书信、家书、批文、日记，几乎都是他亲手所写或删定，仅现在留传下来的就达数千万字。他写家书，恐怕也是古往今来最多的。他自从向倭仁学习写日记后，几乎从未中断。他的日记也有几种，如《过隙影》、《茶余偶记》、《求阙斋日记》等，仅留传下来的就有百万字之多。他所写的奏章、批牍更加不可胜数。这种好学习惯，至老弥笃。在去世前的一年中，他作诗数首，文章十多篇。其中《湖南文征序》、《重刻茗柯文编序》，述古今以来文章源流，见解精辟，是传世不朽的佳作。在去世前一个月，他还为湘军后期的名将刘松山写墓志铭，但因病发而未能完稿。
曾国藩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得出这样的认识：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他认为当时的清朝正处于动荡不安的末世，而把自己比作扶危救难的英雄，若想完成平定天下的志向，只有勤奋而已。
本着这样的原则，曾国藩真可谓劳心劳力，以一“勤”字终其身。即使偶尔有不够勤奋的时候，他也要深刻反省，痛加改过。
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十九日，他在日记中自责：近日来公事上不是特别地仔细，访客也很多，志趣也比以前散漫了，军事、吏事、粮饷事、文事每日都应尽心尽力，以求进步。因为一日没有长进就是退步了。以后每日会更加留心吏事，勤见僚属，多了解情况；留心军事，从教训将领，督察操练下手；留心粮饷之事，从人数上下手；留心文事，从广征古训开始。每天中午之前多留心吏事和军事，午后多留心饷事，晚上看文事。
曾国藩办事勤奋，在他任直隶总督时表现得最为突出。1869年初，他进京见陛，这是他自从离京后第一次回京，前后已十几年。当时直隶虽是京畿重地，吏治腐败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员疲玩，讼案堆积如山，民怨沸腾。所以，曾国藩一上任，就拿吏治开刀。吴桥知县王恩照、曲阳知县万亨泰、武强知县王庶曾、迁官知县周培锦、冀州知州宋炳文、保安州知州李作棠、怀安知县谷洪德，这些人性情疏懒，不理讼狱，曾国藩一律奏请革职，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饬，吏治民风，为之一振。
在直隶总督任上，曾国藩最费心的便是处理积案。据吴汝纶记载：曾国藩办理积讼，从同治八年（1869年）四月起到十一月止，结销新旧各案40191起，从同治八年（1869年）十二月起到同治十年（1871年）十月止，连同闰月，共24个月，又结案90155起。平均算下来，前一段时间，每天180多件，后一段时间，每天也要处理120多件，其勤奋程度，实在令人瞠目。在他的倡导下，直隶吏治迅速改观。清廷称许曾国藩“办事认真，干吏治民风，实心整顿，力挽弊习”。
从曾国藩一生做事风格可知，“勤”字是他成功的主要秘诀。曾国藩说过的勤奋之道，“精力虽至八分，却要用到十分，权势虽有十分，只可使出五分”。勤没有限制，越勤越好。勤字不仅可以积善成多，还可激励士气，振作精神。
他把勤字的表现归纳为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是苦心剖析，大小条理始终清晰，理其绪而分之，可合并同类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后来他又总结出了三勤：口勤，处处察看；脚勤，事事体恤；心勤，勤思多动脑。
此五到三勤是曾国藩对勤字的深刻体验和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纵观他自己居官从政，无论办什么事情，五到三勤都有充分体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吴汝纶经常伴随其左右，隔日就拜见一次。后来吴汝纶出任知州，曾国藩教诲他说，居官之法不外“勤慎”二字，“勤”字以亲理细事为先。曾国藩自己事必躬亲，从而保证了每件事都能按质按量完成，很少疏失。而李鸿章则与之不同，李鸿章告诫吴汝纶，为官不必亲理小事。吴妆纶比较二人优长，还是觉得曾国藩说得更有道理，决定以他为榜样。但做了几天就受不了，其中劳心劳力，实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实则这是一个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因此也谈不上秘诀，就看有没有这种毅力做下去了。
由此可见，亲自做事，做到小勤并不难，但要做到永勤，除非有绝大毅力和坚定志向，否则是很难坚持下去的。而且这样做对一个人的身体也有消极影响。曾国藩很注意养生但他一生操劳，终患恶疾。因此，“勤”字也要有个分寸。
学有所用，用中又学
学，不见得有所成，但不学，必无所成。
学有所用，用中又学。如此循环往复，才会学有所成，终有所用。
曾国藩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和林则徐“官办船炮局”设想的忠实继承者和切实践履者，是中国近代史上以自己的行动突破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认真向西方学习而卓有成效的第一人，是19世纪60年代在中国勃然兴起的“洋务运动”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19世纪60年代，地方以曾国藩为首、中央以奕为首发起的洋务运动，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那就是“内忧外患”。“内忧”即太平天国运动，“外患”即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双重目的性——对内镇压农民革命，对外御侮自强。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化运动，其进步意义不可低估。
曾国藩是有名的实务家，他拥有救世的务实态度。这也是他筹办洋务的思想基础。近代中国，外患频仍，国难日深，凡有血性的中国人，无不心存忧患意识。林、魏如此，曾国藩也不例外。这种忧患意识，成为他筹办洋务的内在驱动力。
因为鸦片战争，曾国藩开始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有了最初步的认识。咸丰七年（1857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朝野有识人士才如梦初醒，认定国势已处于积弱之下，藩篱既撤，门户洞开，戈矛武器远不及外人枪炮的锋利。在疆吏之中，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始极力提倡自强运动。
李鸿章组织淮军，参与上海保卫战。新募淮军，一艘船用英国兵舰，由安庆运输经过南京，太平军却对它接连夹攻。上海之战、苏州之战，李鸿章所部原有英人戈登统带的常胜军“洋枪军”，与太平军作战，屡战屡胜，故有“常胜军”之誉。常胜军的洋枪洋炮，杀伤力大、射击力远，戈登以少击多，不在话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耳闻目睹这些事实，怎能没有奋发自强之念？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曾氏就形成了成熟的洋务思想。他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人，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
