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县）人。嘉祐二年进士。其文章上下驰聘，愈出而愈工，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是欧阳修学术的主要继承者。著有《元丰类稿》。
讲周礼疏
《周礼》之书于汉最晚出，刘歆以为圣人之迹，世亦皆以为然。然其有难合者，则自汉之学士往往疑之。余观其大法，成天下之务者，不能改也，非出于圣人，岂能如是哉？而班固称孟子之言，以谓周衰，诸侯恶其害己，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余考于《书》之《武成》，与《孟子》所称周之爵禄之法，则皆与今《周礼》异，岂其亦有所损益者邪？又观其反复其文，至数万余言，上下亦已广矣。其中或一事散于数篇，一篇散于数职，而用意之密若答符然，其思虑岂不诚深矣哉？其书如此，注义又数十万言，非深考而精通者，不得其终始之详，数制之要，则未可以传之人，而学者不得人之传，则亦未可以进于此。
南城王君补之，于此书深考而精通者也。今岁之冬，可以群居，余欲共过此，而与州之君子者相从听其口讲，观其指画，以释所未寤，不识其可乎？苟不以为否者，各著其名氏焉。
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学士执事：夫世之所谓大贤者，何哉？以其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其口讲之，身行之，以其余者又书存之，三者必相表里。其仁与义，磊磊然横天地，冠古今，不穷也；其闻与实，卓卓然轩士林，犹雷霆震而风飚驰，不浮也。则其谓之大贤，与穹壤等高大，与《诗》《书》所称无间宜矣。
夫道之难全也，周公之政不可见，而仲尼生于干戈之间，无时无位，存帝王之法于天下，俾学者有所依归。仲尼既没，析辨诡词，骊驾塞路，观圣人之道者，宜莫如于孟、荀、扬、韩四君子之书也，舍是醨矣。退之既没，骤登其域，广开其辞，使圣人之道复明于世，亦难矣哉。近世学士，饰藻缋以夸诩，增刑法以趋向，析财利以拘曲者，则有闻矣。仁义礼乐之道，则为民之师表者，尚不识其所为，而况百姓之蚩蚩乎！圣人之道泯泯没没，其不绝若一发之系千钧也，耗矣哀哉！非命世大贤以仁义为己任者，畴能救而振之乎？
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纯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辞踳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既有志于学，于时事，万亦识其一焉。则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往者推吐赤心，敷建大论，不与高明，独援摧缩，俾蹈正者有所禀法，怀疑者有所问执，义益坚而德益高，出乎外者合乎内，推于人者诚于己，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天下学士有志于圣人者，莫不攘袂引领，愿受指教，听诲谕，宜矣。窃计将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者，亦不以语言退托而拒学者也。
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逮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尝自谓于圣人之道有丝发之见焉。周游当世，常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非徒嗜皮肤，随波流，搴枝叶而已也。惟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排，恨不得发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执事将推仁义之道，横天地，冠古今，则宜取奇伟闳通之士，使趋理不避荣辱利害，以共争先王之教于衰灭之中。谓执事无意焉，则巩不信也。若巩者，亦粗可以为多士先矣，执事其亦受之而不拒乎？伏惟不以己长退人，察愚言而矜怜之，知巩非苟慕执事者，慕观圣人之道于执事者也，是其存心亦不凡近矣。若其以庸众待之，寻常拒之，则巩之望于世者愈狭，而执事之循诱亦未广矣。窃料有心于圣人者固不如是也。觊少垂意而图之，谨献杂文时务策两编，其传缮不谨，其简帙大小不均齐，巩贫故也，观其内而略其外可也。干浼清重，悚仄悚仄悚：害怕。仄：狭窄。不宣。巩再拜。
与王介甫第一书
巩启：近托彦弼、黄九各奉书，当致矣。巩至金陵后，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今从泗上出，及舟船侍从以西。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盖古之学者有或气力不足动人，使如此文字，不光耀于世，吾徒可恥也。其重之如此。又尝编《文林》者，悉时人之文佳者，此文与足下文多编入矣。至此论人事甚众，恨不与足下共讲评之，其恨无量，虽欧公亦然也。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胸中事万万，非面不可道。
巩此行至春，方应得至京师也。时乞寓书慰区区，疾病尚如黄九见时，未知竟何如也。心中有与足下论者，想虽未相见，足下之心潜有同者矣。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请相度示及。欧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余俟到京作书去，不宣。巩再拜。
与王介甫第二书
巩顿首介甫足下：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为于世，则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后乃可以为治，此不易之道也。盖先之以教化，则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至于迁善而远罪，虽有不肖，不能违也。待之以久，则人之功罪善恶之实自见，虽有幽隐，不能掩也。故有渐磨陶冶之易，而无按致操切之难；有恺悌忠笃之纯，而无偏听摘抉摘抉：即抉摘，揭发指摘。之苛。己之用力也简，而人之从化也博。虽有不从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悦而恐不得归之。其政已熄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见之，而岂至于谤且怒哉！
