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要讨论怎样才能赢得并保持国人爱戴的方法。但在此之前，我必须先说几句开场白。
谁不知道命运之神具有赐福和降祸这种双重的强大力量呢？当我们得到命运之神的助佑，一帆风顺时，我们就能平安地到达目的港；当我们命运不济，遇到狂风恶浪时，我们就会翻船或触礁。命运之神的确会带来各种不太常见的灾祸，这些灾祸首先是起因于没有生命的自然——飓风、暴风雨、海难、灾变、火灾等；其次是起因于野兽——踢、咬和袭击等。但我已经说过，这些灾祸是比较罕见的。但是，我一方面想到军队的覆没、将军的阵亡、民众的愤恨，以及常常因此而导致的忠良之臣被放逐、被革职或逃亡；另一方面，我也想到成功，文武官员的荣誉，以及胜利——尽管所有这一切都含有机运的因素，但不论好坏，如果没有国人的影响和合作，它们是不可能发生的。
对命运的影响作了这番说明之后，我就可以着手解释怎样才能赢得国人的爱戴，使得他们心甘情愿地与我们合作，共同效力于国事了。如果有人觉得讨论这一点的篇幅过于冗长，那不妨把它的长度与这一论题的重要性作一比较。也许，通过这么一比，他们甚至会觉得它太短了呢！
每当人们给予一个同胞任何东西以提高其地位或威信时，他们可能不外乎出于以下几种动机中的任何一种：（1）可能出于善意，当他们因为某种原因而喜欢他时；（2）可能出于尊敬，如果他们敬仰他的人品并认为他应当平步青云的话；（3）他们可能信任他，并认为他们这样做对自己有利；或者，（4）他们可能害怕他的权势；（5）相反，他们可能希望得到某种赏赐——例如，君主或民众领袖赠予礼金；（6）他们可能为答应给回报或酬金的许诺所动。我承认，最后一种是所有动机中最卑鄙、最利欲熏心的动机，无论是那些为这种许诺所动的人，还是那些冒险使用这种许诺的人，都是可耻的。因为，本应靠优点来获得的东西却企图靠金钱来获得，那就很糟糕。但是，由于求助于这种支持有时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必须解释一下应当怎样利用这种支持。但我首先必须讨论那些与优点关系比较密切的品质。
同样，人们服从他人的权势也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1）善意；（2）感恩；（3）由于对方的社会地位显赫，或希望服从能为自己带来好处；（4）怕自己将来受迫只好服从；（5）希望能得到礼金，或为慷慨的允诺所诱惑；或者，最后，（6）可能是被钱收买了，这在我们国家是常见的。
但是，在所有这些动机中，没有比“爱”更适合于产生并牢牢地保持影响力的了，没有比“怕”更不利于达到这个目标的了。恩尼乌斯说得好：
人们怕谁，也就恨谁。人们恨谁
也就巴不得看到谁完蛋。
如果以前人们不知道的话，那么我们最近已发现，无论多大的权势都禁不住众人的怨恨。那个暴君43的凶死（国家曾在武力的威迫下忍受他的独裁统治，而且，虽然他死了，国家仍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恭顺地服从于他）就说明了众怨所归的恶果。其他所有独裁者的类似命运也给我们以同样的教训，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能逃得过惨死的下场。因为，使人畏惧是一种保持权力的拙劣手段。相反，赢得人们的爱戴才是保证权力永不旁落的可靠办法。
不过，那些靠武力使人臣服的人当然不得不使用严酷的手段。比如说，主人对待奴隶，当其他任何方法都不能制驭奴隶时，主人就只好使用暴力了。但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谁要是处心积虑地使自己处于让人惧怕的地位，那他就是世界上头号大疯子。因为，法律绝不可能这样容易为个人的权力所制服，自由精神绝不可能这样容易被个人的权势所吓倒，它们迟早会在无声的公众情绪中，或在选举国家重要官员的无记名投票中，显示出自己的威力。一度受到压制而后又重新获得的自由，比从未经历艰难的自由更强劲牢固。因此，让我们采取这样一种策略（这种策略能赢得每个人的好感，它不仅是保证安全而且也是获得或保持权势的最有效的方法）——不让人家惧怕，而让人家爱戴。这样，无论是在私生活还是在公共生活中，我们都会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
