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1年2月的一天，意大利某市的一家大书店里，来了位不速之客，他叫莫森尼格。他拿着一本布鲁诺的著作对店主说：“请问贵店有这本书吗？”对于突如其来的陌生人的提问，店主看了看书名，便慌忙否定。他知道，这种书在意大利是“异端邪说”，如果经营这类书，不但会被勒令关门，而且还会被“绳之以法”。但莫森尼格却和蔼地说：“请别误会，我是说这本书写得好，我十分钦佩。”“是的，这类著作中都有些新思想。”店主这才稍微放下心来，放松了警惕。接着，两人经过长谈，在彼此认为走到一起来了的时候，莫森尼格单刀直入：“我能否见到作者，我想当面向他请教！”店主认为自己已经碰到了知音，便回答道：“他此时在法兰克福，你可以到那儿去找他。”莫森尼格却说：“我想请他回国，住在我的庄园里，以便经常向他请教。我可提供一切方便让他安心写作和研究。安全也可保证，教廷的密探是不能进入我的庄园大门的。”店主相信了他的话，很快向布鲁诺发出了一封热情的邀请信。
1592年5月23日，威尼斯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布鲁诺怀着对祖国的眷恋兴高采烈地走下木帆船。他的矮胖的贵族“朋友”莫森尼格笑容可掬地迎了上去，突然，几个彪形大汉一拥而上……次年2月，布鲁诺被押解到罗马，囚禁达7年之久，遭受种种酷刑折磨，但他拒绝悔“罪”，拒绝向教会乞求宽恕。
宗教裁判所对不屈服的布鲁诺一筹莫展，只能由红衣主教亲自出面拷问已半死不活、骨瘦如柴的这个“犯人”。教士把热腾腾的油一勺又一勺地浇在捆在长凳之上的布鲁诺。但是，这些惨无人道的酷刑也没能使他屈服。他坚信：“愚昧无知的法庭吓唬你，你一定得坚韧不屈。
将来一定会有能辨明光明与黑暗的理性的崇高法庭，会做出公正的判决！”面对魔鬼般凶残的教士，他大气凛然地回答道：“高加索山上的冰川，也不能冷却我心中的烈火！”不但对教廷的严刑拷打不屈不挠，他还公开揭露教会的黑暗、卑鄙和无耻。于是1599年10月21日的档案记录中只好记录下这样的内容：“布鲁诺宣布，他不打算招供，他没有作过任何可以反悔的事情，因而也没有理由去这样做……”
教会无计可施，终于由宗教裁判所对布鲁诺判以火刑。当判决书念完后，大气磅礴的布鲁诺轻蔑地高声说道：“你们向我宣布判决，比我听到宣判死刑更加恐惧！”
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被五花大绑押往百花广场。广场上，军警林立，人头簇簇，人们冷若冰霜地直立在广场周围。身体瘦弱，面容憔悴的布鲁诺被架在广场中央的十字架上，下面堆满了干柴。教皇克里特八世和他的枢机员、红衣主教、主教们也来到这里，对布鲁诺进行最后一次“劝导”，要他放弃“可怕的思想”，以免于一死。但直到火舌燎着布鲁诺的衣裳时，他仍坚定地宣称：“火并不能把我征服，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类最大的乐趣。未来的世界会了解我，知道我的价值。”
是的，历史已做出了公正的判决。一位历史学家描述说：“布鲁诺真是维苏威火山和地中海地带的产儿，他自己就是一座维苏威，不断地往外喷火石，飞焰熊熊不拘形式，把全世界引入惊奇慌乱中，为他的爆发和光明所激荡，连他自己也燃烧在他自己的火焰中，结果焚骨成灰，死而无悔。”1983年，罗马教皇也不得不宣布，当年对布鲁诺的判决是不公正的。而此前的1889年，罗马宗教法庭已为布鲁诺平反。
那为什么哥白尼、布鲁诺的“地动说”会触犯教会的根本利益呢？罗马教皇说，如果地球不是宇宙中心，而“是众行星之一，那么《圣经》上所说的那些大事件就完全不会在地面上出现了，便会无法无天了”。后来德国大诗人哥德（1749~1832）对此写道：“因为若地球不是宇宙中心，那么无数古人相信的事物将成为一场空了。谁还会相信伊甸的乐园，赞美的诗歌，宗教的故事呢？”由此可见，地心说的毁灭，将动摇教会统治、奴役人们的根基，人们将会“无法无天”，统治者的末日也就到了。因此，教会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对鼓吹地动说的人加以迫害，以维持其封建统治。据估计，欧洲在15、16世纪的约200年间，类似布鲁诺这样被指为“妖言惑众”而被迫害至死的人，达75万以上。
由此可见，科学之路极不平坦，有时甚至会血雨腥风。这是我们从布鲁诺悲剧得到的第一个启示。说到不平坦的科学之路，这里不妨多说几句。
第一，科学规律总要披上一层层神秘的面纱来迷惑人们，要揭开它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像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那样伟大的哲人和科学家，竟会产生“力是维持运动的原因”等失误。
这种在今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浅薄，只要读一下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那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话就不足为奇了：“大自然是一有机会就会说谎的。”
