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做什么事情，没有良好的耐心都是不足成事的。遇到困难，或急躁或退缩或希望它凭空消失都不现实。只有持之以恒、坚忍不拔地进取，才能克服危难取得事业的成功。
屈心抑志，坚韧渡难
艰苦的磨炼铸就成功的品质。面对困境，一颗坚强的心比任何外界助力都有意义。
困难的形成多种多样，成功的因素也多种多样，在大致相同的情况或条件下，意志力的作用决定结局的成败，因为坚强的意志可以坚定必胜之心，将自己的实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苦到不能再苦、难到无法再难的时候，最需要的不是力气，更不是放弃，而是坚韧。
“坚韧”是两个极奥妙的字，“坚”可以理解为勇于进取、坚强不屈、坚定不移；“韧”即忍，可以理解为持之以恒、百折不挠、能伸能屈、不计荣辱。二者一刚一柔、一强一韧、一方一圆，合在一起，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理十分相合。一个人只要能坚能韧，就会无敌于天下。
曾国藩一生的成功，得益于坚韧二字，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设若曾国藩的意志与忍耐稍有不足，则其一生为失败之人，无疑也。
要想成就大业，恒心是必不可少的。恒，贵在坚持。无论遇到什么磨难，都不低头，而以“坚韧”面对。坚持得久一点，胜利就近一点。“坚韧”一次可以，“坚韧”一生却难。曾国藩正是一生“坚韧”，所以，最终成就了令后人敬仰的事业。他的身心虽然因此而备受煎熬，但也终有所值。
曾国藩一生的功绩不能算空前绝后，但也算是数一数二。他的成功和他终身所奉行的也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坚韧”是密不可分的。
曾国藩对坚韧的理解是：君子稳重而有威严，有坚强忍耐的性情，灾难面前毫不畏惧，刀架在脖子上就当作没看见。想立功德创伟业就必须要有“坚韧”之心，战场上有此心就会所向无敌，生活中有此心就会有所修为。对外无敌、对内有为才是厚德载物的境界。
1854年11月27日曾国藩在给他诸弟的信中说：我自从服官及办理军务，近几年来，心里常常有郁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亲大人指腹示于儿女们的样子说：“这里边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
曾国藩就是靠坚韧成就了他的事业。青少年时代靠坚韧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坚韧战胜了磨难。他懂得忍辱包羞、屈心抑志的道理才能安稳地渡过坎坷。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客寄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湘军将士虽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阶有的比他还高。这时，曾国藩要靠什么才可以在无奈的环境中生存？靠的就是坚韧。他在父亲去世，弃军回籍奔丧，激流勇退的情势下，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曾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有很多弱点，如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了。靠这种坚韧，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
曾国藩在江西的困境不只在于军事，更大的苦处是清廷一直对他不放心，怕他的力量太大。湖北巡抚之职宁给胡林翼，也不肯给他曾国藩，这使他率兵三四载一直处于孤立无援之境，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清政府不肯向他放权，使他在江西处处受到地方官的排挤和刁难。因为没有钦差之衔，地方官轻视他，他在江西用兵，军饷要江西地方出，地方官总认为他并非国家正规军，为湘军输饷是额外负担，因此不肯出饷。曾国藩军队缺饷，只能自己筹措，也受到地方官的抵制。他无能为力，只好向朋友求助，惨淡度日。在籍刑部侍郎黄赞汤曾捐助曾国藩八十余万两，使曾国藩感激万分，终身念念不忘。势力、人心、友情、困境太多东西在他心里纠结，使他在逆境中看清楚了官场和世事，做到人情冷暖心中自知。
