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儿的第二个悲剧是他一生体弱多病，并且没有像牛顿那样，用好的习惯和体育锻炼等方法来改变。他睡懒觉的习惯是当初的中学校长“照顾”养成的，至死也没改变，以致他在1647年访问他的同胞帕斯卡时还说：“为了写一部好的数学书，要保持身体健康，就不能起得太早，使睡眠不足。”这种坏习惯成了最终要他的命的重要原因。1649年冬，盛情难却的笛卡儿应瑞典女王克利斯蒂娜之邀，到斯德哥尔摩为她讲授哲学。当时年轻体健而生性古怪、刚愎自用的女王要求笛卡儿每周用三天早晨在五点钟开始为她授课。有着晚起习惯、年过50、常年患有气管炎的笛卡儿，不得不在清晨四点爬进冰冷的马车，冒着北欧刺骨的寒风赶赴王宫不生火取暖的图书馆授课。他经受不住斯堪地纳维亚半岛的寒冷和睡眠不足，终于在11个星期后不幸身患感冒，又转成肺炎，在到任仅四个月后于1650年2月11日与世长辞，此时正值54岁的盛年。
笛卡儿辞世后，教会控制下的学术界对其去世不予理睬。由于教会的阻止，仅有几个友人为笛卡儿送葬，并按教会的禁令没有致悼词。只有比利时一家报纸刊登了这件事，还讽刺说：
“在瑞典死了一个疯子。”甚至在他死后13年，教皇还把他的书列为禁书，大学里也不准讲述他的著作。
不过，由于笛卡儿的哲学思想和数学思想的影响日益深远，他的《论世界》终于在1644年出版，1667年法国政府将其骨灰运回国内，葬于潘提翁法国伟人公墓——神圣巴黎保卫者和名人公墓。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的1799年，骨灰又被厝置在历史博物馆供人参观。1819年又移入圣日耳曼圣心堂中，墓碑上镌刻着：笛卡儿，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为争取并保证理性的人。法国人终于认识到她伟大儿子的价值。
帕斯卡被疾病夺走性命
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帕斯卡定律，它是制造液压机的理论依据，所以帕斯卡被称为“液压机之父”。数学归纳法，也是帕斯卡最早提出来的。帕斯卡还造出了世界首台数字计算机——一台能计算6位数加减法的手摇机械计算机，这台计算机现在仍保存在巴黎国立工艺博物馆。然而，帕斯卡的一生，也是悲剧性的一生。
1623年6月19日，帕斯卡生于法国克勒芒，1631年举家迁往巴黎。他的父亲埃特内·帕斯卡是一位当时的知名科学家，兼通数学，曾任克勒芒法院院长。他的母亲也很有教养。在这种环境中，帕斯卡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然而，不幸的是，帕斯卡从小就患有软骨病和肺病，从18岁以后几乎没有一天不被病魔缠绕。他的父亲深知其病情，为了不让他由于思维过早、过度紧张而加剧病情，所以不希望他在十五六岁前学习数学，只希望他打好古代语言基础，因此在家亲自为他授课时，便以希腊文、拉丁文为主，而将数学书籍全都藏起来，不让他读。
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当好学不倦的帕斯卡问父亲“几何是什么”，父亲采取搪塞态度之后，他便自行钻研，并在12岁时自行定义、独立证明了“三角形内角和等于二直角”等定理。这时，惊喜交加的父亲再也不能、也不想阻拦他了，便将《几何原本》等数学书读给他听。从此，帕斯卡便开始了数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在数学、物理、文学、哲学、神学等许多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天才、哲学家、神学家，却因在1660年后病情更加恶化，久病不起，于1662年8月19日仅39岁便悲惨地离开了人世。
帕斯卡英年因病早逝，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身体的确是“本钱”，所以许多杰出人物都十分注意练就一副强壮的身体。帕斯卡的父亲为了让儿子有更好的学习环境，不惜放弃官职来到巴黎，这是其明智之举，他不让儿子过于用脑，这也是对的。然而，他却最终没有能让儿子不过度用脑，终于使这位从小就体弱多病的天才英年早逝。第二，要献身科学，有时就要损害身体，这是一对矛盾。事实上，许多科学家、发明家等，就是为科学而英年早逝的。
这就告诉我们，如果你选择了科学，就意味着在选择了光荣的同时也选择了献身。
帕斯卡的第二个悲剧是他选择了宗教。宗教在许多国家都是合法的，然而这并不意味这些国家都提倡信教，恰好相反，而是提倡无神论，反对充满迷信色彩的宗教。事实上，宗教并不是救苦救难的菩萨，而是毒害人们思想的鸦片。许多罪恶都是假宗教之名而行。
