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随意走进一间节能屋，七十八岁的何乾贵老人和他的老伴住在这里。十平米的房间，两张单人床铺，卫生间、电视、衣柜俱全，是一个小家的模样。饭菜不用自己烧，统一由食堂供应。老人来自八角镇的重灾山区，地震中儿子遇难。一见到我们，他就念叨说：“去年今天，娃给砸死了。家婆给带过来了。在这里吃得好，住得好。”他的老伴是个哑巴，嗓子里嘶嘶啦啦，用手比划：原来住在山上，现在，好！
福利院院长告诉我们，这些三孤人员，都是免费入住的，一切费用都由政府承担。眼看到了中午吃饭时间，我们决定到食堂看看他们的伙食。顺着青石板甬路走到食堂，一路上看见三三两两端着饭钵去打饭的老人，他们神情安静怡然，饭菜从盒里飘出香味。今天中午的食谱是三菜一汤：青椒炒肉、大头菜炒肉、素炒豆芽，黄瓜汤和白米饭放在外面随便打。窗台旁边小黑板上标明就餐人数115人，特殊就餐人数27人。每月标准400元（饮食保健费370元，零花钱30元）。
让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居有其屋，病有其医，是我们全社会的职责。北京这次援建，除了在公共基础设施、学校、福利院方面的援建外，投入精力最大、着力最深的就是智力援建。
什邡人民医院，这座什邡当地最大的医院，好不容易盖起一座新住院楼，定于去年5月12日启用。怎么就那么巧，当天正好发生大地震，整座大楼未经使用就宣告报废。
2008年12月1号，北京建工集团进驻开工，援建新人民医院，预计于2010年9月30日竣工。新人民医院占地55000千平方米，硬件设备达到北京的三甲医院水平，拥有高压氧舱、传染病楼、康复楼等，引进CT和核磁共振先进设备，投资是三个亿。硬件上去了，软件也必须跟得上。医院的软件部分还要跟北京对接一段时间。什邡人民医院的软件部分由北京朝阳医院负责，目前在北京培训的医护人员有三百来人。朝阳医院门诊部主任丁枭伟挂任什邡人民医院副院长，对于医院的科学布局、流程建设、成本控制、建设协调方面提出了许多专业性意见和建议。
来到什邡人民医院工地，见北京市总工会、全总文工团刚刚结束在这里的慰问演出，门中央空地上演出的大红横幅还在，工人们却早已转身，又投入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的紧张施工中去了。眺望五万多平米的医院建筑群，我们感慨万千。光有了先进的建筑和硬件，没有与之配套的先进的理念，没有优秀的人才，是不行的。
人才培养和智力援建是这次北京援建的重要一环。地震过后，当宣布什邡成为北京对口援建城市时，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吕锡文就做出了“做好对口支持工作，关键在人”的指示，对灾区的智力援助迅速提上日程。市委组织部立即研究制定了《北京市对口支持什邡市灾后恢复重建智力援助方案》，选派干部挂职支援灾区。前线指挥部也专门设立了人力资源办公室，负责人力资源调配、专业人员和农民工培训、劳务输入输出等方面的工作。北京和什邡双方还将在医疗卫生、教育等多个方面进行更多的交流，什邡的几百名医生和教师已赴京接受培训。
除了教师和医生的培训，北京各文化单位也积极行动，帮助提高什邡的文化建设。除了纳入基础设施援建项目的总投资12亿的什邡广电中心和广播电视网之外，北京市文联、作协都在采取行动支援灾区。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黎晶亲自率人到什邡考察情况，针对什邡“中国书法之乡”的特点，援助灾区开展书法活动，定于5月13日至18日在北京书画院举办“北京什邡书法交流展”。北京作协也派作家前来采访，相应开展援建活动。这些都给当地的文化工作者鼓了心劲儿，对于提高当地文化水平，促进当地的文化恢复和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8年5月1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什邡市蓥峰实业公司穿心店厂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时坚定指出：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5·12”汶川大地震给灾区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同时，在灾后重建、百废待兴过程中，也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在这次全国十八个省市对口援建过程中，灾区人们受到发达城市先进理念意识的触动和启发，受到了不小的震撼。借助这个外力，他们不光要迅速抚平创伤、重整家园，实现当地物质产业的重建和升级，还要进一步实现人才培养、思想意识和精神观念上的重建和升级。惟其如此，才能真正重建出精神和物质文明两方面都出色的新家园。
原载2009年5月26日
内线与外线——琐忆当年战事