樟树镇败后，湘军一支由塔齐布的旧部毕金科率领。毕骁勇异常，率部与太平军作战，凶悍无比。但毕军粮饷奇缺，军队常饿着肚子打仗。咸丰五年（1855年）底，地方官得到江西巡抚文俊的授意，竟以军饷做诱饵，逼迫毕金科进攻景德镇。景德镇是赣、皖、浙三省交通枢纽，太平军有重兵把守，堡垒坚固。毕金科只有千余湘军，又饥又疲，但是为了得到饷粮，不得不冒险进攻。结果，反复苦斗，直至全军覆没，毕金科也丧命于景德镇城下。曾国藩对此事耿耿于怀，直到四年以后，曾国藩率部攻陷景德镇，在毕金科战死之处立碑纪念，亲自为他撰写碑文，内容十分凄婉动人。其中有：“内畏媚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之句，说出了曾国藩在江西几年的困难处境。值此困难处境，曾国藩想：这到底是为什么？自己以一个回籍的文官，冲破重重阻碍创办湘军，在两湖、江西苦苦地战斗着，打赢了仗是别人的功劳，打败了仗，几乎受到全国人的唾弃。自己为国苦战，要权无权，要粮无粮，处处受到排挤、打击，好几次被逼自杀。思前想后，就感到越来越凄愤，以至于不想再过问世事。由于好友刘蓉等人的百般劝说，他才勉强坚持着。
祁门附近的羊栈岭失守以后，一场新的危机又逼近曾国藩和湘军祁门大营。太平军本来就已占据徽州，此时，黄文金部二万多名将士攻破建德，切断了祁门大营与皖北安庆等地的联系。而李世贤和刘官芳两部太平军正分别从东、北两个方向对祁门大营发动进攻。至1860年11月，曾国藩天天生活在四面楚歌之中，有时是一日数惊，有时是整夜不得一眠，真是度日如年。
幸好有部将鲍超等人的拼死救援，曾国藩才得以渡过险难。1861年4月，他移驻休宁。在这里，他又组织了八九千名湘军官兵对徽州城发动攻击，以期再占该城，疏通皖南至浙江的粮道。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是，湘军几次接战，又都均告失败。
在4月14日的日记中，他详细描述了自己焦虑的心情，大意是说：今天各营进攻徽州，我的心忐忑不安，多次登楼观望。到中午突然下起了大雨，心如火燎的更加不安了。傍晚接信知道各部都因雨而败，心中又忧又气。这场仗关系重大，若能拿下，则周围三县皆有粮饷接济，若拿不下，三县都保不住。夜里竟然着急得睡不着，口干舌燥。
并且，当曾国藩看到进攻久久不得战果，心中越发着急，而完全忘记了湘军多年来攻城作战的教训，一味盲目地下令官兵攻扑城墙时，被太平军瞧准时机，暗开城门，派出一队精兵出城劫营，湘军大败。
曾国藩带着残兵败将，狼狈地退回祁门。他悲观到了极点，吩咐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后事预做料理。伤心归伤心，他仍旧未忘记战略考虑，为了稳定军心，将湘军分兵于安庆和祁门。除了要表示信守他向朝廷所作的许诺，克尽他作为两江总督的职守，他还多次表示，自己驻守皖南，是为了吸引太平军的一部分兵力，以减轻湘军在皖北方面的压力。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他就自己驻守皖南与安庆会战的关系作了这样的预测：若皖南再坚持两三个月，则皖北、安庆有必克之理，大局有必转之机。他愿意用自己的苦守坚持、内心的反复伤痛换得战事的转机。
根据曾国藩的计划，牵制李秀成等部太平军于皖南，不仅可以减轻皖北主战场上湘军的压力，而且还能导致太平军两大主力之间的相互矛盾，使之相互仇杀。
直到1861年曾国藩才从祁门离开。曾国藩为安庆会战做了最大的投入。
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句话说得很好，问题恰好在于，也仅仅在于能否“再坚持一下”。能与不能，成功与失败有时相差只不过微乎其微，而成败就由此决定。只要意志稍差一点，则为失败的人无疑，此言对曾国藩来说，真是恰如其分。
现实生活中，因困难而放弃者大有人在，过后多悔恨。想让自己不再品尝后悔的滋味就要学会坚韧之道。也许会痛，但没有人不是在痛中学会坚强，获得成功的。
耐得千事烦，收得一心清
心烦意乱之时难做客观冷静之想，行事也会毫无章法，需静气凝神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麻烦谁都会遇到，但是耐烦却不是人人能做到。身在官场都会遇到许多烦事，还必须要处理许多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烦事还可以，处理两件烦事也还凑合，但三件或三件以上的烦事就耐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件小的麻烦还可以，一旦遇到大的麻烦就挺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了。
