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飘逝的歌谣
32848600000009

第9章 乡村婆媳

火炉中的碳火,在熊熊燃烧,屋内萦绕着一股暖气。窗外的雪花,将大地染得一片银白。眼看就要过年了,各家各户的门楣上,都贴上了春联。可我们家,却丝毫没有春节应有的气氛和祥和。我和父亲,忙活大半天烧的一锅红烧肉,在桌子上冒着热气,却无人动筷。母亲板着脸,坐在椅子上纳鞋垫。奶奶靠在火炉旁,烘烤被雨淋湿的黄胶鞋。我们这一家人,永远都无法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哪怕在岁末这样团圆的日子,也不例外。

在我们家,母亲是一个世界,奶奶是一个世界——同一个屋檐下,却生活着两家人。这场婆媳之战,持续很多年了,我们都拿她们没办法。她俩是一对冤家,一碰面,就像仇人相遇,四只眼睛,同时射出针一样的目光。谁一旦开口,就斗嘴,打舌战。两张嘴巴,唾沫飞溅,谁也不怕谁,谁也不服谁。母亲说:“我每天累死累活,支撑这个家,你不但不帮忙,还整天在灶神菩萨面前诅咒我。自从我跨进你们家门那天起,你就没把我当人看。”“随便你怎么冤枉我,我也不怕。我老了,该你们伺候。要是看不惯,干脆买包耗子药,把我毒死。”奶奶反击道。父亲坐在桌旁,抽烟,一脸愁容。见母亲和奶奶越吵越凶,他把烟杆一甩,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吼道:“吵,吵,吵,把这个家吵败就好了。”又指着母亲骂道:“你把嘴闭上,会臭吗?”母亲哭了,很委屈,很伤心。边哭边说:“你们娘俩合伙欺负我,我本来就是多余的,不如死了算了。”当着奶奶的面,父亲只能指责母亲,顾全奶奶的颜面。奶奶听父亲如此说,感觉有儿子撑腰,更加理直气壮了,提高嗓门道:“都说养儿防老,我怕是没这个福气了。等天亮,我就出去讨口,要是饿死或摔死了,看人家耻笑谁?”。

我坐在父亲旁边,心痛得难受,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奶奶和母亲,这两个苦难的女人,都是我血脉的源头。在我心中,她们宛如一架天平的两端,无论我的情感向哪一边倾斜,都会造成伤害。我不知道安慰谁,该如何消除她们心中的仇恨。在此之前,我做过很多的努力。背着母亲,劝说奶奶;背着奶奶,劝说母亲。但我的所有努力,最终都是徒劳的。她们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是性格差异这么简单。

奶奶已年过花甲,身体虽无大碍,但人一上了年纪,多少有些小病小患。况且,她双手不便,四根指头皆无法伸直。据说是年轻时患痛风落下的。自我爷爷去世后,她便一个人生活,自己煮饭吃。生活没有规律,饱一顿,饿一顿。父亲提出让她跟我们一起过,她横竖不愿意,性格倔强得很。她说:“我还没老到走不动路的时候。”直到前年冬天,她去后山的岩洞背柴,天下着小雨,路滑,连人带柴从土坎上滚了下去,摔伤了腰。卧床一月,无法动弹。康复后,才跟着我们一起生活。

奶奶脾气不好,她一直认为爷爷病逝,我父母应负主要责任。她怪他们没能力,无钱带爷爷去县里最好的医院治病,才导致其活活被病痛折磨死。父亲对奶奶的埋怨,不说好,也不说坏。默默忍受着,实在心里憋得慌,就偷偷跑到爷爷的坟前,烧一扎纸,上一炷香,磕几个头,流一场泪。把内心的痛苦,以及对爷爷的愧疚,统统释放出来。

父亲是个残疾人。六岁那年,他上坡割草,被一条毒蛇咬伤右手。因无钱上医院治伤,爷爷只好叫个草药郎中来为父亲消毒。由于郎中医不得法,又延误治疗时间,父亲的右手出现浮肿,腐烂了,且毒素正在向手臂转移。不得已,爷爷拿来一把锯子,将父亲的三根手指锯掉了。自此,父亲开始了他的艰难人生。为求生存,他学会用左手吃饭,左手劈柴,左手写字,左手插秧……后来,爷爷见父亲体质羸弱,手又残废,怕他往后衣食有虞,遭人欺辱,就替他找了一个乡村医生,拜师学医。于是,我父亲便成了一名赤脚医生。母亲当年嫁给父亲,就是见父亲有门不失业的手艺,人又老实,憨厚,才跟了他。经过父母多年苦拼苦熬,节衣缩食,家中总算有了点积蓄。母亲又从别处借来资金,为父亲开了家药店,我们家的生活状况,才逐渐有了起色。

