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二）
永远闪耀着爱和希望的小桔灯
铁凝
冰心，一个贯穿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名字，一位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一同行走过风雨百年的优秀作家。我记忆中的冰心先生，年近百岁，仍然怀着一颗童心。她明澄的目光、慈祥的面容、亲切的态度让人感受到的总是暖意和安稳。她是海的女儿，总是无私地将自己的爱与热情奉献给所有人，她的爱就像大海一般既浩荡、宽厚、广博，又热切、柔润、慈悲。
冰心是我国二十世纪杰出的文学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在她长达八十年的创作生涯里，写下了大量的小说、诗歌和散文，影响了几代后人。冰心在“五四”风云激荡的时代大潮中走上文坛，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撞击着她敏感的心灵，她尝试用自己的笔传达出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创作了一系列直面人生的小说。她以女性柔美细腻的笔触抒写心灵，抒写人生感悟，写下了《繁星》《春水》等晶莹清丽、轻柔隽逸的小诗，引起广泛的影响。她创作了许多婉约典雅、凝练流畅的散文。冰心的作品深具东方女性的特质，用笔轻灵，文字清新，感情细腻澄澈，语言流利晓畅，凝练简洁；她善于捕捉刹那间的感受和思索，以优美的文字渲染出浓郁的抒情气氛，贯穿着抒情写意的格调。冰心是优秀的文体家。她创作的小诗被称做“春水体”，她创作的小说、散文被称做“冰心体”。冰心的作品既有独特的个性和韵味，又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总是能营造出一种清新、高雅的审美境界。
阅读冰心，常常被她流露出的“爱”的情感深深吸引。真的情，真的爱，产生了真的文字。童年与家庭幸福生活的投影，使她终其一生都保持着纯真的感性，并终其一生维护着爱的价值。正是这种爱，使她的作品历久弥新，有了穿越时代的魅力。无论人生如何艰难，心灵中那盏爱的“小桔灯”始终没有熄灭。她守住了心中这份珍贵的情感，深信爱是蕴藏在人类天性中的力量，并努力以爱来教喻、启迪社会人生。爱的哲学，在冰心那里不是概念的演绎，是同她的血肉之躯连结在一起的生命体验和人生信仰。母爱、童真、自然，构成了她作品中丰富的爱的世界。她歌颂母爱，认为母爱是全天底下最伟大、最纯粹的感情，能够引导人类走向新的文明；她赞美童贞，描绘儿童稚气娇憨的情态，希望用儿童世界的纯真无邪，让人类返璞归真；她倾心自然，希望通过表现大自然的美好，平息人间的纷争，融化人类的怨念。在爱与美的永恒追寻中，她唱出一曲曲母爱、童真和大自然的颂歌，希望人们真挚地去爱、去创造理想的社会、理想的人生，并对人类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我看到这信心和希望一代代传承了下来。就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我所熟识的一位年轻的女记者在赶赴灾区采访时，她的背囊里装满了一盏盏“小桔灯”，为的就是送给灾区的那些孩子，能够在断了电的临时帐篷里读书照明。
冰心的一生，不但忠实地属于她自己，属于她真挚的性情，属于她善良的心灵，也忠实地属于祖国和人民。早年冰心曾经在《一篇小说的结局》里写道：“有两件事，我心中决不至于模糊的，就是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母亲。”由衷地表达了一个赤子的拳拳之心。她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她一生所得的稿费几乎都用在了公益事业。她把自己的稿费捐给中国农村妇女教育与发展基金会，用于扶助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捐给中国散文学会，设立了“冰心文学奖”，用于鼓励文学新人；捐给家乡父老，用于修建希望小学。在她弥留之际，她还在遗嘱中要求将所留的稿费及版税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希望工程。晚年的她依然心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热诚，写下了许多针砭时弊的文字，再次展现了她的坚定、勇敢与正直。正如她平生最爱的玫瑰，艳丽而有风骨。冰心不仅是“五四”以来有着重大影响的作家，更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民族与文学的良心。