当官之所以烦人，就是因为麻烦事往往一件跟着一件，推也推不脱，躲也躲不掉，难得清静，难得自在，难得潇洒。为什么说“无官一身轻”呢？就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事情。
所以做官要修养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曾国藩所说“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他以为做官如此，带兵亦然。有一天，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曾国藩谆谆告诫弟弟说不要不耐烦，这样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方能安稳如山。可见，与人相处就先要懂得容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何况是人呢？什么人有什么德行，对志同道合者就真心结交；对膻腥奸诈之辈可以不予理睬，但也无须招惹。
他还说道：吴竹如教诲我说“耐”。我曾经说过：“做到了‘贞’，足够干一番事业了，而我所欠缺的，正是‘贞’。”竹如教给我一个“耐”字，其意是让我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贞”靠近。这一个字就足够我好好琢磨的了。
知道自己缺少什么的时候更应该知道自己如何去做。他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熟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这都是不可取的。”
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人士，他为了实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思想，总是用砥砺志气的话相互勉励。如：“自古圣贤立德，豪杰立功，成功还是不成功，一开始是难以预料的，只是日积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说的‘谁敢侮’，孟子所说的‘强为善’都是这个意思。”这里说的是人要自强。又如：“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平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会有一天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会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是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这里说的是人应当有恒。他又在给李元度的回信中说：“军事兴衰，全在于一两个人的志气，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阁下暗暗地进行激励吧。”
耐烦、自强、有恒，这三者看似无关实则有连。有恒之人必有耐烦之心，这也是自强的表现。除此之外，去私欲也是耐烦的表现之一。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说：
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急宠。所以说‘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养，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的人就属于这一类。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士怀惠。所以说‘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
曾国藩认为，修养自身的德行，该得就得，不该得也不强求。抑郁愁闷的时候更要养耐烦的性情，困难危机的时刻尚知道徐图自强。越是棘手的时候越能耐得其烦，心绪不乱。
正如他所说：“彼时颇怀郁郁，只此不耐烦之一念，遂至久无成效，至今歉然。阁下若遇棘手之际，请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鉴仆之失，或可了仆所不能了也。省三有过人之聪明，所虑者亦恐其棘手之际，或不耐烦。”
隐忍有道，终有所得
古人说，“行忍情性，然后能修”，“能忍则安，全身远祸”。克制忍让是低调做人的要义，也是超凡品性的集中体现。能抑制自己情绪和行为的人是内心坚韧的人，也是更能融于社会的人。
