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成功的旅途中，世事变幻无常，机遇也是一闪而过。要想快速适应变化并从中捕捉成功的契机，就要有变通的思维和敏锐的观察力。事是死的人是活的，知变而善变就能获得成功。
治事与育人兼顾，方可乘势扩势
“乘”与“借”不是一种无为的表现，而是一种特殊的能力。
曾国藩并不是一个以军事见长的人物，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而是一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他的勃勃雄心要求他不仅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且要在学术文化上建立勋名。也可以说，他不仅要做事业的领袖，而且要做精神的领袖，要有更加远大的抱负。
早在京宦时期，曾国藩就认为绿营兵惰而骄，腐败已甚，不经过一番大力裁汰和痛加训练，是无法担负起镇压太平军的任务的。但因为汉官对满人的军队指手画脚实在不妥，所以他没有多言。
回到湖南后经过一段时期的观察和体验，曾国藩对绿营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认为造成绿营兵战斗力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调遣的方法不完善。他指出，当要调动兵马时，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几拨士兵分属于不同的将领管辖，组成一支的时候就出现了指挥混乱的局面。兵与将之间不是专属的关系，致使兵与兵没有默契，将与将也不合作。胜了就互相嫉妒，败了也不相互帮忙救济。曾国藩认为，用这种军队对付太平军，简直就是笑话。
所以他决心改制。对绿营军制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一是将“兵为国有”变为“兵为将有”，强化将官对部下的专统权。一是加强各级军官的权力，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士兵要绝对服从军官。另一方面是遵循募兵的地域原则和私人情谊至上的原则。曾国藩规定，湘军的招募，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
对于湘军内部的关系，曾国藩规定：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为了保持从大帅到下级军官的垂直指挥系统畅通，曾国藩规定，只看事职轻重，不管官位尊卑，即使士兵已保至提、镇大员，而营官仅为从九品，士卒也要绝对服从于营官。营官之于统领也是如此。这种军制，保障了湘军内部较强的凝聚力，使其战斗力要远胜过绿营。军权统一又分而有制，使得湘军的纪律和风貌都与众不同。
此外，还要加强湘军的平时军事训练，坚持从严要求，毫不松懈，他经常亲自到营中检查，丝毫不松懈。
曾国藩极为重视湘军的操练，认为这是保障其战斗力的根本。湘军的操练主要分为两项，技艺和阵法，刀矛枪炮训练有素，各种阵法也进退有道。
为了提高湘军士兵的作战能力，熟悉阵法，曾国藩详细制订了一套系统的课程，作为操练规则。拳、棒、刀、矛、钯、叉，一日未有间断，使湘军成为了一支有组织、有思想、有战斗力、有主义的军队，这跟曾国藩长期倡导和灌输有极大的关系。
曾国藩在《原才论》中，论述过育才之法，提出“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强调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他最恨官气，因此就摒弃官府排场，力禁部下迎送虚文；他最恨懒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而对部下僚属严格要求，耐心训导，训导劝勉之词甚多。
曾国藩赋予他的幕府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他认为幕府不仅是治事之所，也是培养人才的学校。自己既是行政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生童。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垫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谈得更为具体：“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这既是对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幕府的要求，可以说是他设立幕府的一项宗旨。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此意，自觉去做，还把它写成对联，贴在总督衙门的府县官厅上。
