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八）
话题，仍然是诗
苗得雨
不久前，你给我来信，说身体尚好，正天天埋头读书，偶尔也写点什么，望放心。
我真放心了。我给你打电话，你说今年5月前后，准备来故乡走走。你的故乡是山东馆陶，后来馆陶靠河北的一部分划给了河北。但不管谁都说，你是我的老乡。我们是关系至好的乡友与同行。你比我大五岁。我们的交往，也像亲兄弟，自从那年在深圳，我去看你，已十七八年没见了。我知你除了摔了那次，是硬伤，已治好，能甩下拐杖参加活动了。你去过北京，我恰没去，我几次去京，又恰没见你。我想，你身体没什么别的毛病，有见面的机会。今年5月间，我去沂蒙山故乡参加了一个活动，很快回来，怕误了与你相见。我辞了东北一个活动，是故乡行累了，但实在是等你。老友高平也说5月间来故乡走走，正好一起叙叙，喝个小辫朝天。
后见你给聊城《鲁西诗人》的信，知因身体关系，不能来了。我不知你胰腺出现了炎症，这点小地方的病症，竟然把你整个躯体夺去了。
10月4日那天，徐靖嫂子来电话，说你昨天（恰中秋节）走了，走得很突然。我放下电话，心情久久难抑。我流着思念的泪水，断断续续写了下列诗句：“你说要回故乡看看，让我久久等盼；想不到你突然走了，我的思念成了风筝断线。你为何选在这个时间？此刻人间正是团圆……走好，老雁，飞向九天，比故乡遥远。”天堂在九天之上，路程远，我惦挂着你长途劳累。想拍封电报，追赶你的脚步。不料，邮局没有了这项业务，只有寄往你家。
本来这个时候，说不定你可能还在山东访问。这里是你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一草一木都留下了感情。这里也是你诗的第一泉。水流千遭有源头。你多年已不光写故乡，也不光写全国，以至写到了世界各地。但你诗中，总有一股浓浓的鲁西北味。当然是独此一家的风格。豪壮，坦荡，热烈，真情，又可吟可唱，一咏三叹。近年的诗，更精短，更深刻。经历广了，阅历深了，诗的味道更浓。你山东的老诗友也多，大家正望眼欲穿地等你，等着同你一起切磋诗艺，向你取经、学习。宋协周、孔林、吴开晋、孙国章、耿建华、姚焕吉、郭廓、姜澍川、牛明通、张维芳、闫廷琛、陈显荣、栾纪曾、孔祥雨……那年，陈显荣《辣椒歌》得了奖，去京领奖，回来第一个就说得到了你的鼓励。
我写作虽说时间早一点，但实际上久久并不怎么开窍。有两个转折时间，一是文讲所学习，一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你来山东深入生活，对我多次指点。文讲所学习中，明白了文艺规律，知道了文艺特点是什么，但实践中总还缺把火色。似乎有层窗户纸还没戳破。你看了我那一首一首诗的初稿，说每一首，只要稍加改造一下，就会出现质的不同。你说我人太实，诗得调皮，得跳，得跑，得飞，把你的想象力插上翅膀。我说我当年有一套锣鼓，敌人进攻时，埋到了河滩里，胜利后，我挖掘的沙够堆起一座山岭，但怎么也没有找到。你说这“山岭”好，还有你要天天做梦，梦中在用两手敲打着肚皮……一首《丢失了的锣鼓》写出，诗灵动了，感情活了，也有了富有诗意的奇句。从那儿，我的实践与理论认识挂上了钩。
现在，年轻人都在求变，求创新。我们也求变，求创新。但我们知道是在原有基础上求，或者说离不开诗的应有的轨道。诗总是诗，总得有诗意，总得有诗的应有的一些特点。而不是别的什么，更不是玄文、咒语，或宋江读的那种天书。至于大的方面，思想上的民族骨气与正气，艺术上的中国风格，就更不用说了。如你给我信中所说，“魂不变”，“路向上”，“不滑坡”。火车在轨道上跑，飞机在航道上飞。磁悬浮，也不是爱怎么浮就怎么浮。
附：雁翼致苗得雨的信
得雨老友：
近些日子，过得比较适意，又适情，有你的两卷诗（《苗得雨六十年诗选》）相伴。你60年的路，我60天走了一遍，累了你，丰富了我，不说感谢，只说喜。一、沂蒙的山河的情致、魂没有变，虽后来写了许多别地区的生活，但沂蒙山水的味仍浓；二、60年的路是向上的，不因年岁变而滑坡，这是艺术上的大功，也是我要学习的。三、沂蒙山水的骨气和情趣60年一贯性，没有因诗界云乱而变，作为一个诗人，还求什么呢？所以，不顾年老体弱祝贺老友。
我尚好，埋头读书，偶尔也写点什么，望放心，更望保重。
握老手。
雁翼
2008年10月18日
原载2009年12月17日
“独乐乐总不如众乐乐”
彭龄章谊
接到梁秀荣同志电话，得知黎先耀黎老病故的消息，不禁扼腕长叹。
黎老待人热忱、爽朗，办事风风火火，连说话声与笑声都十分洪亮。印象里，他身体一直很好。还是去年夏天，黎老收到我们寄奉的写家父曹靖华的传记《伏牛山的儿子》，连夜读完。他还告诉我们，这本书让他回忆起一则往事：1938年，黎老参加杜宣同志任团长的抗战宣传巡回剧团在江西农村演出，洪遒（解放后曾任珠江电影制片厂厂长）送他一本家父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并将黎老的一首诗《寄给顿河上的小哥萨克们》转寄重庆，发表在家父主编的《中苏文化》上。由于是抗战期间，黎老未能看到那本杂志，但此事对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起了激励作用。我们觉得有趣，建议黎老将这段经历写一短文，收入北大正编选的家父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但文章迟迟未寄来。大约两个月后，收到他的文章，附信说：“因身体不适，耽搁至今，不知误事否？歉甚。”我们甚感不安，他却宽慰我们，“只是身体不舒服，没有什么大病”，随即转移了话题。这次才从梁秀荣同志处得知，早在五年前，黎老即查出肝部有一“占位性病变”，由于病灶部位不适动手术，一直采取保守治疗。而黎老明知自己身罹重病，仍一如继往忙于读书、编书。他那篇回忆文章正是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写出的。如今，家父的纪念文集正在付排，黎老却已溘然远去！
我们很早就读过黎老的文章。印象里，他似乎是一位科学工作者，因为他的文章不少涉及到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这不是随便哪一位作家可以轻易写出的。我们和黎老结识于1998年中国作协举办的春节聚会上，我们正和青年作家、《中国旅游报》副刊编辑马力在走廊里闲谈，一位长者走过来问马力：“听说今天彭龄来了，你见着他了吗？”马力指着彭龄：“这位就是呀。”长者就是黎老。原来他两年前编辑出版了一套自然科学方面的丛书，选了我们一篇文章。由于我们在国外，未能事先征询意见，后来听说我们已经回国，但不知联系地址，指望这次在聚会上找到我们。几天后，果然收到他寄来的《人与自然精品丛书》，其中收在《植物卷》卷首的散文《相见牡丹时》，是1984年春天洛阳一家文学刊物颁奖，彭龄应邀，也代表父亲出席，其间参观了牡丹花会。回京后，彭龄将参观牡丹花会的感受写成散文，发表在《中国旅游报》上。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想不到黎老竟将它收入自己编的丛书里。那些年通常是偶然去书店，发现自己的文章收入某本文集，买一本留作纪念。很少遇到黎老这样认真的编者，一直惦记着找寻作者的。我们也由此结识了黎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