忍能表现一个人的肚量，突出—个人的修养；忍的同时，可以换来和气。另外，忍还可以减少损失或得到实惠。能不能做到“忍”是能否成大事的关键条件。曾国藩的“忍”功练得很好，在别人看来难以忍受的事情，他却能泰然处之，值得深思。
曾国藩曾说过：“第一贵忍辱耐烦，次则贵得人和。”人只有学会忍气才能静心，才会有出息。曾国藩深知其中的道理，且清代满汉有别，身为汉官的他在很多事情上都存有疑虑，时时警惕“功高震主”，而且以“忍”字当先。
曾国藩的“忍”保全、成就了一代“圣贤”之名，成为了“官场楷模”。他教育长子曾纪泽说：“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上下功夫。”
曾国藩也常提示自家兄弟：“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即家中偶遇横逆之来，亦当再三隐忍，勿与计较。”“兄在外年余，惟有‘忍气’二字日日长进。”在处理与沈葆桢的矛盾上，突出地体现了他的“忍气”二字。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将安庆攻下后，令湘军东下，并以两江总督身份保奏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曾国藩保奏沈葆桢也是有目的的，早在咸丰四年（1854年），为保江西安稳，他就派兵移驻该省。要想稳定军心，必须有军饷保障。曾国藩为此大伤脑筋，与当时的巡抚陈启迈发生激烈冲突。有了那次的教训后，曾国藩未雨绸缪，为解湘军军饷之难，保奏沈葆桢，使其倍加授安察使衔。
李秀成获悉湘军东进后，立即派兵入江西。沈葆桢见大敌逼近，迅速组建一支军队，并调请了好几支军队共同守卫江西。为保军饷，沈葆桢竟提出不再给湘军供给。在这之前，曾国荃所率湘军的军饷都是经朝廷批准由江西提供的，比如江西厘金、九江关洋税银等。此时，曾国荃部的湘军正驻扎在雨花台，形势非常危急，如果此时没有军饷，后果不堪设想。沈葆桢非但没有记挂曾国藩的恩情，于危难之际反而向曾国荃发难，这引起了曾国藩的愤怒。
曾国藩分析形势，论轻重缓急，当以雨花台为重。为解燃眉之急，曾国藩私下给九江关道蔡锦青写了封信，要他抽三万九江关洋税银给雨花台大营。在蔡锦青向南京运银时，被沈葆桢发现了，运银之事未成。
曾国藩虽心中有不平，但经过多方考虑后，没有参奏沈葆桢，而是上奏要求“引退”，沈葆桢随后也呈上折，欲辞去巡抚之位，回家赡养高堂。面对二人的奏请，清廷下旨将江西厘金对半分给曾国藩和沈葆桢，并从其他方面给湘军筹集军饷。因为曾国藩委曲求全，停止了两人之间的纷争。
曾国藩不仅能忍，他也很佩服能忍的人，并且很重视这样的人。
李续宾是湘军中一位非常勇敢的将领，曾国藩重视他，不仅在于他的勇敢，更看重的是他的“忍”功。他在给其子李光久的信中写道：“昔年令尊忠武公虽有不悦之人，从不形诸词色……愿足下力法家训，专从‘忍耐’字上用功。内则读书写字，令人起敬，外则忍气寡言，令人起慕……”
能忍之人必有过人之处。曾国藩的“忍”字功夫也是日积月累，官宦沉浮中锻炼出来的，行事谨慎，自减锋芒，这才是智者的保身之道。
勇敢面对，不退不缩
人生旅途中有明摆着的危险，但依然要不顾一切地勇往直前。困难，永远不是我们止步和退缩的理由。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事情，需要大智大勇和置生死于身外的信念。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信条。曾国藩不满绿营军的就是他们有功便抢，有难便逃。他的人生信条不允许他不忠，更不允许他逃避。
为实践其人生信条，他曾在戎马征战的沙场几次自杀。
1860年，曾国藩被困祁门时，身处绝境，即作书告诸弟，等于一篇遗嘱，大意为：看现在的情形，恐怕坚持不过今年了。我自从1853年冬天以来就早已经把身家性命献给了国家，愿死在沙场而不隐居山林，这是我的本愿。近年来在军中办事，也算尽心尽力无愧于天地了，死也瞑目了。
曾国藩几次自杀，表面上是他兵败后无颜见江东父老，内心里却要以死报国，以身全志。“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大丈夫就是要为忠于职守而献身。所以，曾国藩表示：“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犹不失为志士。”他还以袁简斋的一句诗勉励自己：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在沙场是善终。