能吃饱饭了,一家人不再为油、盐犯愁。奶奶也觉得,现在是该她享清福的时候了。吃靠我父母;穿也靠我父母。她一有点伤风感冒,父亲就马上给她抓药,西药不见效,就改吃中药。母亲总是将药熬好,送到奶奶手里,或者亲自喂她。奶奶想吃肉,母亲就煮肉;想吃鱼,父亲就买鱼。只要市场上能够买到的东西,父母都尽量买来满足奶奶的口福。平时,奶奶也帮母亲干点轻便的活,比如烧火,喂鸡等,婆媳关系处得倒也融洽。越到后来,奶奶不是喊头疼,就是喊腿痛。吃药,不见好;输液,不凑效。轻巧的活儿,也不干了。每天坐在家中,等母亲做饭给她吃。要是遇农忙或抢收,母亲赶活路,开饭晚了,奶奶就喊饿。责怪母亲没把她照顾好,故意收拾她,说是报复。母亲生气,有段时间,果真没怎么理睬奶奶。煮一顿饭,当两顿吃,中午不开火。奶奶就只能吃冷饭。母亲早上出去干活,太阳落山才收工,婆媳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奶奶逢人就说:“我媳妇虐待我,不给我饭吃。”父亲早上去药店,晚上才回来,中午都在店里吃饭。只要他一回家,奶奶就哄嘴,说母亲不让她吃饭,饿了她一天。父亲一听,怒火中烧,就去质问母亲。不是吵嘴,就是打架,搞得一家人鸡犬不宁。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在县城里一所学校教书,一个月才回家一次。一到家,母亲就向我诉苦,眼泪汪汪的。奶奶也喊着我说:“孙儿啊,我造孽哟,活受罪。”她们各说各有理,仿佛我是一个法官,争着向我申诉自己的遭遇。面对两颗贫苦的人的心,我的眼里,藏满痛苦的泪水。

母亲自杀过两次。

一次是跟奶奶吵架后,我出嫁的三个姑姑,跑回来找母亲讨说法。三个姑姑,又凶又恶,不问青红皂白,就对母亲一通拳脚。扯的扯,咬的咬,抓的抓。那天,母亲的衣裤,被撕得稀烂;脸也被抓得鲜血淋淋。三个姑姑,看到母亲趴在地上,已无还手之力,连哭都哭不出声了,才停了手脚。且趾高气昂地破口大骂:“娼妇,以为我们出嫁了,老太婆就好欺负吗?有本事,你拿菜刀将她砍死,看五雷轰不轰你。”末了,还不服气,非要拖着母亲去公社告状。幸亏父亲及时赶到,才阻止了姊妹们的行为。父亲看到母亲一身是血,说:“你们太过分了。”话刚出口,姑姑们就劈头盖脸对父亲一番训斥:“连自己的婆娘都管不住,任她欺负咱妈,要是爹还在……”边说边假惺惺地放声大哭起来,父亲便不再开口。母亲还趴在地上,站不起来,脸上满是悲愤和绝望。当天夜里,她去牛圈,解下牛鼻孔上的纤索,拴在院坝边的柿子树上,把头挂了上去。要不是父亲起来小解,发现及时,母亲怕早就断了气,走在黄泉路上了。

第二次是母亲确已厌倦了生活,觉得活着没意思。繁重的农业劳动,加上家庭的长期不和睦,使得她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倍受折磨。一天黄昏,她去后山割草,靠在山凹处的一个土坎上,用割草刀划断了手腕静脉,恰巧被干活回家的村人发现,经抢救,才活了过来。要是父亲不懂医术,母亲此次恐怕也在劫难逃。她在割腕之前,大概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地上落满了被她掐断的草节,身旁的泥块,也被捏碎。她割的一背篼草,还放在田坎上。流下的一大滩血,把青草都染红了,比落霞的颜色还要浓。

父亲的药店,开在离家三公里外的码头上。码头上停满了船只,船是当地八个村的人出入的必备交通工具。因我家乡地处丘陵,山高,路险。山脚被一条河流环绕,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房屋大多坐落在半山腰上,闭塞,简陋,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父亲每天都要翻越三公里山路,再坐船去药店。有时,过往船只少,要在岸边等上个把钟头,才能渡河。无论天晴,还是下雨,天刚亮,父亲就朝药店赶。若去晚了,加上等船,到药店,就快到中午了。特别是冬天,昼短夜长,八点钟,还不见天明,父亲只好打着手电筒赶路。整个冬天,他的两只耳朵,都长冻疮。手上也长,脚上也长,全是被寒霜给冻的。