她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实践，展现了高洁的志向、品格与境界，展现了文章与道德高度和谐的风范，受到海内外无数读者的敬仰与爱戴。能够令人敬佩的作家是幸运的，能够令人敬佩而又令人可以亲近的作家则足以拥有双倍的自豪。冰心先生不仅以她的智慧、才情，她对人类的爱心和她不曾迟钝、不曾倦怠的笔，赢得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她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无以言说的母性的光辉和人格力量，更给许多年轻人以他人无法替代的感染。
文章至此，竟觉得冰心先生就坐在我的对面，便想起我在一篇散文中写下的一段：“春节时又收到了冰心先生的近照：她身穿黑白条纹的罩衣坐在紫红色的沙发上，怀中抱着干干净净的白色的咪咪。她的双手微微奓开搭在咪咪身上，似是保护，又似是抚慰。由于镜头的缘故，手显得有些大，仿佛是摄影者有意突出先生这双姿态虔诚、以至显得稚拙的手。她坐在我的面前，目光是如此地清明，面容是如此地和善，那双纯粹老年人的手是如此质朴地微微奓着，令我不能不想起中国北方一个最具民间情意和通俗色彩的称谓：姥姥。”
冰心是杰出的女性作家，是中国妇女的杰出典范，她将爱和美，永远地留在了人间。这由爱而生的希望的雨露永远滋润着我们的心。这爱的灯火也将永远照耀在我们的文学道路上。苍穹里，星空下，大地上，冰心老人那盏闪耀着爱和希望的小桔灯将永不熄灭。
原载2009年2月28日
我的学生们
王小妮
他们都坐在下面，男女生各一半，新拿到的名单上姓名排列整齐，只能显示是四十一个人。名单还对不上那些刚被军训晒黑的脸，每个人看起来都差不多，太年轻太青春了。2008年的大一新生，通通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
我的学生们，历届一样，当中总会有三分之一人木讷寡言，甚至僵硬枯燥。直到学期结束，我都没能找到更自然合适的机会和他们交流，感觉很难和那部分人接近。教室前后各有一扇门，通常，老师的活动区域多在前门，总有学生一听到下课铃立即闷头收拾，快速从后门离开。这其中会有几个女学生最沉默最边缘，她们默默地溜进教室，默默埋头坐在后排角落里，默默把自己的作业反扣着，夹在别人作业的后面。
在我任职的这所大学里，学生大半来自农村，其中超过半数学生的家长离乡打工，孩子们独自留在乡间读书应对高考。我的学生中，主动选择学习我们戏剧影视专业的不足百分之十，余下的都是被“调剂”过来的。会有性格活跃的学生把下巴搭在讲台上问：老师啊，学了这个专业，我们将来能做什么，我们有未来吗？经过了一段时间，大约一半的学生会渐渐喜欢上这个专业，理由很可能是“好玩”。
我们在课上讨论时事新闻，讨论好莱坞的模式化，讨论《疯狂的石头》，讨论正在失去原始活力的成语，这些中国最年轻的知识分子中，不缺少格外热衷于表达个人观点的，而同在一间教室里，我一直留意着我始终接近不了的沉寂着的那个部分。她们就像摆放在教室后面的、随意就会被忽略的几件道具。我非常不喜欢滥用教师的权威，强硬地要求学生去做什么，也因为这样，我很难了解我学生中的每一个。
和那些兴冲冲的、野心勃勃的，或者还时刻心怀挑衅的男大学生相比，除了穿着打扮的不同，把这些沉默着的女学生搁进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课堂上也毫不突兀，有时候，我这么想。
有一次，偶然问起哪些同学还从来没进过电影院，四十一人中有六人举手，我认真看了，举手的都是男生。我相信一定有女生不愿意举手，不言语的人常常有更强的自尊心。
一个没课的晚上，忽然接到班上同学的电话，非常着急，说她们几个女生正在火车站，班上的黄菊同学退学了，准备回陕西乡下老家复读重新参加高考，现在人已经上了火车，突然得到消息，复读涉及到要把迁到大学的户口迁回老家，她们紧急向我求助。我完全不懂迁户口的程序，也记不得班上哪个学生叫黄菊，除了着急，除了担心回到乡下中学复读的风险，一点都帮不上忙。电话那边一阵慌乱就挂断了。我赶紧搜索对这个学生的记忆，只找到第一次课上收到的纸条中有署名黄菊的。我的问题是：你最喜欢的书。她的回答：路遥的书，《平凡的世界》。我的问题：你最喜欢的电影。回答：《背着爸爸去上学》。字迹非常工整，那次课上，我的问题还有：你是否来自乡村。这一条她没有回答。第二天上课，大家说新闻的时候，有女同学起身说：我们班上发生的新闻是，黄菊同学退学了。她没说上几句就哭了。比起国内国外所有新闻，关于黄菊的消息在那个上午，对我们最有震撼力。她已经在回家路上了。我只能对学生们说，不能这么轻易就想到退学，这么重大的决定要尽量征求更多人的意见，从乡下考上大学多么不容易我们都知道。这事儿，我觉得我也有一份责任，对于那些默默无闻的学生，我应该更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