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正在参加四川作家的四本有关抗震救灾纪实文学首发和研讨的会议，没有太多考虑这件事情，会后回到家中，才上网看到这篇博文。更看到网友们几乎一面倒的、似乎已经作了定论的众多跟帖，群情汹汹之下，不禁内心悲凉。最后，还是觉得有必要对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一个交待，而不是出具一张基金会的发票那么简单——因为至少有一个网友已经预设了结论，说如果杨红樱出示了收据，也可能是跟某些方面串通了提供的伪证，是事后补上的。如此一来，便远远超过了正常的质疑，而成了一种预设的构陷。但无论如何，还是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件事情前后的经过写出来，公之于众。澄清吗？我想不只是澄清。证明吗？也只能向未曾预设结论、只是质疑着什么的人来证明。
前些日子，我曾私下对朋友说，什么时候写篇《募捐记》可能很有意思，因为在这件事情操作过程中，发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结构中，民间的、自发的社会公益行动如果要按照发起者的意愿正常施行，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个中原因，并不是有谁在有意阻碍，更多还是体制性的问题，仔细探究一番，有很多东西既值得将来还要从事此类活动的民间人士或机构深思；在政府方面，如何顺应这种潮流也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并且，民间的意愿与行动如何与政府相互协调也还是有一个巨大的空白地带。我说，写一篇《募捐记》或《捐建记》就是想探讨这样一些问题。没有想到，这样一篇博文让我的这个写作提前了，并且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想法，而是一个真诚的说明。
地震发生时，我正在写作长篇小说《格萨尔王》，然后，写作就中断了。成都这个城市，短暂的慌乱结束后，人们已经行动起来，当下就有朋友打电话来约去献血，也有朋友相约开始筹集食品、饮用水之类，自己开着车去往灾区，因为都江堰、什邡、绵竹等灾区道路能通，距成都市区也就几十公里到百多公里的距离。没有什么崇高的想法，只不过是当此大难，每个人不做点什么，自己的心中就无法平静。所以，我在媒体上说过，我们不是去帮助灾区蒙难的人们，是在帮助我们自己的心灵。这些天里，私下还和朋友们谈论，看还能做点更有意义的什么事情。这时，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希望有灾区的作家去参加他们在北京举行的图书义卖活动，而我和麦家一方面人在四川，算是灾区作家，同时，我们两个人都有书在他们出版社出版，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出席。于是，就约了麦家一起去北京。当时，成都双流机场客机已不能正常起飞，主要供运送救灾物资和人员的飞机起降。我便开了自家的车（不是公车）到重庆，再从重庆转飞北京。重庆《课堂内外》杂志的朋友不但代我们买了机票，还亲自开车到高速路口迎接、给我们带路，当天晚上飞到北京。
在开车去重庆的路上，麦家告诉我，后座上的包里有20万现金。他说，出发前他带着这笔钱去红十字会（也许我记忆有误，总之是国家的大型的基金会，从国家民政部就查得到的那种）捐款，后来没捐，因为他想知道捐款的投向。但对于一个大型的基金会来说，这笔钱是笔小钱，马上要定向，不可能。于是，他就把钱带到了车上。他说，要么，我们自己干吧。
有了这个想法，在成都去重庆三个多小时的路上，我俩一边轮换开车，空出来的人就给一些朋友打电话，看看朋友中多少有些经济实力的是否愿意参加进来，也就是看看这件事情有多大的可能性。应该说，当时那种情境之下，得到的都是比较积极的回应。所以，就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
第二天，参加完在北京的义卖，我俩又在住处（社科院招待所）讨论这件事情，觉得灾后乡村学校的重建可能会有困难，希望除了我们自己出一点钱，也动员朋友们来参与此事，希望在这方面能有所贡献。这时，《成都商报》的一个记者给我们一个消息，说正在韩国访问的我们四川作家杨红樱也有意捐款，当时我们俩就说应该把她也拉进来，由我们四川三个作家共同来发起这个行动。打她电话却不通，后来很曲折地跟她联系上了，她说确实要捐，并表示非常高兴能共同发起这个活动。记得她说：“很高兴你们俩做这件事情没有忘记我。”