此外，那些希望被人怕的人必定也害怕那些受他们威胁的人。譬如，就拿大狄奥尼西乌斯来说，他简直受尽了恐惧的折磨。由于害怕理发师的剃刀，他只好用一块烧红了的煤来烧断自己的头发。我们不妨再来看看费雷的亚历山大，他是以什么样的心境度日的呢？我们从史料中得悉，他很爱他的妻子忒琵，但是，每当他从宴会厅出来到她房间去时，他总是叫一个蛮族侍卫——据记载，此人也像色雷斯人一样，身上刺有花纹——拿着一把出鞘的剑，走在前面，为他开路。而且，他还常常派他的一些贴身保镖先行去窥探夫人的箱奁，查看她的衣柜里是否藏有凶器。多么不幸的人啊！竟然认为一个蛮人，一个身上打着烙印的奴隶比自己的妻子更可信！不过，他也没有看错。因为，他最终还是死在他妻子的手里，因为她怀疑他另有所爱。
的确，任何势力，不管如何强大，如果它依靠于恐惧的压力，那就不可能持久。就拿法拉里斯来说，他以凶狠毒辣过人而臭名昭著。他最后不是被谋杀的，也不是被几个阴谋家杀害的，而是阿格里根都姆的全体人民一同起来反抗他，把他杀死的。
另外，马其顿人不是曾背弃德墨特里乌斯而一起投奔皮勒斯了吗？还有，当斯巴达人对其盟国专横地实行霸权主义时，这些盟国实际上不都也曾背弃了他们，对他们在琉克特拉战役中的失败作壁上观，坐视不救吗？
在这方面，我喜欢举外国而不是我们本国历史上的事例来说明。但是，让我再补充几句：因为罗马帝国过去曾以服务而非欺压为立国之本，所以，进行战争只是为了盟国的利益或维护我们的最高地位。各种宽厚的行为或某种只限于必要的严酷程度就表明了我们战争的目的。元老院是各国国王、部落和民族的避风港，我们的地方行政官和将领的最大抱负就是公正而又体面地保卫我们的行省和盟国。因此，把我们的政府称作世界的保护者可能比称作世界的统治者更确切。
甚至在苏拉执政时期以前，我们就已经开始逐渐改变这种政策以及执行这种政策的各种做法，但自从苏拉取得了胜利之后，我们便完全背弃了这一政策。因为从那时起，人们似乎已不再把欺压盟国看作是错误的，不再认为施以如此野蛮的暴行是违背罗马公民的意志的了。因此，就拿苏拉来说，非正义的胜利玷污了正义的事业。因为当他竖起他的矛44，在市场上拍卖爱国者、富人以及至少也是罗马公民的那些人的财产时，他居然厚颜无耻地宣称“他是在拍卖他的战利品”。在他之后，又出现了一个为了邪恶的事业而对胜利作更可耻的利用的人45，因为他不但没收公民的私人财产，而且还对所有的行省和国家普遍地进行烧杀掳掠。
因此，当外族被镇压或遭受劫难后，我们看到，在凯旋的游行队伍中有人扛着一个马赛的模型，以此向世界证明那里的人民已经失去了优越的地位。我们曾看到人们庆祝攻克某个城市的胜利，还可以举出其他许多我们蹂躏盟国的例子，尽管世界上没有比这种事情更可耻的了。所以，我们应当受到惩罚。因为，如果我们不是姑息许多罪行，而是对它们严加惩处，苏拉也就不会这样肆无忌惮了。他的财产只是为少数几个人所继承，而他的野心却传给了许多恶棍。只要恶棍们还记得那支沾染着血的矛，并希望有朝一日再次看到那种矛，内战的诱因就不会消失。普布利乌斯·苏拉曾挥舞过那支矛（当时他的亲属任独裁官），36年后他又像当年一样，毫不胆怯地挥舞起一支更加邪恶的矛。另外还有一个苏拉，他在卢西乌斯·苏拉统治时期只是一个文书，在普布利乌斯·苏拉统治时期却成了市财务官。由此可见，如果提供这样的报偿，内战将永无终结之日。
所以在罗马，只是那些城墙仍然矗立着——甚至这些城墙恐怕迟早也会被毁——而我们的共和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现在还是让我们言归正传：就是在我们宁愿被人怕而不愿被人爱时，所有这些不幸全都落在了我们头上。如果说罗马人民46由于其不义和暴虐可能会遭到这种报应，那么作为普通百姓的个人应该指望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明白，亲善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恐惧的力量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我们接下去应当讨论，用什么方法最容易赢得与我们所企求的荣誉和信任连在一起的爱戴。
但人们对爱戴的需要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因为每个人必然根据自己的职业来决定自己是必须赢得多数人的爱戴呢，还是只要得到几个人的爱戴就够了。因此，让我们把以下这一点确定为首要而且绝不可少的基本原则：至少得有几个尊重我们、爱慕我们的挚友。因为在这一方面，伟人和普通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们几乎同样都需要培植友谊。
也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样需要政治上的荣誉、名望和国人的善意。不过，如果一个人得到了这些荣誉，它们就会给他以多方面的帮助，尤其是有助于他结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