他主张“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着”。因此他十分重视“自强”，自强又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功夫。认为中国的落后，只是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的落后，他说：“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表里……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他又说：“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夷情有损于国体，师其智，有得轮船机器，（列强）仍可驯服。”“有此成物，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最终达到“庶几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御侮自强之目的。
曾国藩因为洋务运动而多次成为中国破记录的人，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前无古人”的。
一是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军械所，试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动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二是派容闳赴美国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进口的第一批机器；三是1865年同李鸿章共同筹设上海江南制造局，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使用机器的近代军用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四是1868年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传播西方科技知识；五是会同李鸿章奏请清廷选送一批幼童赴美国学习，这是中国最早派选出国的官费留学生。
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在刚夺取的安庆城内，设立了中国第一家生产近代化武器的军械所。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文正尝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遂邀雪村（徐寿的字）创建军械所于安庆。”安庆军械所吸引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徐寿和华蘅芳。不仅如此，军火生产引起“工作母机”的输入与仿造，进而逐渐形成机械工业，推动整个近代化的进程。曾氏后来派容闳出国采购“制器之器”，正是他从军火生产需要出发而迈出的近代化步伐。
军械所的重要成就是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并进一步造出小火轮，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徐寿父子、华蘅芳等人。他们凭借自己的数学物理知识，根据书上的一张轮机简图，和对在长江上游弋的外国轮船的观察，克服军械所设备简陋的重重困难，“潜心研究，造器制机，一切事宜，皆由手造，不假于外”，由华蘅芳负责计算，徐寿主持设计、建造，徐寿次子徐建寅“出奇思以佐之”，终于在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成功地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氏亲自观看了轮机试验的情况，他在日记中描述道：“窃喜洋人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不知矣厂在此基础上，华、徐等人又陆续完成了船体的设计和制造，于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初，造出我国第一只木壳小火轮，交水师蔡国祥营使用。”这年的十二月二十日，曾氏“出门至河下看蔡国祥新造之小火轮”，给它取名为“黄鹄”，曾氏登上轮船，行了八九里。他在日记中写道：“该船长二丈八九尺，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速度相当于每小时六公里，比人步行快不了多少。但这是光明的起点，曾氏要求“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只”。
当然，曾国藩的倡办洋务还主要是模仿，还未能脱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但他开办技术学校，设翻译馆传播西学，派出留学生等，为西方进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对于以后的民主、政治改革实在也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对于曾国藩倡办洋务、冀图自强的良苦用心，世人的看法却是褒贬不一的。曾国藩深知时局的艰难，凡事都谨慎小心，事无巨细。
曾国藩自谓不习洋务，前岁天津之事，论者于责望之余，加以诋议，曾国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辩。然其所持大纲，自不可易。薛福成在曾国藩去世后评论道：“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强之道，贵于寸铢积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术有三：曰制器，曰学校，曰操兵。故于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翻译洋学，未尝不反复致意，其他如操练洋船、演习军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为自强张本，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未尝一日忘也。”
洋务运动始终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推行者勤力躬行，少说实干，这无疑是一种进步。运动虽然最终还是以失败结尾了，但其与时俱进、学以致用的精神还是应该获得肯定和赞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