石英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即将到来之际，我为60年来伟大事业的辉煌而由衷欣喜，但也时刻想到缔造人民共和国的无比艰辛。我自小生长于山东省胶东半岛老解放区，青少年时代经历的正是敌我之间残酷斗争的岁月，而且在很小的时候就参加了我党领导下的对敌斗争，成为一名未正式穿上军装的小兵，并加入了秘密试建时期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曾作为少年儿童宣传队队员先后两次赴前线宣传慰问。不久后又正式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司令部做机要工作。
解放区的生活经历和军旅生涯使我贴近战争，并对当时的战局尤其是宏观形势有较多的体验与了解。我这里所要谈的不是我个人的具体经历，而是就我所了解的有关战争的实际情况。近年来我看到电视上对战争形势的宣讲与某些战争影视作品之后，更觉有话要说。当共和国60周年到来之际，就更有其特殊意义了。
众所周知的是，自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经过不到一年的激烈战争，我军实际上已经打破了敌人的全面进攻。于是蒋介石将全面进攻变为“重点进攻”，以大部精锐部队置于东西两翼，即山东与陕北。尤其在山东战场上，蒋介石可以说是下了很大赌注，集中数十万大军在山东沂蒙山区，寻求与陈、粟主力决战。但我华东人民解放军巧与周旋，不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之有生力量，经过莱芜、泰安、孟良崮诸役，尤其是在孟良崮战役中将敌五大主力（当时又称五大金刚钻）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一举全歼，极大地挫败了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势头。然而，问题的关键也正在此处。在某些电视和文字的宣讲中，认为此役已经粉碎了蒋介石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以我所经历的实际情况和掌握的材料，那种论断讲得稍许提早了些。
不妨从整个战场的形势更扩大一些看：当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自鲁西南渡过黄河、连打几个硬仗后，挺进大别山，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外线作战的先端。党中央和毛主席这一历史性的决策，无疑是具有战略转折意义的，是一步绝妙好棋，但同时也是一步险棋。当我大军挺进江、河、湖、汉，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他们自然要凶狠地进行堵截追扑。其实，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也是明显的：就是要将重点进攻山东乃至陕北的国民党军“拽”出一部分，对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意义重大。但是，刘、邓挺进大别山后，遇到的压力是巨大的：正面是敌“华中剿总”、号称“小诸葛”白崇禧的主力部队，尾追的是蒋介石调集的其他军力。不过，东西两翼蒋军“重点进攻”的基本兵力仍未有大的变动。在这种情势下，依党中央、毛主席的总体战略，也是随机应变，不久又令晋南太岳兵团陈（赓）、谢（富治）所部由河南陕县相继渡过黄河，挺进豫西，但为了以更大的力度调动敌人，在更广阔的战场上逐鹿中原，中央军委与华东野战军断然决定：由陈毅、粟裕率领八个纵队取道鲁西南，挺进豫、皖、苏，与刘邓、陈谢形成品字阵势，以空前的气魄与兵力转至外线作战。蒋介石再也吃不住劲，这便在极大程度上调动了敌人，山东战场的态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作为一个时刻关注战场形势发展的少年，在1947年八九月间，心里甚感困惑。实际上，自当年五月孟良崮战役之后，胶东解放区的报纸上就极少报道我大部队的行动，倒是远离山东战场的其他战区尚有战争的消息。为了解疑，我非止一次地问过驻村的区指导员（区委书记）孙超、县青会长李敬（也是领导我的团组织领导人），以及偶尔碰到的县委张书记和王县长。他们也许知道而不肯告诉我，或许连他们也并不详知，只是说：“上级一定在准备大的军事行动。”“也可能我们的部队正在休整。”王县长还以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许司令（许世友）肯定知道这军事秘密。可我也见不到许司令。”
就在这当中，记得是一个雨天的上午，我去村公所看报纸。等了一会儿，邮递员来了，我当即拿过胶东《大众报》，一则久违了的战争消息映入眼帘：“华东我军攻克费县。守敌一个团被全歼。”这好像是一个孤立的讯息，周围再没有任何有关战争的报道。当时我很纳闷：为什么要对鲁南这样一座不起眼的小城开刀？有啥战略上的意义？另一方面也觉得很不过瘾。显然，我希望的是再打几个像莱芜和孟良崮那样的大仗，从根本上解除蒋军对山东解放区的威胁。但当我回到家中，猛然联想起领导同志对我说过的“准备大的行动”那番话，这攻克费县是不是大行动的一个序曲？或者是我军声东击西的一举，真正的指向还在后面？
