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居正所著《旧五代史》的晋书章节提到：“二月辛卯，改东京玉华殿为永福殿。”“庚子，以天和节宴群官于广政殿，赐物有差。”“己卯，改明德殿为滋德殿，宫城南门同名故也。”及至查阅至后周书，其间又见：“五月丁丑时重修永福殿，命延希督役”，“太祖乃力疾坐于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执之。”“显德六年春正月丁未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式。”“癸巳，帝崩于万岁殿，圣寿三十九。”
永福殿、广政殿、滋德殿、崇元殿、万岁殿等，是时应为五代后周时期东京（汴梁）城内的主要宫廷建筑。此外，还有“端明殿”、“集贤殿”的记载，疑是当时机构设置，不拟作为宫殿名称相对待。
知悉了以上诸点，也就为那些打着皇后阁、成王殿、柴王府、内府、奉华、禁苑、尚食局、尚药局等宋代宫廷建筑和机构设置名号的器物，之所以不能够归属于五代后周，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旁证；其次，从釉面上来观察，柴周式的色彩自成一系统，由鲜碧（天青）、海玳瑁、淡青（虾青、豆青、豆绿）三类色分集成，而北宋柴窑瓷器的颜色种类繁多，应有尽有，用五彩缤纷也未足以形容；再次，从器形特征上考量，后周柴窑形制奇特，古意盎然，因年代不足而在式样上受到了数量局限，而北宋延续时间较长，柴窑瓷器的表现形式极其丰富，二者在式样上绝少类比及雷同之处。尤其令人称道的是，柴周式器物上面的那些凸起描绘的篆书，外人只可用“古奥”二字来形容，此类款识到了北宋初期已渐式微。既然有了这么多的不对称和不相应，难道人们还能认为它们是对前朝器物的单纯摹仿吗？仿制就得不走样，处处都走变了样，那么就只能确定它们归属于各自（后周，或是北宋）所独具的时代艺术特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