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吾先生曾说，孙权的厚黑是小厚黑。即便他年轻时如何所向披靡，到了风烛残年，行为却如此紊乱，心态如此浮躁，把厚黑的哲学抛诸脑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仅刚愎自用，而且让人一辨即明，毫无招式套路可言，可谓一头落魄的黔驴，招致自己的覆灭也无话可说了。
作为三国的一方霸主，孙权统治长江以南达半个世纪。但孙权其人，早年与晚年的表现，可谓判若两人。早年的孙权雄才伟略，用人不疑，任才尚计，赏不择怨，由此指挥部下取胜赤壁，败备夷陵，擒羽荆州，成就了东吴的鼎盛之业。但是晚年的孙权，老朽昏惑，独断专横，刚愎自用，废除无罪之子，为吴国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前期的孙权，备受各方豪杰的推崇，不但让曹操发出了“生子当如孙仲谋”之感慨，刘备也不禁有“吾不可以再见之”的赞叹，至于曹魏的谋士，如程昱、刘晔、贾诩等，也都对孙权的政治之才百般推崇，而蜀营的诸葛亮、蒋琬等人也对孙权的用人之术十分钦佩。但晚年的孙权，性情大变，言行举止像昏庸的君主一般，不仅敏感猜疑成性，并十分容易产生焦虑和妄想，由此他越来越独断专横，滥杀功臣，使得东吴的稳定局面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吴嘉禾元年，当时割据辽东的公孙渊派使者向孙权称臣。当时公孙渊是魏国的辽东太守，公孙渊的叛魏称臣的举止让孙权异常自得，打算派遣使者去辽东封公孙渊为燕王，更派张弥等将兵万人支援。对此，文武大臣都极力反对，声言这是公孙渊的计谋，因为他背叛魏国后受到压迫，就想利用东吴来对抗魏国，所以不必如此兴师动众，仅需派个使者去即可。可孙权不听群臣所劝，坚持派了使者和将领前去。事实证明，孙权果然上了公孙渊的当，公孙渊杀了孙权派去的使者，又归降了曹魏一方。这使得孙权勃然大怒，声称：“我活了六十岁，还没有这样的被人所骗过，我要是不杀掉这个鼠辈，还有什么脸面在皇帝位置上坐着！我一定要亲自去杀了这个小人，以泄我心头之恨。”这次没有任何胜算把握的战争，最终在大家的苦苦劝说下被放弃。但孙权独断专行的决策，与他早期的表现截然相反。
嘉禾元年，孙权由于没有听从张昭的苦心相劝，一意孤行，派遣使者去辽东，结果自取其辱。张昭一气之下装病在家。孙权闻知后很生气，命人弄来泥土，将张昭家的门口堵住。张昭气愤之余，也让家人从里边也用泥土堵住，自己就干脆不出门了。虽然后来孙权亲自求张昭出门才化解了这场闹剧，但与其前期的虚怀若谷相比，孙权明显变得固步自封起来。
嘉禾三年，孙权设立中书校事，以监察各级官吏。而校事吕壹等人恃宠弄权，挑拨君臣，作威作福，挟嫌报复，且手段十分残忍，使得许多大臣人人自危，敢怒而不敢言。即使是重臣陆逊，也不敢尽言直谏，只能与潘濬窃窃私议，“言至流涕”。赤乌四年，由于太子孙登早逝，东吴朝政陷入太子之争。孙权听信谗言，有意废黜新立太子孙和，陆逊屡次上疏陈述嫡庶之分，并请求到建业来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孙权不但不许陆逊还都建业，还以亲附太子之名处罚陆逊外甥顾谭、顾承、姚信等流放外地。此外，孙权还多次派遣使者前去责骂陆逊，由此陆逊忧伤过度，含恨而亡。如此令人心寒的行径，也与之早年对陆逊的重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孙权到了晚年，骄奢淫逸，又好神仙术，一度遣将入海求亶州仙山，导致吴国赋役繁重，刑罚残酷，因此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人民便经常起义反抗。当时陆逊曾上书，劝谏孙权实行恩德治国，放宽刑罚，并减轻赋税。孙权却在复信中为自己残酷刑罚作辩护。孙权的这些表现与其早期的恤民如子有天壤之别。
赤乌四年，太子孙登病逝，年仅33岁。在以后的9年内，孙权先后废了第二任太子孙和，赐死了四子鲁王孙霸，最后立七子（幼子）孙亮为太子，并立孙亮之母潘氏为皇后。而潘皇后生性妒忌，虽身居皇后位置，但仍不满足，还想做女皇。孙亮10岁登基，政令不由己出，终身苦受权臣威逼之祸。这为日后的吴宫政变埋下祸根。公元260年，孙亮遭到宗室大将孙琳的罢黜和杀害。而东吴第三位皇帝孙休也饱受权臣之苦，在位7年即英年早逝。到了第四位皇帝孙皓，则是残暴荒淫，最终导致吴国被晋国所灭。
早年的孙权只是东吴的统治者，尽管东汉的皇权已经名存实亡，但孙权也还是处于人臣之位。而晚年的孙权则越来越是个君主，从地方诸侯到“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的帝王的转变，使他的心理产生了变化。由礼贤爱士，虚心纳谏变得越来越自以为是，刚愎自用。
权力使人有自信，也使人产生焦虑。其权力越大，焦虑也越大。根据帕森斯原理，在官场上，上级选拔下级，一般不会选那些比他本人聪明或能力比他强的人。尤其是在和平年代里，上级是不会允许下级在任何方面超越自已的，那样不仅会威胁到他的地位，还会损害他的威望。例如陆逊，本是世江东大族，家族姻亲甚为显赫，由此功高盖主，为孙权所忌畏。这样，陆逊越是拥戴太子和，孙权越疑惑不安，怕将来陆逊也导演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戏剧。因而他逼死陆逊，而选择资望较浅、社会关系比较简单的侨居大族诸葛恪为首辅。
相比较前期动乱不安、征战不断的环境，吴国立国后，疆域大致确定，政治环境相对和平。孙权对外能力攻虽不足，守则有余，足可划江自保。因而将政治重心放在吴国的治理上，整顿内部，回笼权力。孙权也由此变得骄奢淫逸，丧失了原有的自我警惕。
李宗吾先生曾说，孙权的厚黑是小厚黑。即便他年轻时如何所向披靡，到了风烛残年，行为却如此紊乱，心态如此浮躁，把厚黑的哲学抛诸脑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仅刚愎自用，而且让人一辨即明，毫无招式套路可言，可谓一头落魄的黔驴，招致自己的覆灭也无话可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