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名人处在最困难的时候，最能看出嘴的功效。美国拳王霍利菲尔德在跟英国拳王刘易斯打满12回合的所谓“世纪大战”之后，不等结果出来就在拳台上蹦着脚地高喊：“我蠃了！我赢了！”
这是作秀，表演给拳迷们看，或者还想影响裁判。很快主持人就宣布他输了，他圆乎脸一抹变成长乎脸，随即改口：“结果就是结果，即便对结果感到失望，但生活还得继续下去，我也还得去打拳。裁判有权根据自己的看法去判决。”来得多快，立刻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从容而体面地下来了。
克林顿的性丑闻闹得正不可开交的时候，电视记者当着亿万观众问希拉里：“你为什么不离婚？”这是最难堪最尖锐又最不好回答的问题，有许多影星、歌星、球星，都是在面对这样的发问时不止一次地大骂出口大打出手，或借口是隐私拒绝回答，而希拉里不急不气，神色庄重地脱口而出：“爱让我不能离开！”
这个“爱”是广义的，怎么理解都行，当然也包括对女儿、对家庭、乃至对美国的责任，一下子用真理化解了全部尴尬。
克林顿在这个问题上对咄咄逼人的记者则采用了自我调侃的口吻：“取笑我的话已经被世人说尽了，再也没人能说出什么新鲜的了。”
人在愤怒的时候最容易失态，一失态说话就容易走板，作为名人最忌讳的就是失态和说错话。在一次争吵中丘吉尔被激怒了，他的政治对手中有一名伶牙俐齿的女人一一阿斯特夫人。女人在争吵中似乎可以说一些撒泼的话，为了火上浇油：“如果我是你夫人，一定会在你的咖啡里放进毒药。”丘吉尔随口应道：“如果我是您丈夫，一定会把这杯咖啡喝下去。”
当然，也有的名人一动气就说粗话，骂脏话，这使他更有名，也更可爱。
如马拉多纳，丑闻不断，人们对他的喜欢程度却有增无减。而另一个球王贝利，因说话老是一本正经，做完美状，做先知状，每有大赛必发预言，这使他反而不招人喜欢。
名人当然也有因为太能说而丢面子的时候。德国文学巨匠歌德，曾获得法学博士学位，30多岁时当上律师，当时已发表了风靡全球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他在一次出庭为当事人辩护的时候口若悬河：“他不过是无限的仇恨和最下流的谩骂，热情下的产物，在最无耻的谎言、最不知节制的仇恨和最肮脏的诽谤的角逐中孕育的丑陋而发育不全的低能儿……我不能再继续我的发言，我不能用类似渎神的话语玷污自己的嘴。对于这样的对手我还能指望什么呢？是的，是需要有一种超人的力量才能使一生下来就瞎眼的人复明。至于制止住疯子的疯狂，那是警察的事！”
他自以为讲得文采飞扬，旁听席上却发出嗤嗤的笑声，连法官都摇头，对方的律师立即驳斥歌德的辩护不伦不类，东拉西扯，哗众取宠，不以事实证据和法律为基础，一派行吟诗人的腔调。那场官司的结果当然是歌德所代表的一方败诉了。
还有一种名人，绝不逞口舌之快，还时时刻刻地告诫自己不可把话说得太精彩、太明白，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格林斯潘，被誉为是仅次于美国总统的二号人物，甚至还有人说，美国谁当总统都没有关系，只要有格林斯潘就行。他一打喷嚏，全球都要下雨。就是这样一个重要人物，为了不让人们根据他的讲话去决定投资方向或到股市上去押宝，便练就了一种“外星人语”，嘟嘟囔囔，含混不清，非常专业，又非常深奥难懂。令美国的银行家们大费脑筋，明明知道他说的是英语，有些单词也听得很清楚，连成了句子就怎么也不明白他要表达什么意思。为此他还险些葬送了自己的幸福，和女友相恋12年，三次求婚都不成，后经旁人点拨女友才明白了他的心意，遂结连理，多年来伉俪情深。
可见，名人并不全是因为嘴而出名的，但名人一般都很会利用自己的嘴的。
所谓“现代政治领导”，很大一块内容是通过“会议领导”。一切政治决议的形成，无不依靠会议；而方针政策的发布和贯彻执行，也要借助会议。所以在历史的每一个转折点都有一个著名的会议：如雅尔塔会议，通过《独立宣言》的美国费城第二次大陆会议，中国的遵义会议、庐山会议等等。