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已经是有病在身。先是眼睛昏暗，视物如隔迷雾，接着是疼痛难忍，吃药针灸全无效用，不久右目全盲，左目仅余微光。后来又得了眩晕之症，耳鸣脑胀，日夜惶惶，无法办公，只得具疏请假，皇帝准假，下旨问疾，让他好好治病。然而天津突然发生教案，又把他推进风浪的漩涡中。接到去津门查办教案的谕旨之时，曾国藩正在病假之中。曾国藩这次病得很重，他自觉日薄西山，朝不虑夕，甚至连寿木都运到了保定。
明知凶多吉少，但不避祸害。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幕僚们“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至沓来”，多数人主张曾国藩不宜仓猝赴津。幕僚劝他以重病难以胜任，请朝廷另选别人。但曾国藩不肯疏辞，他说：大将不辞刀头死，岂能因祸福而避趋，还是决定要“力疾受命”。
对于处理津案的难度，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此次赴津不仅绝无办理成功之可言，而且极有可能使他十八年来历尽艰难困苦得来的声望毁于一旦，落得身败名裂、万人唾骂的下场。但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当时局势的紧迫性，案件涉及了七个国家，各国军舰环伺大沽口，中国再次面临着战争的威胁，而中国的老百姓激于义愤，正在使事情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如何既避免战争，又安抚好百姓，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曾国藩从不惧怕失败，但是一生功业名望付之东流，又被万人笑骂这样的失败，几乎是不能忍受的，但曾国藩有明知必败，却不避刀斧，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他临行前给他二子纪泽、纪鸿留下遗嘱数条，强调此事绝难措手，或一去无以再返，但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违效命之初誓。向他们交代后事，谆谆嘱托“以勤俭持德，以孝友持道”。逝后灵柩返南，谢绝一切，概不许收礼。所留奏稿、古文，绝不许刊刻流布等。
当曾国藩要来津审案之际，因为他早年所做《讨粤匪檄》中有反对洋教的论述，所以天津的官员士绅多把他看作是敢于反对“洋教”的官员，定能对此案作出公正裁决，为天津士民主持正义。在他行至天津城门前，早有众多官员、士绅及百姓，包括与案件有涉的人前来迎接，并拦轿鸣冤。曾国藩见大众对他犹如旱苗盼得甘雨，便下轿倾听。官绅们你言我语，把洋教士及教民如何欺压中国百姓，如何虐杀中国幼童，如何枪击中国官员等情况叙述一遍。甚至有人形象地叙述育婴堂如何迷拐幼儿、妇女，如何挖心入药，并说亲见幼儿尸身五脏被挖去。曾国藩的心中五味杂陈，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无措。
从自己的本心出发，他对洋教无好感。但是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吃了败仗，朝廷才被迫允许洋教来中国活动。天主教独尊上帝，不敬祖宗，不分男女，与自己心目中的礼仪伦常大相径庭，这是扰乱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异教。在他看来，洪秀全就是拿了这一套组织民众的。所以，他在讨伐“长毛”时，便是以捍卫中国纲常名教相号召，反对异教进入中国的。然而，这次自己面对的是传教得到中国皇帝允许的英、法、美、俄诸国。他们的军事力量远比中国强大，绝不能轻言与洋人开仗，上谕明文令他“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绝不是让他得罪各国，更不能把关系搞僵引起国际争端和武力冲突。
既然不能违背朝廷旨意而得罪外人，那么如何面对舆论的压力，如何向天津官绅市民交代，这就更加困难了。朝内外对天津教案异常重视，恭亲王奕、内阁学士宋晋、翰林院侍读学士袁保恒等人向朝廷上奏折，说天津反洋教是义举，对洋人应采取强硬态度，要求皇帝下旨讨伐洋人洋教，惩罚媚外的崇厚等官员。这些事情对于曾国藩的处境没有丝毫的帮助，反而加深了老百姓的义愤填膺，使局势变得更为棘手了。曾国藩知道自己这回真的进了死胡同。
现在，舆论认为崇厚卖国，而以为曾国藩会替天津人出口气，所以对他抱着希望，等着他来为受害的百姓说话，因而并未发生大的行动。一旦他有违众意，大家希望破灭，究竟会出现何等结果，他心中的确无数。但相反的情况，顺应民意也是很危险的，一旦引起洋人的武力进攻，后果不堪设想。