在他的幕府之中，既有纪律的约束，又有道德的说教，李鸿章深感“受益不尽”，获得不少学问及经济而又实用的东西。李鸿章后来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和我辈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堂课。”
古往今来，除了为数不多的雇佣军，或以抢掠为生的武装集团以物欲为诱饵外，一支大的部队在不忽视物质利益的前提下，通常总要有一个深入人心的明确的思想政治纲领作为团结的基础，才能长期奋战，这也是与乌合之众的本质区别之一。曾国藩深知其中道理。
因此，他很注重军队的思想引导。攻击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以“赫然奋怒，以卫吾道”为围剿太平天国的战旗。撇开双方政治上的是非不说，应该说这个纲领确实是维系湘淮军长期奋战的思想基础。
在思想建设中，曾国藩把培养部队以好胜之心为核心的士气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他说：“军事最贵气旺，必须有好胜之心，有凌人之气，酷羡英雄不朽之名，兼慕号令风雷之象，而后兴高众附，有进无退。”除此之外，还非常重视军官成就美名的教育，并采取措施，保护和鼓励士气。他的幕僚有这样的记录：“师论兵事，主胜负不在形而在气。有屡败而无伤，亦有一蹶而不振，气为之也。余出兵屡败，然总于未战之先，留一退步，故尚不至覆巢毁卵。”
此外，他还把维护部队的团结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他一再教育部将，认为：“一旦有失误，统将、营哨、士兵都有责任，大家应该同舟共济，以平和宽恕的心对待问题。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先从自己的过错开始反省。我们湘军之所以所向披靡，全是因为大家能彼此帮助。即使平日里少有怨气，上了战场也会彼此照顾。上午发生的口角，下午还会当作兄弟一般的援助。正是因为这样，湘淮军内部虽有矛盾，但团结对敌的大局却一直没有破裂。当‘剿捻’之战陷入困境之际，互相依赖。”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要发展要有强而有力的领导人，一个民族要振兴要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推及到一个人，就要明确得失，乘势扩势，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术有专攻，专致以求
时代的要求是不容背道而驰的。只有与时俱进、符合时代选择的人才能获得更好的个人发展。
与时俱进虽然是现在提倡的精神，但是古人早就有鲜活的事例证明它的必要性了。
曾国藩学习西方近代科技，虽力不从心，但所做之事都是千古未有之举，表现出了其超人的远见卓识，同时他办事脚踏实地的风格又使向西方学习的行动得以落实。其中效验，当时并未彰显，而是在几十年后才显现出来。
曾国藩对西方科技的探究，没有停在表面，而是追寻其中的文化精神，让人深感佩服。曾国藩说西方人的技艺所以妙绝，是因为他们每办一事，都集中精力，专注守一，越钻越深，因此逐渐达到极致。所以说他认识到了近代西方科学发展的根本规律。
西方的学科划分较早，所以较早拥有了不同的门类，进入了对不同的领域和对象进行钻研，以探求其中规律的阶段。以分类的方式来规范不同的学科范围，有助于集中精力，取得成果。曾国藩对此也持肯定态度。
在担任京官的青年时期，曾国藩就认识到术有专攻的道理，他把必须掌握、关系到治国安邦大计的学问归为十四类。在他的《绵绵穆穆斋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皆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表之以仁义，归之于易简。前世所袭谈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至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
尽管这种划分还不够科学完善，但却是当时最关键的知识技能，其范围涉及政治、军事、水利、财政、运输、税收、法律、地理等各个方面。曾国藩“自我更之”、“自我创之”的精神，正与现代科学的创新精神相契合。随着认识的深入，曾国藩日益认识到分类的重要性。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初四，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表明自己对科学分类的重视，并总结了分类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曾国藩对“专精”的认识并未局限在学科划分的表象上。对他而言，方法与精神更为重要。这也更是他推崇西方科技的主要目的。他认为，对知识专一的渴求精神是中国人所缺乏的，也正是当时的中国最急需的。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多的是企图综合的“通才”，缺乏专精一术的专家。儒家的教育本身就是一种“通才”教育，从修身到治家到治国，几乎各个方面都要涉猎，力图培养全面的素质。在入仕以后，一个儒家出身的知识分子变成了治国理政的官员，更要凡事都能拿得起。一个封建官员所掌管的职务，包括了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社会福利、学校教育，几乎各个方面。要想仕途通畅，在哪方面都要过关。这种“全才”的要求导致的结果就是“专才”被埋没、抹杀，受到歧视而无生存之地，整个社会也形成了一种“抑专”的风气。这就是封律时代缺乏专门人才的主要原因，也是科技落后的原因之一。
