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格古要论》记载：“柴窑出北地，世传柴世宗时烧者，故谓之柴窑。”柴窑是专为世宗皇室烧制用品，据此推断柴窑应为后周御窑。明代吕震的《宣德鼎彝谱》也记载：“内府收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其柴、汝、官、哥、钧、定中，并选得二十有九种。”是当时内府中收藏有柴窑的明证。
清代书家梁同书（1723-1815年）在《古窑器考》中记载：“柴窑，后周周世宗所烧，以其姓柴故名。”又据乾隆年间进士朱琰（1736-179 5年）的《陶说》记载：“后周柴窑，周世宗时所烧者，故曰柴窑。”
清高宗御制咏瓷诗中，有一首《咏汝窑瓷枕》，吟道：“汝州建青窑，珍学柴周式。柴已不可得，汝尚逢一二。”这里提到了“柴周式”，显然系单指“后周柴窑”而言，以有别于较为常见的北宋柴窑传世器物。又据乾隆的那四首咏柴诗句，能切实让人们相信，后周柴窑其时在清宫中确曾出现过。
另据《传记文学》2007年8期刊载，1946年2月24日，经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批准，由国民政府出资抢救性收购了422件觯斋藏瓷，将其从郭家运往故宫，存入延禧宫库房。在这批藏瓷名册上，特别标明且名列首位的是“一件后周柴窑瓶”。此件觯斋郭氏藏瓷中惟一柴窑，乃是在收藏界流传已久的郭葆昌（字世五，号觯斋，古玩铺学徒出身，后为袁世凯管总务，民国初年受遣担任陶务总监督）先生，早年以一处宅子、二十亩良田与人交换到手的那件柴窑器物。
以上数例表明，“后周柴窑”得以称名源远流长。清廷中的“柴周式”名至实归，当有其所属。设想一下，乾隆皇帝若是将宫廷中常会观赏到的北宋柴窑器物误当作“柴周式”对待，也就难以发出“柴已不可得”的哀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