自从母亲出了两次事后,我们都十分小心,怕家里再遭变故。父亲再也不那么早赶去药店了,傍晚也早早地关了门回家,把更多的时间挤出来关心母亲。我也每个周末,都往家里跑。学校实行的月假制,一个月,才放一次假。且我又是班主任,班上事情多,早晚还要负责指导学生上自习。按规定,行课期间,是不能离校的。好在,我跟几个同事关系好,私下调了课,由他们给我打掩护,我才得以抽身回家。因交通不便,我回一次家,至少得一天半。来匆匆,去也匆匆。每次回去,都不忘给母亲和奶奶买点吃的东西,我一直没放弃调解她们之间关系的努力。我一到家,母亲愁苦的脸上,总会露出笑容。话也比平时多起来,问这问那,我成了她的一个心灵安慰,一个支撑她继续活下去的信念。看到家中一切正常,我悬着的心,才算踏实。后来,我不假离校的事,被校方发觉了,遭到严厉的处分,我回家的次数,不得不减少了。但我的心,仍然牵挂着家里,牵挂着母亲,牵挂着奶奶,牵挂着父亲。每晚上完夜自习,安顿学生入睡后,一个人躺在寝室的床上,辗转不眠。好不容易闭上眼,奶奶和母亲的影子,就会闯入我的梦中,吵。摔。砸。打。哭。醒来,枕头湿了大片。

姑姑们的鲁莽行为,并未使奶奶和母亲之间的仇恨得到缓解,相反,却愈加深重。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实际上,却暗流汹涌。她们打冷战,十天半月不说一句话。各活各的。母亲每顿煮好饭,就上坡干活去了。出发时,用两个瓷盅,盛满饭和菜,再拿个瓶子,装一瓶开水,就是一天的伙食。剩余的饭菜,都给奶奶留着。老年人,喜欢热闹,喜欢随时有人陪她摆龙门阵。母亲上坡去了,奶奶一人在家,一会儿唠叨鸡,一会骂骂狗。见到路上有过路的人,就主动打声招呼,希望别人跟她说句话。实在见不到人,就自言自语。说着说着,又开始诅咒起母亲来,她坐在灶门前,骂母亲歹毒,不赡养老人。她说:“灶神菩萨,你是明理的哈,这个烂妇人,把我糟蹋够了。老子到了阴曹地府,也不会放过她。”恰好这时母亲从坡上回来,听到奶奶的诅咒,火气一下就窜到了嗓门:“死老婆子,当面你诅咒我,背后你还诅咒我,你要是现在死了,连打阴井的人都没得。”双方一交上战,家中又是硝烟弥漫。

父亲总是两头受气,里外不是人。很快,姑姑们又跑来我家,一通乱骂过后,把奶奶接走了。姑姑们指着父亲的鼻子说:“你当哥哥的不养老人,我们当女儿的养,让你两口子过伸展日子。”可两个月不到,姑姑们就将奶奶送了回来。自接走奶奶那天起,她们之间也开始闹矛盾,嫌有老人在身边,麻烦。她们也有一大家人要吃饭,要劳动。况且,几个姑爷都不喜欢奶奶的脾气,说:“吃得做不得的老太婆了,嘴壳子还又硬又臭。”奶奶一到哪家,哪家就不得安宁。姑姑们将奶奶送回来时,气愤地说:“老人本来就该由儿和媳妇养,我们凭啥子操这份闲心。就是死,也应该死在当儿的床上。”

母亲的确很苦。家里的一切农活,均由她一人承担。栽秧割谷,翻田耕地;养猪放羊,挑粪挖苕……样样都干,比一般的男劳动力还拼命。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家中事务,基本没管。药店又属小本经营,挣得的钱,只够家里称盐买肥,维持日常开销。穷人的希望,都寄托在土地上。土地,是穷人的命根。母亲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才成天累死累活,与土地抗争,与命运抗争。要不是母亲,父亲的药店开不起来;要不是母亲,我也上不起学;要不是母亲,更不会有我们这个家。父亲是感激母亲的,知道自己干农活不行,虽然有门手艺,却不能养家,只是让自己这一生免除了皮肉之苦而已。母亲更是理解父亲,知道他的手有残疾,一般的活儿,都不让他干。一个人,咬紧牙巴,默默地把一个家扛在肩上。