所以，曾国藩倡导把专精之道活用于行政中。曾国藩用人从不求全责备，他认为十全十美的人才是不存在的。他的原则是扬长避短，尽量发挥每个人的专长。所以，他手下吸收了大量的专门人才。最突出的是，他网罗了一些近代科学家。
经过曾国藩的教导，他的儿子便选了一条专精之路。曾纪鸿天分不高，又不够勤奋，在作八股文、写诗、练书法方面毫无所长。曾国藩曾对人说，他肯定考不中，因此引导他在自己擅长的方面发展。于是曾纪鸿选择了最感兴趣的数学，经过苦心钻研，终于成了一位数学家。《清史稿》将他专门列入《畴人传》中。《几何原理》由李善兰译成中文后，就是他作的序。
曾国藩对专精的提倡，给沉闷的传统社会注入了科学精神，从此，中国知识界开始踏上了近代科学的旅程。正因为不断随时变化，使得曾国藩由一个迂腐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转变为治繁理乱、再造“盛世”的豪杰，实现了由“内圣”而“外王”，由“修身”到“平天下”的重大跨越。
曾国藩明辨大势，在事关国家、个人命运的大事上，具有远见卓识，这是成大事者必备的素质。要想在某一领域有所创见，都需专致以求。但事物间往往都有联系，如果在不该专的地方专，或者过于专一，则会大大限制自己腾挪应变的余地。越是技能单一，在迅速发展的社会中便越是被动。因此，在专精与广博之间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由博返约、触类旁通，才更容易立足。这也是曾国藩谆谆告诫的。
所以说，时代要求专精的时候就要学会专精。时代的要求是不容背道而驰的。只有与时俱进、符合时代选择的人才能获得更好的个人发展。
褒机贬奸皆为道
人生之中不同阶段的心态发生变化是必然的，懂得利用变化改善自己的处境，提升自己的实力，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人生在世，不可能十年如一日地只过一种日子，只抱一种态度，这种守旧的观念是不可能获得人生成功的。适时的变化常是人生的分割点。
欧阳兆熊与曾国藩算得上挚友。多年间两人一直有密切交往，相互之间不能说不了解。因此，欧阳兆熊在一则笔记中说曾国藩“一生三变”，是就他书法、学问和为官三个方面都有三个阶段的不同而言。
单为官方面，说他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而经过丁父忧回籍之事再出，便“一以柔道行之”。
曾国藩居京期间，“格书”与“检身”一度做得如痴如狂，确实是按照程、朱理学笃言笃行，要成“内圣外王”之业，做个“天地完人”。
至于说他出山办理“团练”军务后又变而为申韩，也非虚枉。所谓申韩，是战国时申不害和韩非两人的合称，他俩都是法家，主刑名之学。曾国藩出山办团练兵后确是执严刑峻法的。他曾以团练大臣的身份令各地团练头子直接捕杀或向上捆送“会匪”、“莠民”，嫌地方官署对所捕“匪类”惩办不力，自行设立“审案局”，对“案犯”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最轻也要“鞭之千百”，几个月间所杀害的人不下数百，因此落了个“曾剃头”、“曾屠户”的骂称。
及至丁父忧回籍之后再出，曾国藩便“一以柔道行之”，确实又是一大变化了。曾国藩的出山是在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他没有真的在籍守孝三年，只在家待了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这是他表面悠闲内心却很繁杂的日子。朝廷顺水推舟地允准曾国藩在家守制，曾国藩“欲进故退”的计策落空，这真使他哑巴吃黄莲，有苦无处言。
曾国藩既负亡父之哀痛，又为朝廷所“婉弃”，再加外间之非议，百不遂意，忧郁难解，竟得“不寐”（失眠）之症。在家人面前一向沉稳严肃的他，这时也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常因一些不值得的小事就谩骂诸弟，甚至怒斥弟妇，性情显得反常地粗暴起来。他真的表现出了一种病态。
欧阳兆熊建议他改刚为柔，这样才会防止被人忌恨攻讦，从中解脱出来。这可真是对症下药，曾国藩回忆练兵领兵这数年来的经历，反思自己策略手段上的得失，决意改弦更张，奉行“柔道”。
在再次出山问题上，他即显出了乖巧。咸丰八年（1858年）上半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进攻浙江，军情比较紧急。与曾国藩有着深挚的同党之谊的湖北巡抚胡林翼，便乘机奏请让曾国藩出山援浙。这时，曾国藩有台阶就下，痛快地应命，还真赢得了皇帝的表扬。认为曾国藩能爽快地答应，奉命出征足以表明其对国家、对朝廷的关心，是忠勇可嘉的人。