今为吏于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诚有所不得为也。以吾之无所于归，而不得不有负冒于此，则姑汲汲乎于其厚者，徐徐乎于其薄者，其亦庶几乎其可也。
顾反不然，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责善于人；不待之以久，而遽欲人之功罪善恶之必见。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忿违倍之情生；偏听摘抉之势行，而谮诉告讦之害集。己之用力也愈烦，而人之违己也愈甚。况今之士非有素厉之行，而为吏者又非素择之材也。一日卒然除去，遂欲齐之以法，岂非左右者之误而不为无害也哉？则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故曰足下无怪其如此也。
虽然，致此者岂有他哉，思之不审而已矣。顾吾之职而急于奉法，则志在于去恶，务于达人言而广视听，以谓为治者当如此。故事至于已察，曾不思夫志于去恶者，俟之之道已尽矣，则为恶者不得不去也。务于达人言而广视听者，己之治乱得失，则吾将于此而观之，人之短长之私，则吾无所任意于此也。故曰思之不审而已矣。
足下于今最能取于人以为善，而比闻有相晓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夺足下之见也。巩比懒作书，既离南康，相见尚远，故因书及此，足下以为如何？不宣。巩顿首！
答王深父论扬雄书
蒙疏示巩，谓扬雄处王莽之际，合于箕子之明夷。常夷甫以谓纣为继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与雄不同。又谓《美新》之文，恐箕子不为也。又谓雄非有求于莽，特于义命有所未尽。巩思之恐皆不然。
方纣之乱，微子、箕子、比干三子者，盖皆谏而不从，则相与谋，以谓去之可也，任其难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献于先王，不必同也。此见于《书》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去或任其难，乃人臣不易之大义，非同姓独然者也。于是微子去之，比干谏而死，箕子谏而不从，至辱于囚奴。夫任其难者，箕子之志也，其谏而不从，至辱于囚奴，盖尽其志矣，不如比干之死，所谓各以其所守自献于先王，不必同也。当其辱于囚奴而就之，乃所谓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怀禄也；不死，非畏死也；辱于囚奴而就之，非无耻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内难而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正，明不可息也。此箕子之事，见于《书》、《易》、《论语》，其说不同，而其终始可考者如此也。
雄遭王莽之际，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于仕莽而就之，固所谓明夷也。然雄之言著于书，行著于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怀禄也，不死非畏死也，辱于仕莽而就之，非无耻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谓与箕子合。吾之所谓与箕子合者如此，非谓合其事纣之初也。
至于《美新》之文，则非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可已而不已，则乡里自好者不为也，况若雄者乎？且较其轻重，辱于仕莽为重矣。雄不得已而已，则于其轻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于囚奴而就之，则于《美新》，安知其不为？而为之亦岂有累哉？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湼：可以做黑色染料的矾石而不淄。顾在我者如何耳。若此者，孔子所不能免。故于南子，非所欲见也；于阳虎，非所欲敬也。见所不见，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谓诎身所以伸道者也。然则非雄所以自见者欤？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二者皆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见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则雄于义命，岂有不尽哉？又云：介甫以谓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夷甫以谓无不可者，圣人微妙之处，神而不可知者也。雄德不逮圣人，强学力行，而于义命有所未尽，故于仕莽之际，不能无差。又谓以《美新》考之，则投阁之事，不可谓之无也。夫孔子所谓无不可者，则孟子所谓圣之时也。而孟子历叙伯夷以降，终曰乃所愿则学孔子。雄亦为《太玄赋》，称夷齐之徒，而亦曰：“我异于是，执太玄兮。荡然肆志，不拘挛兮。”以二子之志，足以自知而任己者如此，则无不可者，非二子之所不可学也。在我者不及二子，则宜有可有不可，以学孔子之无可无不可，然后为善学孔子。此言有以寤学者，然不得施于雄也。前世之传者，以谓伊尹以割烹要汤，孔子主痈疽瘠环，孟子皆断以为非伊尹、孔子之事。盖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观雄之所自立，故介甫以谓世传其投阁者妄，岂不亦犹孟子之意哉！
巩自度学每有所进，则于雄书每有所得。介甫亦以为然。则雄之言，不几于测之而愈深、穷之而愈远者乎？故于雄之事有所不通，必且求其意。况若雄处莽之际，考之于经而不缪，质之于圣人而无疑，固不待议论而后明者也。为告夷甫，或以为未尽，愿更疏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