第二，更“糟糕”的是，要揭开上述面纱，进而揭示出发现科学规律的方法，人们事前往往无能为力。有的方法可以解决一系列问题，但就像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并不存在一样。
科研中不确定的因素太多，科学家们常常不能用同一种方法保证研究的成功以及何时成功。
我们听一下法国细菌学家和医生查理·尼科尔（1866~1936）的话就明白了：“谬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没有一种方法是万无一失的。”
第三，科学的道路没有终点，科学的攀登没有顶峰。攀登的人，只能达到阶段性的“顶点”
。当你认为“一览众山小”时，会发现远方“还有那山高”。
正因为以上三个原因，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们非常注意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两个重要规律：长期性而不是急功近利，允许失败而不是注定成功。
第四，揭示科学规律的人总是必须做出各种各样的牺牲，包括名誉、地位、金钱、财产、休闲、友情、爱情、乃至生命……他们会被人们误称为是疯子，会牺牲生命，他们的妻儿怨声载道……
第五，即使在揭露、认识了科学规律之后，要想得到世人公认，并造福于人类，如果科学规律与一些人的利益相冲突，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
综上所述，科学之路的确崎岖漫长，有时甚至险恶无比，以致马克思把但丁写在地狱门口的诗句移到科学的入口处：“这里必须杜绝一切疑虑，任何犹豫都无济于事。”
布鲁诺被迫害致死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最卑鄙的宗教迫害科学的事件之一。只要没有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科学就不会发展、繁荣；科学家也必然会受到打击迫害。这是我们从布鲁诺悲剧得到的启示之二。
破除迷信、消除愚昧、解放思想、捍卫科学，是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科学的必要条件。当时意大利这些条件都不具备，所以宗教得以为所欲为，以致酿成如此悲剧。这是我们从中得到的第三个启示。
患肺炎笛卡儿早逝
1647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在巴黎近郊，两辆疾驰的马车在教堂高大的铁栅大门前停了下来。
一批身佩利剑的士兵押着一个面容憔悴、瘦小枯槁的老头走进教堂。教堂内，白色的烛光照在圣母玛利亚的塑像上，塑像前审判席上一批凶神恶煞的神父坐成一长排。其中一个戴着一只单眼镜的神父，用沙哑的声音宣判了对这个老头的判决：散布异端邪说，违背教规，亵渎教义；为纯洁教义，荡涤谬误，所著之书宣布为禁书，并由本人当庭焚毁。老头一下子愣住了，瘦削的脸上现出沉痛而愤怒的表情。他想申辩，突然，伽利略被罗马教会迫害致死的一幕在他的脑海中闪现，顿时毛骨悚然。他知道，上述教会的判决是不允许违抗的，他只好屈服了，用颤抖的手拿起一本本凝结着他毕生心血的著作，无可奈何地投入火中……这个老头是谁？他的书为何被教会列为禁书而命令他焚毁？
他就是法国数学家、哲学家笛卡儿。
1596年3月31日，笛卡儿出生在法国北部土伦郡的小镇拉哈一个贵族之家，父亲是地方议会议员，母亲在他出生不久后就因病去世了。他从小就像他母亲一样瘦弱多病，是在保姆的精心照料下才长大的。
笛卡儿从小就听父亲讲一些科学故事，喜欢寻根究底，父亲因此亲昵地称他为“小哲学家”
，后来他果真当上了欧洲的唯心主义哲学大师。8岁那年，笛卡儿进了由国王亨利四世创办的当时欧洲最好的教会学校。校内环境优雅、训练认真，教规很严，功课也很繁重。学校主要学神学、教会的哲学、数学。笛卡儿学习用功，是学校有名的优等生。但有趣的是，他却是一个睡懒觉的大王——校长照顾他体弱多病，特许他早晨可以睡到他愿意起床上课时为止。这就养成了他早上躺在床上思考问题和晚起的习惯，这一持续终身的坏习惯损坏了他的身体，使他更加体弱多病，以致最终不能适应早起的寒冷染病而死，这是后话。
由于学校把讲以亚里士多德学说为中心的经院哲学做为授课的主要内容，这就引起了喜欢独立思考的笛卡儿的怀疑和不满。因此，他认为在这里求学“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只不过越来越发现自己的无知”。
1612年笛卡儿以优异的成绩在中学毕业后，便进入巴黎普瓦捷大学学习，4年后即他20岁时，又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法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巴黎的律师。