曾国藩再次出山后，仍是以“剿贼”为己任，对太平军自然是抱不共戴天的敌对态度。但在处理官场内部关系方面，确实有了很大改变，与前判若两人。就拿与左宗棠的关系来说吧，本来是针尖对麦芒的两个人，即使见面也不见得会开口，在此次出山路过省城长沙时，却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请左宗棠为他书写篆联，实际上是隐示自己“守雌”让步的态度，两人之间迅速改善了关系。不仅是对左宗棠，在与非湘人同党人物关系的处理上，曾国藩也同样有着明显的策略改变。
欧阳兆熊把曾国藩的此番变化看作他终能成就“伟业”的重要条件。每个人都应该在不断地变化中改进自己。曾国藩自己也对官场交际之策的这番调整非常看重，颇有得意之感。
在当年十二月间的一封家书中，他就表示自己往年在官场中到处与人不和，没少遇到羁绊，这次改变之后觉得与人相处变得舒心和容易多了。以后多年间，他也时常以此作为经验来告诫家人。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他给当时已任湖北巡抚的国荃弟写信，就说了这么一段话：
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咸丰七年、八年）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然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愤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时曾国荃在官场上人际关系很僵，处境困难，心情不好，又赶上寓所发生火灾怀疑是有人故意报复，几多烦心事情相加，心中不免郁闷。曾国藩写信告诫他不能胡想乱猜，免得节外生枝，要平心静气，泰然处之。接着，就现身说法地道出上述一通经验之谈。既要接受以往自负的教训，不要过高地自视，要多检讨自己的不足，多见别人的是处，又要做到“不怨不尤”，但这又绝不是说要自暴自弃，甘拜下风，这只是一种策略手段。他明确概括出“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的原则，并提出一种以柔包刚、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以退促进的策略手段。
可见，与风风火火相比，曾国藩更欣赏忍中有志的精神。或者说，曾国藩所说的“机巧”，就是一种以笃实做包装的奸诈。就是在曾国藩丁父忧家居期间，他写给当时带兵在外的国荃弟的信中这样说：
吾自信亦笃实一路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需要将笃实复还，万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
这不是以去机巧返笃实来告诫乃弟吗？里边还能有假？其实，世事多有“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妙境，有时候，真假虚实连当事人自己也蒙在鼓里呢！就在写这封信的十天之后，曾国藩又给曾国荃写有一信，其中这样说道：
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无文饰以将之，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礼》所称无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弟在外办事亦随时斟酌也。
这分明又是说处事不能徒凭真意，还必须讲文饰，不然就会“到处行不动”，这当然也是他忧居大悟前非的结论。那么，“文饰”与“机巧”之间不会是泾渭分明的两种意境吧？说穿了，经丁巳、戊午的忧居反省，曾国藩是较前变得圆滑、机巧和世故些了，深深悟得了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奥妙。
曾国藩的三变并不奇怪，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既然不能离开官场，那就必须以改变自己来适应官场环境。尽管他本来打心里厌恶并试图在行动上对抗官场的某些弊习，但屡撞南墙，头上碰了一个又一个的包，疼而抚之，便要寻觅通路。
可见，人生之中的变化是必然的，会因为个人的思想感悟、经历顺逆而有不同。无论是变好还是变坏都是有因可寻的。成功人士懂得利用变化改善自己的处境，提升自己的实力。这同时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火候不到，不动声色
过多的算计会聪明反被聪明误，但是一点不算计又会被人算计。想做到不欺人也不被人欺就要学会掌握方式和火候，择时而动。