帕斯卡自1646年23岁皈依冉森教派后，宗教鸦片便毒害着他的思想。这一教派属于天主教，他们全家都是天主教的信徒，浓厚的宗教氛围使他曾三度放弃科学研究。一次是在1650年，这时体弱多病的帕斯卡放弃在科学和数学上的工作而献身于宗教的沉思，中断了三年科学研究。第二次是在1654年，1653年帕斯卡恢复数学和物理学研究后，仅仅过了一年，他又中断了这类研究。事情的大概经过是这样的。1654年11月23日夜，他心神不宁，对基督教（天主教是其三大教派之一）真谛冥思苦想，仿佛听到了上帝的召唤，说他重新从事科学和数学活动得罪了上帝，这一次他乘马车外出时，马受惊狂跑，失去控制的马冲向纳伊桥栏杆，但由于最后一分钟缰绳被拉断，他才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件事本来属于偶然，但帕斯卡却认为是上帝的警示。于是他把这件事用小羊皮纸写成充满激情的祷文、缝在衣服衬里胸前的部位，表示随时不忘“主”的警示。于是科学活动再次中断，坚定地回到宗教沉思之中。这段时间，除了严重的胃病和长期的失眠，糟糕的牙痛也使他备受折磨。1658年一天深夜，牙痛使他不能入睡，一气之下，他便奋起思索有关摆线的问题。说也奇怪，紧张的研究使他也不觉得牙痛了，他把这解释为神意。这样，他连续拼命地干了八昼夜，完成了对摆线的研究，先后写出《论摆线》及两次续论等论文。为此，他还在罗安奈公爵的支持下，把自己研究的成果归纳为六个问题，以假名向全欧洲公开悬赏300法郎征解，期限为3个月。但包括荷兰数学家惠更斯（1629~1695）、英国数学家华利斯（1616~1703）等名家在内的络绎不绝的应征者却无一人解答圆满。最终由帕斯卡公布解答获奖。由此可见他非同一般的杰出数学才能。第三次是在1660年，这时他已是重病在身、力不从心了。
宗教在帕斯卡23岁以后几乎主宰了他的思想，使他在黄金岁月时多次放弃科学研究。
可是帕斯卡至死还执迷不悟，临终还说：“上帝，但愿您永远不要抛弃我。”由此可见，宗教对他的毒害是多么深。也可由此设想，如果没有宗教的毒害，帕斯卡对科学的贡献肯定会大得多。我们由此得到的启示是：要从事科学，就必须远离迷信或宗教，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等邪说。
拉瓦锡冤上断头台
被一些人称为“现代化学之父”的拉瓦锡于1743年8月26日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律师之家。
父亲是巴黎高等法院的专属律师，母亲也出身于律师之家。他从小在家庭教师的辅导下学习各种科学知识，11岁进入当时巴黎的名校——马兰学校学习。1766年，23岁的拉瓦锡以改进巴黎城市灯光的计划获法国科学院的金质奖章。1768年被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同年初成为包税公司征税官助理。这一公司是政府为保障国库有固定收入成立的向居民征税的机构，由包税官承包并提取一定比例的利润，1780年，拉瓦锡成为正式征税官。他美丽而贤惠的妻子玛丽·波尔兹就是包税公司总经理的女儿，1771年与他结婚后就成为他事业上的好帮手，拉瓦锡也因此成为科学家中鲜见的拥有得力贤内助的人。
从1778年开始，拉瓦锡写出了一本最终于1889年出版的名为《化学纲要》的书。书中除系统阐明他的氧化说外，提出了化学的任务是将物质分解成为基本元素并将元素进行检验的观点；还列出了由一系列实验确认的当时所有33种已知元素的四大类分类表，成为元素周期表的先导；所阐述的化学中反应物质守恒的思想实际上是物质不灭定律。于是这本对化学的贡献相当于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对物理的贡献的大作，就成为他对化学的一重大贡献。
然而，这样一位成就卓著的化学家，最终还是惨死在断头台上。
对于法国资产阶级是否应处死拉瓦锡，各家看法不一。然而，为何会酿成这一悲剧以及由此应总结的教训耐人沉思。
1789年开始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发展到1793年的雅各宾派专政的时期，达到了革命的最高阶段，但此时资产阶级民主派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1793年初，由全体公民选举的国民公会中的激进派吉伦派，被更为激进的雅各宾派取代，但雅各宾派内也有两个反对派集团。其一是以丹东和德穆兰为首的丹东派，他们主要代表在革命中发了财的资产阶级，竭力反对革命深入发展，反对罗伯斯庇尔提出的种种革命措施，并要求政府成立“宽恕委员会”，大赦那些反革命分子和嫌疑犯。丹东派的这种态度使群众不满，使敌人高兴。因此丹东派同罗伯斯庇尔派发生了分裂。另一反对派是以艾贝尔和肯梅特为首的艾贝尔派，是雅各宾专政的左翼，他们反映广大贫民的要求，主张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他们严厉批评政府不愿领导革命继续深入的行为，并密谋推翻国民公会。