17世纪的欧洲还处于教会势力的控制之下，但近代科学的发展已初露端倪，显示出一些和宗教教义离经叛道的倾向，伽利略便是其先行者。笛卡儿不会不感受到这种气息，因此他在大学毕业后心情很不平静。他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我从小就喜欢科学，因为我确信科学明确而真实地给生活带来美好，所以我非常勤勉地研究它。但当我毕业时，我的见解完全改变了，我陷入了疑惑和错误混乱的状况。”为了探求人生的真谛，他一会儿在他上中学时的好友、后来的数学家梅森（1588～1648）家中讨论科学的发展，一会儿又在他巴黎偏僻的住所阅读“自己认为最有趣而不寻常的各种书”……这样，年轻的笛卡儿得到了不少的好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受益终生。
当时的社会风气是，有志者不是参军就是献身教会。笛卡儿的好友梅森就进了修道院，成了一名神甫，后来曾不止一次地利用这一身份把笛卡儿从教会的迫害中解救出来。笛卡儿家的几代人都曾参军。当时一些不满法兰西政治状况的青年人都投奔荷兰奥伦治公爵莫里士的队伍，笛卡儿也于1617年参加了这支部队。笛卡儿出国的另一原因是，他要周游欧洲，去读“世界这本大书”。
提起直角坐标系和解析几何，很多人都知道它是笛卡儿发明的。但很多人都不知道，笛卡儿投身数学研究，则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
1617年5月，笛卡儿所在的部队进驻荷兰南部小城布勒达。一天，笛卡儿在街上闲走，看见一群人围住路旁的一张招贴议论纷纷，他也带着好奇心凑了上去。招贴是用佛来米文写的，他一点也看不懂。不过从人们嘈杂的议论中，他还是大致听出这是解数学难题的公开挑战。
他心里痒痒的，多么希望了解题的意思啊！这种跃跃欲试的心情被他近旁的一位中年人发现了。中年人便主动用法语问他：“小伙子，愿意解这几道数学题吗？”“我很想试试，尊敬的先生，可是我看不懂这种文字。”“这不难，我替你翻译，如果你愿意拿去解答的话。”
中年人用怀疑的目光从上到下扫视着年轻的士兵笛卡儿，他从笛卡儿闪光的双眸中看到了一种自信的力量，于是他迅速用法文译出招贴上的全部内容，交给了笛卡儿。
第二天，笛卡儿兴冲冲地把答案交给那个中年人。中年人看后非常吃惊：巧妙的解法、无误的计算表明，笛卡儿的数学造诣不浅，绝非等闲之辈。原来，这位中年人就是当时荷兰有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贝克曼（1588～1637），他是兰多特学院院长。笛卡儿很早就读过他的著作，但一直没有机会认识他。从此，笛卡儿就在他的指导下开始对数学进行研究。后来，虽然他没有接受贝克曼要他结束戎马生涯，到他的学院从事专业数学研究的邀请，但由于这次成功，激励了他的信心，确定了他与数学结下不解之缘的一生，并最终作出重大贡献。由此可见，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由贝克曼“把一个离开科学的心灵，带回最正当最美好的路上”
的。
然而，像笛卡儿这样一位杰出人物，一生中也不乏悲剧，其中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他的科学思想为当时的教会所不容。他说，“科学的出发点，是方法论上的怀疑”，“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就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的事物都怀疑一次”。但这与中世纪的神学家们的观点正好背道而驰，因为他们主张信仰第一，特别是信仰像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权威。因此，教会必然担心载有新说的笛卡儿的著作会对他们的统治构成威胁。于是笛卡儿的著作有的无法出版，有的被列为禁书遭焚。这些著作主要有《形而上学的沉思》（1641）、《论心灵的各种感情》（1649）、《音乐概要》（1650）等。
事实上，科学研究既需要怀疑，也需要信仰，这不仅适于科学领域。没有任何信仰的怀疑，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为怀疑一种信仰必须依据另一种信仰，否则就无从谈起；没有怀疑的信仰，犹如一潭被严重污染而有毒的死水，它不但会毒害小树，使其不能长成参天大树，而且还会腐败新学说的种子，使其不能发芽成长。倒是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1866~1944）说得好：“怀疑和信仰，两者都是必须的，怀疑能把昨日的信仰摧毁，替明天的信仰开路。”真理是不怕怀疑的，怕怀疑或一怀疑就倒下的绝不是真理。教会之所以反对主张由怀疑来探索真理、或者反对像哥白尼的日心说这样的真理、或者对发现真理的笛卡儿加以迫害，恰好证明他们并不持有真理，因而惧怕真理。但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教会就不择手段，将真理冠以“异端邪说”之名加以围剿。而这，正是科学之所以会跋涉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受迫害的笛卡儿没有像布鲁诺、塞尔维特那样被宗教法庭活活烧死，已经是很幸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