收复金陵之后，曾氏兄弟的声望，可说是如日中天。曾国藩被封为一等侯爵，世袭罔替；曾国荃一等伯爵。所有湘军大小将领有功人员，莫不论功封赏，上至侯伯，下至省、抚、提、镇无一不有。湘军人物居督抚地位的便有十人，长江流域的水师，全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曾国藩所保奏的人物，无不如奏除授。
此时的曾国藩却在家信中透出“不为天下先”的识见。他写道：“天下事焉能尽如人意？古来成大事者，半是天缘凑泊，半是勉强迁就。”
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天于大名，吝之惜之，千靡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弟前岁初进金陵，余屡信多危悚敬戒之辞，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强求。今少荃二年以来屡立奇功，肃清全苏，吾兄弟名望虽减，尚不致身败名裂，便是家门之福。老师虽久而朝廷无贬辞，大局无他变，即是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养身却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
谆谆慎守者但有二语，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而已。福不多享，故总以俭字为主，少用仆婢，少花银钱，自然惜福矣；势不多使，则少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亦无怕者，自然悠久矣。
余斟酌再三，非开缺不能回籍。平日则嫌其骤，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国藩在别人满心欢喜的时候还能保持自己冷静辩证的心态，实属不易。
曾国藩避祸的第二个重要举措便是裁撤湘军。裁军启念之机，当在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金陵合围之后，盖已胜利在望，此时已可开始思考善后问题。曾国藩在二月初二日致曾国荃信中，确已透露，曾国荃则表示速裁全裁，亦与当时郁愤之心情有关，在曾国藩家书中皆可察见二人裁军意图与构想。金陵克复之后，曾国荃坚辞任官，申请回籍休养，所部必须裁撤乃自然之理。只是曾国荃先期回智，而裁军之事，则留与曾国藩经理。
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还有一个比反湘军派力量更大的运动，就是湘军造反运动。反湘军派除弹劾外，又由军机处命令曾国藩，呈报历年经费开支账目。这等于要湘军的命。打了十多年烂仗，你们不发军饷，由我募捐抽厘，拼拼凑凑才勉强开支过去。湘军将领听到这一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决心造反。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麟、鲍超四人，召开了玄武湖会议，决议一致反清，肃清君侧。此举被曾国藩及时制止。曾国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毅然裁兵，这也是一个原因。
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绝对是高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五百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裁兵费早已筹妥了。
裁兵经费筹妥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莅临。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十六日攻下南京，取得胜利，七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二万五千人，随后亦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这也是强人毕生大事之一。
曾国藩的另一高明之处就在于有理有节。对于裁军他很心疼，但是该裁还是要裁的，至于裁的数量，足以打消朝廷的疑虑就可以了。最高的估计，大概裁去二分之一，约三万人左右，剩下来未裁的还有三万人。这三万人，一部分由曾国荃统率。所以说，实际上并未大裁特裁，清廷如果逼得太急了，曾国藩的手下有的是兵，要蛮干，大家蛮干，要曾国藩做年羹尧，他是不干的。
据说后来曾国藩与李鸿章谈及裁军这件事时，颇为后悔，他自认自己顾虑太多，湘军攻战十几年之久，金陵克捷后，慑于各种压力，竟至于解散了亲手建立的军队，自毁长城，寒了将帅的心，实际上等于自杀。湘军众将飘如秋叶，而自己也成了剪翼之鸟，以致“剿捻”无功，备受挫辱。幸赖李鸿章所建淮军，攻灭了捻军，成就了大事。他让李鸿章切记自己的教训，当今八旗、绿营再不可恃，保太后、皇上之安，卫神州华夏之固，全仗淮军。今后，淮军有被议论的那一天，千万不要像老师那样，畏首畏尾，只可加强，不可削弱。乱世之中，手里的军队切不可放松，于家于国都是如此。
