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堂药店从开业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以经营“闻药”起家，其招牌“避瘟散”虽然只是一种小药，却在中国医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清朝乾隆末年，在北京前门外长巷头条有一家坐西朝东的小药铺，主要经营人们喜欢的闻药，它就是长春堂老店的前身，创始人是孙振兰。
孙振兰，本是山东人，是一位游方郎中。他来到北京行医卖药后，生意不错，积攒了一些钱财，后来就在前门外长巷头条开起了一家小药铺，以谋求长远发展。孙振兰信奉道教，据说，他非常崇拜号称“长春神仙”的邱处机道士，所以给小药铺取名“长春堂”。孙振兰擅长制闻药。闻药，是一种极细的粉末，由鼻孔吸入体内，能达到清身、健体、治病的效果，原料以桑叶、薄荷、桔梗等中草药为主，烘干碾碎，再加少量麝香、冰片混合而成。他很会经营，生意就越做越好，临终前把这一基业传给儿子孙学奎。孙学奎继续出售闻药，分紫、黄、绿、白四种，生意兴隆，名声渐渐传播开来。然而，使“长春堂”真正名扬四海的人是孙家第三代传人孙三明。
孙三明生于1863年，结婚后不久便在房山县顾册娘娘庙受戒，做了火居道士，蓄发留鬏，穿道袍，行道礼，常住在自己修建的长春观里，因此，人们往往不叫他本名，而称他孙道士。孙三明从1888年开始经营长春堂。他对长春堂最大的贡献就是“避瘟散”。
20世纪初，日本将大批日货倾销到中国，在孙三明眼里，最突出的要算清凉闻药“宝丹”和祛暑药“仁丹”了。孙三明对此十分厌恶，同时也感觉到了生存的危机。他开始思考，自己的闻药之所以卖不过日本的，是因为自家的药有欠缺，自己应该在改进闻药质量上下大工夫了。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不惜成本，苦心研究，还请教当时在北京日本川田医院工作的华人药师蔡希良先生，请他帮助研制。又经过多次的试验，他们将冰片、麝香、甘油等多种药物陆续加入，反复调配，最后终于达到理想的效果，于是“避瘟散”诞生了。
“避瘟散”上市后，很快以质优、价廉、适应症广而占领了市场。质优，是因为“避瘟散”的配方里有檀香、木香、白芷、姜黄、朱砂、冰片、薄荷香、干松等，高档一级的还要加上麝香。价廉，是因为“避瘟散”虽然有很对名贵药材在里面，却相当便宜，几个铜板就买一盒。这对于那些有病看不起，也买不起大字号名药的老百姓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而且，“避瘟散”在用法上既可闻，又可冲服，携带方便。有恙冲服，无病作闻药来解闷防疾，特别是它的祛暑避秽作用经过不断改进与完善，已大大优于日本的防暑药“宝丹”，因此“避瘟散”很快获得大众的欢迎，以至于当时的北京城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三伏天，您别慌，快买闻药长春堂，抹进鼻里通肺腑，消暑祛火保安康。”
1926年，孙三明去世了。去世前，他没有将长春堂交给娇生惯养、不善经营的儿子，而是交给了精明的内侄张子余，显现了他的职业道德感。张子余也是一名火居道士，白云观出家，脑子活，善经营。他在原有的基础上将长春堂的事业推向了巅峰。然而，“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了北平。日本人想方设法压榨长春堂，先是限制避瘟散向各省市邮寄，接着又将张子余绑架，迫使长春堂以200两黄金为其赎身。此后，长春堂不慎失火，不仅自己的多年经营毁于一旦，而且还因殃及别人而赔偿了大笔的钱财。之后，又遭到国民党的勒索。长春堂在这些沉重打击下一蹶不振了。直到解放后，长春店才重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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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堂特别的广告宣传
长春堂的“避瘟散”上市后，在包装上也做了重大改进。孙三明将自己蓄留须、身着道袍的形象印制在包装纸和包装袋上，包装上面的他双手端抱着太极八图，太极图中的
符换成了“长春堂太上避瘟散”几个醒目大字。
长春堂到了张子余这一代，也没有忽略广告的效应。自接手长春堂后，张子余改装道士服，一幅仙风道骨的模样。有时候，他会乘坐八抬大轿，率领职员，浩浩荡荡来到前门大街。一路之上，前面有锣鼓做前导，吸引了过往的行人；后面的职员则免费大量发放避瘟散，宣传其功效。这使长春堂的名与药都得到了广泛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