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当权派既不同意丹东派倒退的主张，也不赞成艾贝尔派的极端恐怖政策。于是艾贝尔等人被捕后于1793年3月24日被处死，打击了左派；同年3月30日丹东等人被捕后也于4月5日被处死，打击了右派。罗伯斯庇尔的这一“左右开弓”，使其内部各派斗争日趋白热化。正是这种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分歧，导致政策摇摆不定，人们的命运在这瞬息万变的风暴中犹如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当然拉瓦锡的命运也不例外。
革命之初的1790年，国民公会责成巴黎科学院组成计量改革委员会，此时尚受尊重的科学家拉瓦锡、卡西尼、巴伊等不但被选为国民公会议员，而且拉瓦锡还担任了计量改革委员会的主席，负责这一后来做出载入史册的成就的组织工作。但雅各宾派当权后，“恐怖政治”就开始了，与吉伦派有联系的科学家、旧封建政权中任职的科学家的厄运也就开始了。从1793年8月8日起，巴黎科学院、技术学院和许多科学团体被解散，对旧王朝“憎恨不够”的拉瓦锡、拉普拉斯、库仑等也从计量委员会中被赶出。后来审判拉瓦锡的法院副院长柯芬荷尔宣布“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而法官迈兰则说“法国的学者已经太多”。于是拉瓦锡以“里通外国，勾结法国的敌人”，和在作包税官时非法谋取过多的利润等罪名，和30多个包税者一起被送上了断头台。曾任巴黎市长的天文学家巴伊也被处死，而曾任法国科学院秘书的孔多在被捕前自杀。
一些文献因此认为，拉瓦锡等科学家是被错杀的，本书同意这一观点。更不能容忍的是，拉瓦锡被处死的那一天上午开庭后，他曾要求缓期执行死刑，因为他还有一个关于人汗的实验还未做完，但法庭拒绝了这一要求。这一史实不但表现出拉瓦锡至死对科学仍矢志不渝的精神，而且还说明激进派对科学的蔑视和惨无人道。这种树敌过多的政策致使人心惶惶，社会更加动乱，导致右派于当年即1794年7月27日（即法兰西共和二年热月9日）发动“热月政变”
，使罗伯斯庇尔被捕并于次日处死。虽然发生政变的原因远不止“不要科学家”的错误政策，但激进派们还是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但是，持拉瓦锡被处死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的人认为，曾任包税官的拉瓦锡谋取了非法利润，因此理所当然应被处死。但这种看法难以成立。1791年，包税公司被解散，随后成立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审查该公司1792年底以前的账目，并要其详细报告一切经济活动情况，但直至1793年上半年，该委员会还未搞好要求的报告。这一拖延激怒了新的资产阶级政府，于是这个政府于当年6月5日发布命令，解散了这个委员会。接着，在当年9月10日，警察就搜查了拉瓦锡的住宅，经过连续两天的大搜查，却没有找到任何控诉拉瓦锡的证据。两星期后，政府再次命令包税公司的所有成员准备报告，并要求在1794年4月1日前提交。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政府并没有等到自己规定的这一日子，便提前近半年于1793年11月24日下令逮捕包税公司的所有成员，其中拉瓦锡是如后所述自己走进监狱的。由此可见，资产阶级革命政府是在拉瓦锡等人在包税公司的“罪行”还未查清就动手的。显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人是否借包税之机中饱私囊、谋取非法利润。半年之后的法庭审判更说明了这一点，1794年5月8日上午开庭，法庭上拉瓦锡虽然作了“我和政治毫无关系，作为包税官所得的钱都是用于科学”的辩解，但无济于事。仅仅过了半天，就迫不及待地于下午将拉瓦锡处死。一切证据都不需要，一切辩护都无济于事。
持“罪有应得”论者的另一理由是他“里通外国”、“反对革命”，但这纯系诬陷，不足为凭。据说拉瓦锡被杀还与当时革命领袖之一的马拉有关。马拉早年是记者，曾申请成为科学院院士，恰好拉瓦锡负责审阅他写的关于火的本质的论文，因论文太差，科学院便拒绝了他的申请。马拉对此怀恨在心，所以当拉瓦锡受审查时，他就落井下石，极力主张将其处死。
虽然马拉在1793年7月被暗杀，但恶劣的影响已经造成了对拉瓦锡的危害，即使有些在当局中有影响的人士建议免除拉瓦锡的死刑，有的人还愿为他作担保，但都于事无补。如此说，那拉瓦锡就不是“罪有应得”了。而马拉缺乏革命领袖应有的肚量，容不下秉公办事的拉瓦锡，从而公报私“仇”，倒是应被后人唾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