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希罗多德告诉我们的，不仅是米底人，而且我们自己的祖先也都是拥立德高望重者为王，以便使人们能享受到公正的待遇。因为，当孤弱无助的群众受强梁欺压时，他们就求助于某个以美德著称的人。他为了保护弱者不受伤害，建立公平的环境，使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享有同等的权利。制定宪法的理由与拥立德高望重者为王的理由是相同的。因为人们始终在求索的就是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因为凡是权利，就应当人人共享，否则就不能算是权利。如果人们能通过某个公正善良者之手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就心满意足了。但要是他们没有这样的好运，那就只好制定法律，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
因此，以下这一点是很显然的：国家通常都是选择那些在人民心目中德高望重、公正廉洁的人作为其统治者。如果除公正之外，他们还被认为有智慧，那么人们就会认为，他们在这种人的领导下没有办不到的事情。所以，应当想尽一切办法培养和坚持公正，这既是为了公正本身（因为否则的话，它就不是公正），也是为了提高个人的声誉。
但是，像人们不仅有办法弄到钱，而且还有办法用它去投资，以便得到更多的钱来支付不断出现的花销——不仅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且还为了使生活过得更加舒适——一样，人们必然也有办法赢得和利用荣誉。不过，苏格拉底说得好：“获得荣誉最容易的办法——也可以说是一条捷径——就是力求成为自己希望被人们认为的那种人。”因为任何人，如果他认为自己能用伪装、虚假的表现、伪善的言辞和外表赢得持久的荣誉，那就大错特错了。真正的荣誉，根深叶茂。而一切伪装有如纤弱的花朵，开不了多久就会凋谢，任何虚假的东西都是不可能持久的。有许多事例都可以证实以上这两个断言，但为了简省篇幅，我只举一个家族为例：只要人们还记得罗马，普布利乌斯的儿子提比略·格拉古就会受到人们的尊敬。但他的那些儿子却相反，活着的时候为爱国者所鄙弃，死了以后则被人们看作是即便被谋杀也是罪有应得的那种人。
所以，任何一个人，如果他想要赢得真正的荣誉，就必须履行公正所要求的那些责任。至于它们是什么，我在前一卷里已经说过了。
但是，尽管问题的实质是，我们实际上就是我们希望被人们认为的那种人，但还是可以制定某些规则，以便使我们能够极其容易地获得我们所是的那种人的声誉。因为，如果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就有不负盛名的责任，不管这种盛名是仰仗其父亲的声望得到的（亲爱的马尔库斯，我认为你就是这样的幸运儿），还是靠某个机遇或某种运气得到的，那么，大家的眼睛都会注视着他，审察他的生活和人品。他有如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的一言一行全都不可能保密。另一方面，那些出身微贱、早年不为世人所知的人，一旦到了懂事的年龄，就应当树立远大的理想，并且锲而不舍地努力去实现这一理想。他们这样做时必须要有较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因为人生的这一时期习惯于得到宠爱而不是遭到反对。
所以，我首先建议年轻人，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去从军，设法在军旅生活中赢得荣誉。在我们的祖先中，许多人就是作为军人而出人头地的。因为那时战争几乎连绵不断。但是你很不幸，你的青年时代偏偏遇上了这样一场战争——一方罪恶累累，另一方却屡屡失败。不过，在这场战争中庞培还是让你指挥一个骑兵中队。你由于骑术高超，投矛准确，并且能经受住军旅生活中的一切艰苦的考验，赢得了这位伟人和全军将士的赞誉。但是共和政体瓦解了，你的这点荣誉也就付诸东流了。
不过，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不是你个人的经历，而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因此，让我们再接着讨论下去。
