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是曲子词的简称，就是歌词的意思，是一种配合音乐用以歌唱的诗体。“词”作为这种诗体的专称，是比较后起的。在唐代，这种新诗体被称为“曲子词”。后来发展过程中，又有了诗余，乐府，长短句等等别名。归纳起来，这许多名称主要是分别说明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及其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形式特征。
曲子词的发展
隋唐时期新兴起的民歌称“曲子”，其中包括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民歌，后来乐工也模仿创作曲子。如今，仅敦煌发现的曲子歌词就有五百多首，涉及的调名有七八十种。曲子词的句式为长短不等的句式，即杂言。从曲式结构来看，曲子词有单曲，也有多段的大曲。从演唱方式来看，曲子词已经逐渐脱离原始朴素的民歌形态，加入了唱和等形式。在音乐的表达上，同一曲牌常常可以抒写不同的内容。因此，这种能包容各种内容，又便于记忆和流传的特别格式，后来流布很广，而且一直延续到现代。
曲子虽然有创作的成分，但多数是为较为固定的曲子填写歌词的。为乐曲填写歌词恐怕历史比较久远，到汉乐府以后，这方法已经常被采用了，只是一直带有随机性，并不能成其为一个专门门类。隋唐以后，情形有了变化，随着社会政治的变革，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音乐开始从王公贵族的豪门深院走向庶民社会，这就使得一般民众取得了较多的享有音乐的权利，而为曲子填词正是适应这一社会需求的很好选择。当时，为曲子填词者五花八门，有工匠、乐工、歌伎。也有文人，僧人和贵族。从歌词来看，其内容包括军役、爱情、婚姻等当时生活的方方面面。
宋代曲子词
宋代的曲子词从艺术风格上，大致分为豪放派与婉约派。豪放派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婉约派则以柳永、李清照、姜夔等为代表。宋人对于这两种风格曾经有过一个十分有趣的描述。据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载：有一次，苏轼问一位擅长歌唱的幕士，自己的词和柳永的词相对比有什么差别，那位幕士答得十分巧妙，他说：“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这则故事，形象贴切地表明了两种不同词风的对比。
柳永作为婉约派的代表，多写慢词与长调。为了适应音乐的重复与变化，慢词长调一般分为上下两阙。为了使音乐形式和文学内容巧妙地结合起来，柳永多采用上阙烘托背景，下阕书法感情的结构，使得情感和音乐相交织，产生了极佳的艺术效果。这种曲子词适合慢板低吟，婉转缠绵，曲意不尽，如《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沈沈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生动地描绘出了一幅依依惜别的图景。
与婉约词的的缠绵悱恻不同，豪放派的词则充满了一派英雄豪情。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表达了一种环视古今的壮士轻快，充满了豪情与豪气。
从音乐的角度来看，婉约派更注重词曲的配合，因而十分讲究格律曲调，而豪放派则更加注重词本身的抒情写意功能，因此，不太注重曲谱。这也对于后来词逐渐脱离音乐，成为只读不唱的文学形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延伸阅读
敦煌曲子词
20世纪初，大量五代写本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又称千佛洞）发现。随之问世的唐五代民间词曲震惊了音乐界。它们是千年词史的椎轮大，内容广泛，形式活泼，风格繁富，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反映了词兴起于民间时的原始形态。敦煌词的辑本，有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词集》，饶宗颐的《敦煌曲》，任二北的《敦煌歌辞总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