为我们这个家,母亲流干了泪,受尽屈辱。别人都知道父亲是个残疾人,瞧他不起。那几年,我们刚分家,穷得揭不开锅。母亲想喂猪,养羊,发展副业,改变贫穷的面貌,可没有本钱实行计划。她低三下四地向村里人借钱,挨家挨户地敲门,下跪。人家理都不理,怕我们还不起。一见母亲,就赶紧关上门,扣得死死的,像见了瘟神一样。有一年除夕,我想吃麦粑,可家里没有面粉。荒年,本来收成就差。母亲从地里收割回来的几十斤麦子,早就被她背去集镇换成了钱,买回来一只羊羔。我嚷着要吃粑,母亲先是劝,说等羊长大了,就有麦粑吃了,还是带肉馅的。我知道母亲的话是骗人的。边嚷边哭,非要吃粑。母亲说:“今天太晚了,等明天吧,明天我一定做粑给你吃。”我哭得更凶,吃不到麦粑,就不睡觉。母亲发怒了,顺手一耳光煽在我脸上,我痛得哇哇大哭。脸上火烧火燎般的疼,像被刀子割了一层皮。母亲愣愣地看着我,全身都在颤抖。良久,她伸出手,想抚摸我的脸,被我一下挡了回去。然后,我钻进被窝,伤心地睡了。等到母亲把我叫醒的时候,已是半夜。她手里端着一碗麦粑,说:“吃吧,吃了再睡,刚起锅,还是热的。”我不知道那碗麦粑是从哪里来的。后来,我才听父亲说,那晚,母亲为了向别人讨要一碗面粉,足足跪了两个时辰。两只膝盖,都磨穿了。连续几天,走路都走不稳。

不久,我爷爷去世了。爷爷生前,为修房子,向乡信用社贷了一笔款。信用社的人得知爷爷死讯,三天两头跑来家里催债,并强行要求父母还钱。说父债子还,天经地义。父亲站出来理论,被收债的人打得鼻青脸肿,还把母亲买回的那头羊羔牵走了。父母悲痛欲绝,最终苦熬了三年,才将贷款还清。

从那时起,母亲就对奶奶有了看法。他认为,我们家庭的磨难,有一半应归咎于爷爷奶奶。仇恨的种子,就这样种下了。这是由爱而生的恨。

我教书的学校对面,是一个广场。每天晚饭后,都聚集着一群老太太和中年妇女,她们在那里跳健身舞,练太极拳。我只要看到她们那闲适的身影,心里既羡慕,又酸楚。我想:要是我的母亲和奶奶,也能像那些城市里的妇女一样,每天都抽出时间,娱乐一下自己的身心,该有多好。可这种想法是虚妄的,像黑夜一样盛大,像海水一样不着边际。尽管,我母亲和奶奶是女人,城市里广场上跳舞的也是女人。但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乡村和城市是不一样的,人的命运是不一样的。当城市里的妇女们,在璀璨的灯火中释放自己的激情和快乐时;我的母亲和奶奶,却在漆黑的夜幕下,释放自己的悲伤和泪水。

有些事情,就是这么难以说清。我母亲和奶奶之间的仇恨,今生注定是无法解除的了——也是任何人都解除不了的。她们的仇恨,是伴随乡村一起成长的。乡村越贫穷,她们的仇恨就越要命。其实,我的母亲很善良,奶奶也很善良。她们彼此的愿想也都没有错——奶奶老了,渴望后辈孝敬自己,这无可指责。母亲作为一个妇女,独自承担着家庭超负荷的劳动,渴望有人帮助自己减轻负担,这也无可厚非,且是人最为本能的愿望。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她们这点最低限度的希求,落空了。不但未能给她们幸福,反而使其陷入了困境。在乡村,只要人活着,还有口气,就得跟命运抗争,自己照顾自己,自己拯救自己,直到某一天,自己把自己交给死神,才能获得真正的宁静。

我无法调和母亲和奶奶之间的仇恨,正如我无法丈量乡村和城市之间的距离。我父亲也不能够,他那灵魂深处的苦痛,跟沉默的土地一样深重和宏大。我们惟一能做的,也许只有承受。

奶奶和母亲,这两个命运多舛的女人,像我多灾多难的故乡一样,将是我一辈子的伤和痛。每当我为她们之间的矛盾而痛苦时,我都会这样暗自发问:妈,奶奶,要是人真的有来世,下辈子,你们能和睦相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