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当年初识雷加，用我们后来挑破了话来说，是“麻秆打狼，两怕着”。我们对雷加是“警惕”的，因为他是“十七年文艺黑线”上下来的人物啊。他对我们也是警惕的，因为我们是被挑选出来唱“文革赞歌”的“工人阶级代表”啊。都抱着这样的警惕，记得开初的几个讨论会，开得就不尴不尬。刚刚被“解放”的雷加，充分展现了他的政治智慧。比如他从来不对当时的文艺路线发表意见，有时我们实在绕不过某个话题了，请教雷加，他说，你们问浩然去，他的观点肯定最正确。然而，又能听得出他这话里确实有点“刺儿”。坦率地说，因为和浩然的热情相对比，当年雷加的态度，多少还令我有几分反感呢。现在看来，这正是一个成熟的、有政治辨别力的老共产党员对自己的艺术理想的坚守啊！
很快我们就发现和这老爷子不能谈文学，更不能谈政治，但和他谈工厂、工人乃至日常生活，他谈笑风生。不过，等到1982年我来到北京作协专业作家支部，和雷加成为同事时，大概因为国家已经进入日丽风清的时代了吧，他成为了一个幽默风趣口无遮拦的老人。从闲聊中，我知道他在“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救亡活动，还亲历了“一·二八”淞沪抗战。而后，他辗转于北平，又到过日本，参加进步文学社团活动并开始创作。1938年，他毅然投向延安，那时就以创作激情高涨和创作速度惊人闻名。雷加似乎是一个“生活”崇拜论者，据说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就以“作家要下去，作品才上来”为题旨，回想起来，这就是他终身奉行的圭臬。他的一生，经历的太多，因此许多说出来让我们目瞪口呆的事情，到了他的嘴里，竟成为了笑谈。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作协一次批“左”的支部会，雷加发言之始，还是红头涨脸的，他回忆当年在解放区时，下乡体验生活回来，如何遭遇“抢救运动”，被怀疑成“特务”，揪上台捆起逼供。一边说一边捋开衣袖，告诉我们他如何被绑、被打。说着说着，竟笑开来，以至最后几乎笑得岔了气。最后他说，“文革”那一套，我才不怕，我年轻时就领教了，我知道早晚还得给我脱帽、鞠躬、道歉！
雷加不甘落伍，永远保持着学习的激情。当年在北京作协支部里，李陀是一个不断带来新的信息和新的思想的人物。李陀每次发完言，雷加都要追问，李陀，你刚才说的那个某国的某某某，他的代表作是啥？李陀便一一作答，雷加也一一记下。当时我想，这老爷子要干啥？真的要找来看吗？果然，下一次聚会，雷加就和李陀探讨起某某的代表作来。以至李陀好几次大叫：“老爷子，我真服了您啦！”
老爷子啊，在天国那边，你还是那个骑着线闸的轻型自行车，探着身子，撅着屁股，翩然来去的老头儿吗？
原载2009年11月21日
怆然而涕下
——送宪益远行
丹晨
从杨宪益葬礼回来，枯坐冥思，心里理不出一个思绪，竟怪怪地想，如果宪益还能说话，又将怎么嘲讽调侃自己，会不会打油戏诗“告别文联少开会，闲来无事且干杯”（杨宪益诗）。
11月23日上午10点，范玮丽来电话：“杨老今天早晨走了！”尽管我已经有了预感，但还是感到惊愕和哀伤：怎么那么快！就这样殁了！
因为，三天前，我刚和范玮丽、赵学龄相约到煤炭总医院去探望过宪益。那天，他躺在病床，脸上系着两条管子，呼吸很困难，声音像拉风箱似的，据说有时响得连走廊里都能听到。但他仍然意识清晰敏快，见到我们，嘴角强绽出一丝平日惯有的那种轻柔的俏皮的笑意。
我因为有点感冒，不敢太靠近他，坐在他对面的小沙发上。玮丽一直坐在床边紧握着他的左手，一边说话安慰他。他似乎很感到温暖，有点平静了。看着他正在经受难以形容的痛苦和煎熬，我觉得造化捉弄人，平日那么潇洒轻松、仙风道骨，如今却给病折磨得由不得自己了。一种异常的辛酸和痛楚在啮噬着我，只是呆呆地看着他。直到我们离去时，他又是漾着那样的笑，慢慢地抬起左手轻轻地摆动向我们示意再见。哪想这竟是与他最后的诀别。
我真有些痛悔，为什么前些年不多去看望他？今年春节后，也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小金丝胡同。我已多年没有见到他。赵学龄是他们家三代的老朋友，与他常来常往，几次对我说，“他常常问起你。”我很惭愧，这次真心诚意去问候他。他坐在小沙发上，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毛线开衫，气色挺好，脸比往常还丰满白晢了些，仍然那样悠闲淡定地吸着香烟。五年前，因为淋巴腺癌动了手术，术后恢复得很好。现在他终于放下喝了一辈子的酒，但每天还吸几支烟。这使我大为惊讶。赵学龄说：“他不在乎，没事！你看他还是那样精神十足。”在那个幽静的客厅里，没有客人时，他就一个人静静地悠思遐想，任时光悄悄地从他身边流逝。
