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阐述了年轻人为赢得荣誉应尽的道德责任。接下去我要谈论的是仁慈和慷慨。表示善意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服务，一种是送钱。后者比较容易，特别是对于有钱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但是前者则更高尚、可贵，更适合于坚强而杰出的人。因为，虽然两者都要有一种慷慨助人的心愿，但一种是提取自己的存款，另一种是付出个人的精力。财物的施舍会使慷慨的源泉枯竭。因此，慷慨反被慷慨误：因为一个人资助的人数越多，他所剩的能资助的财物就越少。但是如果人们在服务方面——即尽自己的能力，努力为他人提供帮助——表现出慷慨和仁慈，那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好处：第一，他们帮助的人越多，帮助他们行善的人就会越多；第二，由于养成了助人的习惯，他们为公众做起好事来可以说会做得更加周到，更加熟练。
腓力在一封信中严厉地指责他的儿子亚历山大试图用送钱的方法来博得马其顿人的好感。他说：“究竟是什么使你抱有这样一种希望——你用钱贿买了这些人，他们就会对你俯首帖耳？难道你要使马其顿人把你看作是他们的财务管理员和伙食提供者，而不是看作是他们的君王？”
“财务管理员和伙食提供者”这两个称谓用得好，因为这对于一个王子来说是很可耻的。腓力还把送钱说成是“贿买”。“贿买”53这个词用得更好，因为这些收受者越来越堕落，而且变得更加贪婪，老想纳贿。
虽然这是腓力教训他儿子的话，但我们大家都应当将它铭记在心，引以为鉴。
因此，存在于个人的服务和努力之中的那种慷慨更可敬，其适用的范围更广，而且能使更多的人受益。那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我们有时也应该送钱，这种慷慨也不要完全杜绝。我们应当经常接济那些值得帮助的穷人，但做这种事情也必须慎重和适度。因为许多人54就是由于乱施舍而将其祖上留下来的产业挥霍殆尽。如果一个人在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时采取杀鸡取卵的方法，即做过以后就没有能力再做了，那么，还有什么比这更愚蠢的呢？另外，滥施舍也会导致劫掠，55因为当人们由于滥施舍而开始生计窘迫时，他们就只好去掠夺他人的财产。所以，如果人们施惠的目的是为了博得好感，那么他们这样做是得不偿失的——他们从馈赠对象那里所得到的爱戴还抵偿不了那些遭受他们掠夺的人对他们的仇恨。因此，一个人的钱袋既不应当捂得太紧，当该慷慨解囊时也—毛不拔，也不应当放得太松，什么人都可以从里面掏钱。慷慨要有限度，应该量力而行。总而言之，我们应当记住人们常说的一句俗语：“施舍无止境。”因为那些习惯于接受施舍的人总是想不劳而获，经常不断地得到施舍，而那些过去没有这种习惯的人，受他们的影响也希望得到同样的施舍，因此对于这些人，施舍怎么会有止境呢？
一般说来，慷慨施舍的人有两种：一种是胡施乱舍，另一种是仗义疏财。前者是指这样一种人，他们浪掷金钱于宴请公众、广济普施、角斗表演、奢华的游戏、野兽的格斗等等——这些浮华的事情只能使人们保留短暂的回忆，有的甚至事过则忘。而后者则是指这样一种人，他们慷慨解囊，从强盗手里赎回被劫持的人质，或者替朋友还债，为他们的女儿置办嫁妆，帮助他们获得或增加财产。因此，我不知道狄奥夫拉斯图斯在写《论财富》一书时究竟在想些什么。该书大部分内容是不错的，但他长篇大论地称赞群众游戏的豪华设施，并且认为把钱用在这上面是财富最高尚的特权，则是荒谬的。在我看来，财富所行使的那种仗义疏财的特权却要高尚和实在得多，关于仗义疏财，我已经举过几个例子了。
亚里士多德指责我们对那种为博得群众的好感而肆意挥霍钱财的行径视若无睹，他的话说得更加真切和中肯。他说：“假如一个城市被围，城里的人需要付一块金币才能得到一品脱水，那么起先我们似乎会觉得难以置信，惊讶万分。但是他们考虑了以后，迫于需要，还是愿意付出这块金币。然而，我们对于那种奢靡无度、大肆挥霍的行径却不以为怪。而且，这种挥霍既不是为了解决急需，也无助于提高挥霍者的威望，而群众的满足也只是短暂的，瞬息即逝。得到这种快乐的也只是那些最轻薄的人，而且即使在这些人身上，满足一旦消逝，对于那种快乐的回忆也就终止了。”他的结论也是很精辟的：“这类娱乐只能取悦儿童、愚妇、奴隶和有奴性的自由人，一个头脑严谨、在权衡这种事情时具有正确判断力的人是绝不可能赞成这类娱乐的。”