曾国藩远祸的第三个举措，便是顺应清政府的想法，自己故意制造湘军内部将领之间不和的假象，藉此减少清王朝对自己的猜疑。
由此可见，过多的算计会聪明反被聪明误，但是一点不算计又会被人算计。想做到不欺人也不被人欺就要学会掌握方式和火候，择时而动。
把握关系，借梯登高
一个人成大事，先有出类拔萃的才能还不行，还必须要拥有一个施展才能的平台，这样他才可能把才力充分发挥出来。
俗话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人是社会中的人，一旦结成牢固的利益关系，就会痛痒相关，荣辱与共。
攻占南京，平定太平天国前后，是曾国藩权势鼎盛之时。这期间湘军集团头目多掌实权，出任督抚等职。有的是曾国藩奏保的，有的虽未经他直接奏保，但他造成一种形势，使清廷非委任湘军头目不可。一向与曾国藩不睦的人，曾国藩借助朝廷的力量去除之。在经济情况好的省安排集团内部人员去任职，以保障集团的最大利益。
当时比较有名的湘军代表人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都有不止一个人保荐。湘军势力庞大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战功赫赫确实让人佩服。他们有的出任总督，有的出任巡抚，并多次受到委任，实力越来越大。
正因如此，全国的势力分布形势也变得一目了然。长江中、下游的四川、贵州及其以东各省，珠江流域都为湘军集团势力范围。广东完全由湘军所控制，广西也为湘军集团所控制。相形之下，湘军集团在黄河流域则大为逊色，只控制陕西、河南、山东，直隶四省，且控制的深度和广度也远不及长江中下游各省。与此同时，湘军集团的督抚，又利用掌握的地方政权，大肆搜括税收，筹集军饷，扩充部队，从而使湘军实力急剧增长。位至督抚的湘军集团头目，也深知战争时期，身在战区，或靠近战区，军事上不能自立，不仅不能保位，甚至身家性命也危险，因而也热衷于招募新营，成立新军。
朝廷内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金字塔，顶上是曾国藩为统帅，下面是各督抚依次排开，他们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利益共同体。朝廷有大的兴革和动作前定要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也是约定俗成的惯例。如果朝廷治罪一人，则很可能掀起大波澜，曾国藩的“局”做得太大，以致他自己也说：长江三千里江面，船只都得张挂他的旗帜，否则就不能放行。
除了多年旧部可以联盟互助以外，曾国藩还沿用广纳贤士的办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如刘蓉。
刘蓉是曾国藩的老乡，是诸生出身，年少时，就曾同曾国藩、罗泽南一起讲求程朱理学。稍长，与曾国藩共读于湘乡涟滨书院。随后，又与曾国藩、郭嵩焘同在长沙切磋学术，关系极为密切，三人曾换帖订交。他同曾国藩的气质尤为相近，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据郭嵩焘在引临终枕上诗记述说：“乃见曾刘岁丙，笑谈都与圣贤邻。”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做官京城之后，还常常与刘蓉书信往返，反复讨论学术上的问题。曾国藩承认，自己学业的进步，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
1852年，曾国藩丁母忧在籍守制之时，清廷命他帮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出山，又是在好友刘蓉和郭嵩焘的反复劝说之下才毁弃前疏，出面视事。在此之前，刘蓉曾致书曾国藩说：“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如果仅以“托文采以庇身”，则有华无实，舍本求末，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作为一个文人士子，应以“救于治乱”为己任，以“以身殉国”为最终目的。在曾国藩应命出山之际，刘、郭二人也应其请出而助一臂之力，但与曾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传任事，不求保举”。曾国藩对刘、郭二人的人生情趣非常钦佩，至交之情有时超过兄弟之情。刘蓉后来将自己的诗文辑录成册，取名为《养晦堂诗文集》，请曾国藩写篇序跋之类的文字。曾国藩欣然应允，其中明确指出：“吾友刘君孟蓉，湛然而严恭，守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曾国藩在这里对刘蓉的道德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
可见，要想成就一番大的事业，我们一方面要自强不息，注意培养才干，但更重要的是学会“结网”，善于把握各种关系，借梯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