所以，就像在其他一切事情上脑力劳动比纯粹的手工劳动重要得多一样，我们用才智和理性努力达到的那些目的，比起靠体力努力达到的那些目的来，能为我们赢得更高层次的感激之情。因此，最能使年轻人赢得普遍尊敬的优点莫过于克己与孝悌。其次，年轻人若要赢得人们的赞誉，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经常同著名的智者和爱国的公共事务顾问在一起。如果他们经常与这种人交往，公众就会料想：既然他们自己选这种人为楷模，他们也会像这种人一样。普布利乌斯·鲁庇利乌斯青年时代常去普布利乌斯·穆丘斯家，这有助于他赢得品性正直和具有法学家才能的声誉。然而，卢西乌斯·克拉苏则不然，他虽然只是一个青年，却不求助于任何人，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在那次才华横溢的、著名的指控51中为自己赢得了演说家的美名。在这种岁数，其他年轻人往往还只是在学校里学习演讲术，以教学练习中良好的表现博得人们的称赞，而罗马的德谟斯梯尼一卢西乌斯·克拉苏却已经在法庭上证明自己是一位演讲大师了。尽管那样，他可能还是要在家里孜孜不倦地研究演讲术。
讲话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交谈，另一种是演说。毫无疑问，在这两种讲话中，这种辩论的能力（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雄辩术）对于赢得荣誉尤为重要。然而，和蔼可亲、谦诚有礼的交谈对于赢得爱慕所起的作用，则是难以估量的。例如，我们读过腓力写给亚历山大、安提帕特写给卡山得（Cassander）、安提戈努斯写给小腓力的信。据说，这些信的作者是三位历史上最聪明的人。在这些信中，他们教导自己的儿子要以温蔼的言辞赢得民众的爱慕，以感人的演说保持其士兵的忠诚。但在群众大会的辩论中所发表的演讲常常能同时打动许多人的心，因为善辩且有见识的演讲者必然受人崇敬，他的听众必然会认为他比其他所有的人都聪慧明达。而且，如果他的演讲还既庄重又温和，尤其是一个年轻人具有这些品质，那么他就会受到无以复加的崇敬。
但是，尽管有许多场合都需要口才，尽管我国有许多年轻人因其在法庭上、群众大会上或元老院中的演说而赢得了荣誉，其中最令人赞叹的还是法庭上的演说。
法庭上的演说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起诉，另一种是辩护。虽然辩护方若获胜更令人敬佩，但起诉方常常也能赢得美誉。我刚才提到的克拉苏就是一个例子。马可·安东尼在青年时代也获得过同样的成功。起诉曾使普布利乌斯·苏尔皮西乌斯的口才受到世人的关注和称赞，当时他指控盖乌斯·诺巴努斯——一个煽动叛乱的危险分子。但是这种事情52不应当常干——实际上，绝不应当干，除非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像上面提到的那种情况），或为了雪冤（例如，像卢库卢斯兄弟所做的那样），或为了保护地方百姓（像我从前为保护西西里人所做的，或尤利乌斯为萨丁尼亚人的利益而起诉阿尔布西乌斯时所做的那样）。卢西乌斯·富菲乌斯弹劾曼尼乌斯·阿奎利乌斯，同样也干得很出色。所以，这种事情一辈子做一次也就够了，切不可常做。但是，假如国家需要某个人经常性地从事起诉工作，那他就应该把它当作为国效劳的事情去做，因为经常起诉国家的敌人并不是丢人的事。然而即便如此，也应当有个限度。因为对一个又一个的人提出起诉，要求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种事情似乎得由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或更确切地说，得由一个几乎不近人情的人来做。听任别人把自己叫作“起诉者”，这不仅会给起诉者本人带来很大的危险，而且也有损于他的名声。马尔库斯·布鲁图斯后来之所以名声不佳，就是因为这个绰号造成的，尽管他出自名门，父亲是一个著名的民法权威。
此外，还得谨慎地遵守下面的责任规则：绝不对一个可能是无辜的人提出控告，要求剥夺其公民权。因为那样做必然会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罪的人。因为难道还有比用“自然”为保护我们的同胞而赋予我们的辩才来诋毁好人更邪恶的吗？虽然我们绝不应当指控无辜，但是我们对于有时为罪犯进行辩护，不必有什么顾忌，只要他不是腐败透顶，臭名昭著，十恶不赦。因为，人们希望有人替这种人辩护。这种做法已为习惯所认可，并且也符合人道。法官在审案时始终应当力求弄清事实真相，辩护人有时即使并不完全在理，也应当坚持那种似是而非的论点，尽管我不应当冒昧地说这种话，尤其是在讨论道德的论文里更不能这么说，除非那位最严谨的斯多葛派学者帕奈提奥斯也持这种看法。因此，为被告辩护也极有可能给辩护律师带来荣誉和名望，特别是当他为一个似乎受某个有权有势者欺压的被告提供帮助时，更是如此。我曾做过很多次这样的事情，特别是在我年轻时。有一次为阿迈利亚的塞克斯图斯·罗西乌斯辩护，当时对方的后台是有权有势的独裁者卢西乌斯·苏拉。我的这篇辩护词已经发表，这你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