他还是那样关切地问我在写些什么，研究些什么？我却老想着他的过分寂静，问他：“现在来看望你的朋友多吗？”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家成了文化界的沙龙，常常高朋满座，酒酣耳热，热闹非凡。他说：“不来了。”我记不得他什么时候生过气，但从他说话的语气里，听到了一点落寞不快的感觉。我不喜欢热闹，如今听说这里冷清了，我又知道他爱朋友，所以说：“我以后会常来看你。”但是，后来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一直耽搁到这时才来，他已病倒了！
我是1960年底大学毕业后到《中国文学》杂志做编辑的。从这时起，我和宪益在一起共事了七八年，我们的办公室总是相邻或对门，经常在一起聊天。直到“文革”时，他被莫须有的罪名入狱四年我们才暌隔不见了。宪益脾气好，没有架子，编辑部里谁都没大没小地称他“宪益”或“老杨”。从年长、学问来说，他当然是我的老师前辈，因为他的亲和率性，我们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数十年里我因工作有机缘认识许多老一辈文化名人，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杰出的，但像宪益那样，真正视功名利禄如浮云，把权势钱财当粪土，宠辱不惊、安危不计，从心底自然而然地不把这些当一回事，只此一人矣！以后如有机会我希望对读者讲讲他的故事，可以证明我的这个说法是诚实的、一点不夸张的。
当然，他也不是出世之人，爱妻戴乃迭先逝，就使他伤痛到自己的生命也“感觉到头了”。他看重朋友，当做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到了近些年，如他所说：朋友中“像我这个年龄的，不是死了，就是比我病得还厉害，很少见面了”！这是他最后岁月里落寞的原因之一。幸而，有小女儿杨炽、外甥女赵蘅常伴身旁。还有一个范玮丽，三年前从国外回来，因为从年轻时就仰慕敬重戴乃迭和杨宪益，用流行的话说，是他们的忠实的“粉丝”，每周都来看望他一二次，陪伴他，与他聊天，关心他的生活，亲切真诚如若自家的晚辈，也给了他很多的安慰和温馨。
他不是有什么出世思想。所以，他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进步，对别人非常关注忧心。记得傅雷曾对儿子傅聪说自己，“虽在江湖，忧时忧国之心未敢后人；看我与世相隔，实则风雨鸡鸣，息息相关”。借用此话形容宪益完全贴切吻合。不过他的这番热心却未必为人理解，还常受到莫名的挫折。他全身心投入翻译事业获得巨大成就，这是大家都看到了的。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传说在全中国，懂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只有三个人：周作人、杨宪益、罗念生。那时上面正想组织人翻译《荷马史诗》，宪益就担当了其中的重头著作《奥德修纪》《阿里斯多芬喜剧》等许多种。我至今保存他赠我的这些书和《牧歌》（维吉尔）。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在中翻外方面的成绩更是无人可及的。他和戴乃迭翻译的中国古代文学，除了已出版的单行本，还有大量发表在几十年间陆续不断印行的《中国文学》杂志，从《诗经》《离骚》到《红楼梦》《聊斋》，到龚自珍，直到鲁迅（暂不说其它现当代作品），在这二三千年文学发展历史中，无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几乎有关的代表性经典作家作品相当系统地都翻译成了英文，而且达到了这样高的语言文学水平。这是世界上任何别的翻译家没有也不可能完成的。试想，如果把他们的这些译作编纂在一起就是一部浩瀚如海的英文版《中国古典文学精粹大全》，如果编印一套英文版的《杨宪益戴乃迭译文全集》将会多达四五十卷不止。这些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借助于他们夫妇的劳动，将会在英语世界读者中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因此，我敢不揣冒昧地说他们是绝无仅有的翻译文化巨匠，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想到这里，我为杨宪益、戴乃迭不禁怆然而涕下。
原载2009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