这时，我们三个人的捐款一共就有了45万。他们各20万，我父母兄弟都在农村，负担较多，量力而行，出5万。按照过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的经验，这笔钱已经够建一所希望小学了。当时就想，何不多建几所。所以，就给这个行动想了一个很大的名字：“灾后乡村学校重建计划”。并且不只是想到了建学校，还想到了这一所或几所学校建成后，我们还要继续为这些乡村学校多做些事情，比如师资培训、贫困学生资助、学校图书馆的充实、组织较高水准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去学校支教等等。
后来突然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钱没有出去。也就是说，如果把钱捐到政府名下一些大的基金会，我们会失去对钱的支配权，我们的想法就无从实现。而我们一开始就很明白地知道，我们不能经手哪怕是一分钱的现金，但给钱找一个恰当的地方，确实就产生了困难。这时，我想起一件过去很久的事，就是我老婆现在老家供职的单位阿坝州教育局，我记得曾听他们单位的一个人对我说过，说他们搞了一个基金会，希望我能帮助介绍一些有意在少数民族地区做点捐助的企业。这时，我从中午开始打电话，就想问问这个基金会的情况，但电话一直不通，教育局的领导大多都去了重灾区汶川，直到晚上、应该是九点多了，我打通了教育局长的电话。他非常疲倦，说他刚刚从震中映秀把那里幸存的数百学生转移到成都的安置点。我问他基金会的情况，他说的确有这样一个基金会，是在省民政厅注册的合法的基金会，并赞同我们的想法。这样，算是钱有了一个令人放心的合法的去处。当即，我和麦家就起草了一个《倡议书》（指《劫后重生——关于发起“5·12灾后乡村学校重建行动”的倡议书》——编者），当夜电邮给阿坝州教育局局长，希望他明确对我们提出的监督学校修建、监督资金流向等事项表示明确同意。当时夜已经很深了，局长从灾区出来，亟须休息，但他还是一直等到收到邮件，表示“完全同意”。这让我很是内疚，但又不得不如此。
杨红樱这时也从韩国回到北京，第一时间便来与我们会面。《倡议书》经她同意后，便同时在《北京晚报》和“新浪网”刊出。《倡议书》后公布了我们三人的电子邮箱。意思是有捐款意愿的朋友通过邮箱告诉我们后，我们再把阿坝州教育局管理的阿坝州教育基金会的账户告诉于他。
很快，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两位编辑脚印和杨新兰就往这个账户各捐出2万元。另一个朋友、作家出版社编辑王淑丽也捐出1万元。随后，外经贸大学的教授、作家冯晓虎也捐出了2万元。
当时，我们所以在媒体上发出倡议，是因为在一个一个去发动朋友的过程中发现，震灾发生以后，所有单位、团体都在组织捐款，就是再有捐款意向的人，也都有过至少一次的捐款行为了，更多有能力的，还有自己的意愿与打算；这时，一个一个去问，有道德绑架之嫌。所以，觉得还是通过媒体发布为好，捐与不捐、捐不捐给我们完全出于自愿。具体考虑，可以从当时“新浪”对我和麦家作的一个访谈，和全国哀悼日那一天，《北京晚报》记者孙小宁对我的访谈《灾区需要持续关怀》中看到，算是对我们倡议的一个具体说明。记得那天在北京，举国哀悼的那一时刻，我多少有些安慰，觉得总算是开始在做一件多少有些意义的事情。这件事情不大，对于灾区所遭受的巨大的、上亿万的经济损失来说，我们这点钱比九牛一毛还少。更不要说那些殒灭与伤残的生命了。我也没有什么崇高感，只是觉得在做一件能使自己内心平安的事情。所以，我在采访中说，这不是在帮助别人，是在帮助我们自己，帮助自己的内心，为了自己内心的安心与温暖，仅此而已。当时，我们还公开承诺，如果学校得以建成，绝对不以我们个人或某个团体来命名，要用一个地震中牺牲的老师的名字来命名可能会有的学校。
北京活动结束后，上海《文学报》也刊发了这个倡议。我接到上海朋友的邀请，正好又接到德国驻上海领事馆的邀请，参加一个以我的作品为原本的汉译德的翻译比赛活动。那次小型的集会上，还见到了远从德国来到上海的我的小说德文本的翻译家卡琳。领事馆的德国朋友马克还在这次文学活动中摆上了一只募捐箱，为汶川地震募得的几千元人民币，也汇到了阿坝州教育基金会，具体数额可以从基金会查到。会后，和上海一些朋友见面，他们也自发表达了捐款的意愿。甚至，朋友们还张罗着要我去某大学作一次演讲。后来，我思考再三，拒绝了这个安排。因为有一个隐隐的担心，害怕声势很大，后来却没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当时，意向性的捐款数字很快就到了200多万（博文说捐款有200万，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从此而来，但我不记得我有无向外界透露过具体信息）。这时，我的思想上却有了一个巨大的负担，担心因为种种原因，这些捐款未必可以尽数到位。后来，还有广东的朋友也来相邀去募捐，我也取消了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