过了些日子，区上带队走前线支前的同志回来向我们团员透露说：最近我军打南麻（当时的一个大镇，现为济源县城所在地）、临朐没打好，打成了“夹生饭”，后来撤出了战斗，云云。也就在此后我才知道：陈、粟率大部主力南下后，内线由许世友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组成山东兵团（又称东线兵团），指挥由原胶东主力为基础的几个纵队，坚持山东内线作战。但因气候不利，连降暴雨，挖的坑道进水、炸药包受潮，造成南麻、临朐之战打得很胶着，伤亡很大。为利于再战，我军撤出攻击，进行转移。此役的详情，在我所看到的军史和其它军事著作中很少涉及。但在开国初期，我听熟悉此役的一位领导同志讲：“如果南麻、临朐打好了，说不定就没有后来的敌人大举进攻胶东。”或许他的话是有道理的。
看来当时攻克鲁南费县，而且大造声势，确是外线出击的我军有意之举。显然是以此行动迷惑敌人我大军挺进鲁西南。但不知为何，同样是外线出击，两个月前刘、邓大军渡黄，领导上很快就在党团员中进行了传达，而此次陈、粟大军外线出击，至少在当时并没有进行传达。其战略意图要隐蔽得多，这当中必有许多讲究。他们在豫皖苏的大举展开，还是在一两个月敌占我故乡期间，我从上级发来的“号外”上看到的。“我陈、粟大军横扫陇海路，连克兰封、考城、民权、马牧集……敌军成捉襟见肘之势”。
尽管大军南下在很大程度上，“撕扯”了蒋介石在山东战场上的军事布置，但处于内线的山东兵团却承受着相当不轻的压力，因为，敌人留在山东的兵力仍然不少，而且有些还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如李弥所部的第八军、阙汉骞所部的五十四军等，都是与我胶东主力多次交手的“顽固派”。及至1947年九十月间，蒋介石更命其上将范汉杰坐镇青岛，调集六个整编师（军）的机动兵力，分几路向我胶东解放区发起空前的大举进攻。他们基本上是从青岛、潍县出动，大致是沿烟潍、烟青公路向龙口、烟台、威海等点扑来，蒋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还乡团反攻倒算，惨绝人寰。至当年十月左右，敌人实现了年前所未达到的目标（年前只占领昌邑、掖县，后来撤走），基本上侵占了胶东解放区腹地。在这点上，某些宣讲者说自孟良崮战役后，蒋军在山东战场再也组织不起像样的进攻，显然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不大符合的。
蒋介石以此代价侵占胶东腹地尤其是诸港口的图谋是多方面的。一是疯狂破坏长时期相当巩固的“匪区”，妄图捣毁支援华东战场的我后方基地；二是切断胶东解放区与东北辽东半岛的海上联系；三是妄图将我山东内线主力堵在半岛狭小地带而击垮之。
而我内线兵团机动灵活，成功地跳出优势敌军的围堵，并揪住敌军的尾巴，在昌（南）三户山首开敌军进攻胶东以来成建制被歼的记录，使其首尾不能相顾。随后我军在掖县、诸城零星歼敌；直至深秋的莱阳战役（并打青岛来援之敌），又歼敌万余人。这时敌军慌忙收缩兵力，我军于1947年年底收复了胶东绝大部分县城，取得了胶东保卫战的胜利。
但龙口、蓬莱、威海、烟台这些港口，则是在1947年底到1948年间逐渐收复的。其原因应该是：内线我军的困扰，使敌军日感局促，而外线我军不断发动攻势，蒋介石则深感兵力不足，不得不抽调驻威、烟的部队海运增援，将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占领的港口“忍痛”放弃。外线及附近地区的战事如：陈、粟大军发动的豫东战役（包括攻克开封）；东北野战军发动的春夏季攻势、特别是秋季进行的攻打锦州之役，也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自山东抽调兵力，勉强在山东胶济和津浦线据守几个“点”而已。
综观上述，我认为：蒋介石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关键还是党中央、毛主席与华东野战军首长共同采取的英明决策：毅然以大部主力进行外线作战，才最后“撕”破了敌人织就的军事罗网。而又以内线兵团在山东当地与敌军周旋，避实击虚，待机歼敌。就这样内外结合，相互支援，共同“拉动”敌人，使敌军疲于奔命，逐渐被削弱，造成“重点”不“重”，使其图谋最终宣告破产。试想，如果当年与敌军在内线一味纠缠下去，尽管还可以打几个胜仗，但从长远观点上看，并非上策。所以，所谓“彻底粉碎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并非一朝一夕、一战一役之事，而是大胆果断的英明决策与内外配合作战的结果。
为此，我军民付出了比想象更为沉重的代价；否则，不是有些太容易了吗？
原载2009年6月13日
关于所谓杨红樱等作家200万元
地震捐款的说明
阿来
昨天下午接到《燕赵都市报》记者侯艳宁的电话，告诉我在“新浪”博客上有一篇文章，对麦家、杨红樱和我三个四川作家在5·12地震后发起为重建灾区乡村学校的捐款行动的真伪提出了强烈质疑，希望采访一下，我当即给予了尽可能详尽的说明，同时将阿坝州教育基金会负责人和阿坝州教育局长的电话给了记者，请她第一时间向对方求证，她采访的结果，我想大家应该能够从《燕赵都市报》上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