但是我知道，在我们国家，每当最杰出的人物就任市政官时，人们就期待他举行盛大的请客招待活动，这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习惯，即使在古代盛世也是如此。所以普布利乌斯·克拉苏（他不仅被冠以“富翁”的别号，而且实际上也很有钱），以及稍后的卢西乌斯·克拉苏（尽管他的同僚昆图斯·穆丘斯是世上最不铺张招摇的人），在任市政官时，都举行声势浩大的赛会或请客招待活动。然后是阿庇乌斯的儿子盖乌斯·克劳狄乌斯，在他之后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卢库卢斯兄弟、霍廷西乌斯和西拉努斯。但是，在我任执政官那年，普布利乌斯·伦图卢斯使其以前所有的人都黯然失色，斯考鲁斯又试图超过他。我的朋友庞培在他第二次任执政官时所举行的那些表演活动，更是盛况空前。过后你就会看到我对所有这类事情的看法。
我们也应当避免任何吝啬的嫌疑。马穆库斯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之所以未能当上执政官就是因为他拒绝担任市政官。所以，如果人们要求举行这种请客招待活动，判断力健全的人，即使心里不愿意，至少也要答应请客。但是在这样做时，应当像我一样，量力而行。他们如果以施财于民作为在某种场合达到更重要或更有用的目的的手段，那么也应当举行这种请客招待活动。例如，奥瑞斯忒斯最近以向神奉献“什一祭品”56为借口，在街上大摆筵席，招待公众，赢得了很大的荣誉。马尔库斯·塞尤斯在市场粮价高得使人不敢问津的情况下，以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价钱向人们抛售谷物，谁也不能说他的这一举措是错的。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成功地化解了人们对他的忌恨和由来已久的偏见，而这种支出对于当时做市政官的他来说负担并不算太重，而且也没有什么不名誉的。但最近获得最高荣誉的是我的朋友米洛，他为了国家买了一帮斗剑士（当时国家的维持取决于把我从流放中召回这件事情），并且用他们遏制了普布利乌斯·克劳狄乌斯铤而走险、企图实行恐怖统治的阴谋。
所以，施财的正当理由或则是必需，或则是谋利。而且即便如此，也最好采用中庸之道。的确，昆图斯的儿子卢西乌斯·菲利普斯（一个很有才能并且声誉卓著的人）常常夸口说，他没有请过什么客，没有招待过任何人，照样跻身一切被认为国家有权任命的最高职位。科塔和库里奥可能都说过同样的话。我一一在某种程度上57——也可以这样自夸，因为和我在最低的法定年龄——而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些人则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以全体一致通过的票数所当选的那些显赫的职位相比，我为当选市政官而支付的费用是微不足道的。
另外，倘若把钱用于修建城墙、船坞、港口、沟渠，以及所有那些服务于社会的工程，那么，这种支出就更正当了。诚然，施舍像即期付款一样，能使人得到更多一时的满足，但是公共工程的改善会使我们赢得子孙后代更加持久的感恩。出于对故友庞培的尊敬，我不打算批评剧院、柱廊和新的寺庙，58但是那些最伟大的哲学家却不赞赏那些建筑——例如，帕奈提奥斯（我虽然追随于他，但本书中我并不是没有自己主见地一味解释他的思想）本人就不赞赏那些建筑。法勒鲁姆的德墨特里乌斯也是如此，他谴责希腊最重要的人物伯里克利把这么多的钱全都浪费在修建那宏伟壮丽、闻名遐迩的雅典卫城入口上。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在《论共和国》一书中详细讨论过了。
总之，一般说来，那种慷慨捐资修建奢华的公共建筑的做法，本质上是错误的，但在某种情况下也可能是必要的。不过，即便如此，也应当量力而行，适可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