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仿制周秦铜器早已为收藏界同好所知，据《青铜器辨论概论》记载：宋太祖及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九月朔，内府取法当时出土的宋公成镈形制，铸成新镈，大晟钟仿制品。徽宗好古，得一古器必令良工仿造，故花纹、锈色都是上乘之造，以致被后人误以为周秦之物。宋代设立掌造铜铁诸器及铙、钹、钟、磬等，又仿制古代青铜器，从而达到“上仿制以崇古，下伪造以图利”的目的。宋史所记载“肇新宋器”之说，也是复古仿制。但在五代末期，后周世宗郭荣曾命窑工比照青铜器形仿制过一批陶质祭祀礼器，对此知道的人就十分有限了。
后周显德二年，面临国家货币用料金属铜奇缺，周世宗于秋九月丙寅朔“颁铜禁”，这件事《旧五代史》中记之颇详。柴树青教授等人撰写的《浅谈郑州柴窑》中也曾经提到，郭荣先前身份为陶瓷商，做皇帝后开用陶瓷礼器代替青铜礼器之先河。
史实讲究信而可徵可查，周世宗是否曾经下诏造陶瓷礼器以代铜物，似未见史书文字记载。过往仅发现后周柴窑中有称名禹壶尊者，与山西博物馆藏的那件春秋战国采桑人物青铜壶惟妙惟肖，尽管如此，因属孤证，令人疑信参半。值得庆幸的是，新近在相关收藏论坛网站中发现被唤作“鸟尊”、“犀牛尊”的东周礼器，活脱脱是那“舒凫水注”（在此宜称“鸭式水匜”，系指作祭祀前净手使用的水匜）和“独角兽”（此基座正面有“辟邪”字样出现，系指懈豸即传说中的上古神兽，而非指犀牛）的青铜版本，为礼器用陶一说增添了实物佐证。期待类似“巧合”再度涌现，将后周柴窑以及五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