曾国藩心里明白，崇厚也不是省油的灯。可客观地分析，民众对于洋教的“恶行”也有夸大之处且无证可考。自己无论怎样做都不会有好的效果。不做“卖国贼”就可能成为战争的“点火者”，陷朝廷于危难之中。
天津教案不比其他教案，牵扯的国家众多，各国联合起来，对中国压力极大；而反洋教的群众面广，得罪了哪一方都不好交代。
曾国藩日思夜想，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看来这次天津之行绝无好结果了，要做民族英雄是不可能，恐怕是要成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汉奸卖国贼了。然而自己的一生名誉难道真的要毁在津门吗？难道就不能马上给太后、皇帝上书，历数洋人罪恶，力申民气可用，向洋人宣战吗？但是，如今不是道光朝廷，他也不是林则徐，主战派给太后、皇上留下了太深的教训，他们不会支持他在天津与洋人开战的，他即使想做被罢官的林则徐都没机会。举步维艰，左右为难。
结果，曾国藩坚持“委曲求全”的策略处理天津教案，引起国人的强烈义愤。当他决定把天津地方官交部严办及捕拿“凶手”以抵洋人之命的奏折传出之后，京津及各埠士人一片哗然，“卖国贼”的骂声随之腾起。他的亲友、同乡、同年都不相信曾国藩会如此软弱，等到证实之后都纷纷来信劝说、指责。京师虎坊桥长郡会馆、教子胡同湖南会馆等处由曾国藩所题的匾额被愤怒的士子们当众砸毁，并把凡有“曾国藩”之名者尽数刮掉，口吐、脚踏犹不解其恨。王闿运等名士、李鸿章等弟子、曾纪泽等亲属都恳切陈言，为曾国藩的做法感到惋惜，深虑此举将使其一世勋名而毁于众谤之中。对于一个功勋卓著的人来讲，这样的打击是致命的。
曾国藩本来就病得朝不保夕，这使他病上加病。他也不愿再多活一天，只求早死，催着儿子把棺材做好，以备不测。赵烈文、薛福成等人见曾国藩情绪极度低落，病情又日渐加重，都怕出意外，乃日夜守在他的床边，服侍劝慰。曾国藩心力憔悴，苦痛不堪，不再想多说话了。他后悔自己在“剿捻”无功之后，没有“退处深山”，重回两江之任和莅任直隶总督，落得晚节不保。
曾国藩回顾道光以来清廷“办洋务”的历史，无论是主战的林则徐还是主和的穆彰阿，到头来都没有好下场。仗打败了皇帝把责任推给林则徐；而国人斥骂《南京条约》屈辱卖国，皇帝又把卖国的罪名推给主张讲和签约的穆彰阿。自己受清政府委派处理天津教案，也是在替清政府去顶卖国贼的罪名。现在他的预料果然成了现实：当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公布后，国人不骂慈禧太后，却单骂曾国藩，他成了天下人眼中的千古罪人。清廷是幕后授意者，现在却一声不吭任曾国藩变成牺牲品。
后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在光绪四年（1878年）奉命做出使英法的外交大臣回答朝廷的问话时，慈禧太后以任劳任怨相勉励。曾纪泽答道：“臣从前读书读到‘事从君主能献其身’一句话，认为人臣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高境界。看近来时势，见中外交涉的事件，有时需把性命看在第二位，声名也要看得很轻，才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就像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的时候，就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后事，将性命不要了，等到了天津，又看事关重大，不是一死所能了结的，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那时京城的士大夫咒骂的人很多，臣父引咎自责。寄给朋友的信，常写有‘外惭清义，内疚神明’八个字，正是排除了声名，以顾全大局。其实，当时的事态，除了臣父曾国藩所办理的立场更没有别的力法。”把曾国藩牺牲名誉、忍辱负重的苦衷，充分地表达了出来，使慈禧说出了“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的话。事实上这种体恤显得很虚伪。人已死，再多的感叹也无济于事。
曾纪泽在光绪元年（1875年）出使俄国，改订以前使节所签的条约，给国家挽回了不少权利。他的外交手腕过人，举世共赞，足以为曾国藩争气。可见曾国藩生前对于子女的教育是正确而有意义的，他也的确做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由此可见，人一生中若遇到不可躲、人力所不能及的事情的时候，做与不做，结果非自己所能预测，就只能选择勇敢面对。要牢记：任何时候积极的心态都比消极的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