过去有顺口溜说这个党的税多，那个党的会多……其实，哪个党的会也不少。就连封建时代每天的“早朝”，也是一种例会，可称“御前会议”。领导的征服也要借助于在会议上的征服，许多领导者的风采是通过会议体现的，一个报告，一篇讲演，就轰动开来，树起威望，传为佳话。如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60年代初，我给曾经当过团中央总书记的冯文斌做过秘书，每逢有他讲话的大会，就是全厂的节日。他不用讲稿，只在手心上记下几个数字，就能讲三四个小时，职工们听得如痴如醉，绝没有出出进进、提前溜号的现象。有句老话叫：“英雄美在嘴上”一所言不虚。嘴好就要表现在会议上，不是私下里自言自语，那是有病。但是，什么事情一做“过”了，就会适得其反。
人们一定还记得“文山会海”的年代，试想老泡在海里谁能受得了？于是会场上打吨的，打呼的，“咔吐、咔吐”嗑瓜子的，“咝咝咝”织毛线活的，“喀嘣、喀嘣”剪指甲的，“嘁嘁嚓嚓，嚓嚓嘁嘁”哥们姐们扎成一堆神聊的……即使这样也有人不想参加会，有的是因为忙，有的闲着没事也不愿意去听会，尽管只是带俩耳朵去就行。人长两只耳朵是用来听有用的话，如果都是空话、套话、废话，甚至还有假话，就会连耳朵都受不了。人们因此想出了许多逃会的办法用一个“逃”字和会联系起来，让人想到了逃难、逃跑……足见人们对开会的惧怕或是厌烦。
各级领导自然也想出了种种对付逃会的办法，诸如开会发钱，不参加会的算旷工，停发工资捎带扣奖金。以后干脆演变成一种惯例：开会必须发礼品、送红包。名之曰：材料费、阅读费、车马费……“车”可以理解，“马”从何来？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谁能坐着马车去开会？想得何其浪漫！
有段时间我曾以为就是我们中国人会最多、也最会开会，小会两三个人，大会可集结百万之众，如“文革”期间的领袖接见。散漫的在炕头和田间地头也能开会，庄严的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会堂会堂，就是专门开会的圣堂，人民当家做主，就体现在有了开会的权利和资格。1982年我第一次去美国，在纽约参观了联合国总部，看了一个厅又一个厅，也都是开会的地方，才知道联合国就是专门开会的组织。我们从电视新闻里经常会看到联合国开会的场面，台上讲话的人煞有介事，台下听的人稀稀拉拉，会场上一片空椅子。
这跟中国正相反，中国开会要求人多，你只要到场，听不听由你。会场上人多，显得郑重其事，头头作报告才有兴奋点。联合国则不然，你不来是你的事，有人听没人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开过会了，我讲过了。开过讲过就记录在案，就算做了一件事。
那么没人听的会算不算讲废话？开会不都是废话，开会又不可能没有废话。据说当今世界上最会讲废话的有三种人：一种以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为代表，高高在上，不掌实权，在参加重要的大会或会见什么人的时候都必须要讲话。女王每次都讲得非常得体，非常优雅，非常真诚，让听者非常感动。等这些被感动的人回去仔细一回味，却发觉女王的话里一句有用的也没有。她明明讲了许多话，还博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却等于什么都没说。高，这就叫精彩的废话。她的身份约束她，不能对人说“有用的话”，她的话是不能去兑现的，更不能说“一句顶一万句”的神话。
还有一种人手握特殊的权力，一句话被人误解就会造成极大的混乱。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为代表，他是故意把有用的话变成废话来说，把地球人的语言说成外星人的话，这叫机智的废话。因为他不能不说，而又不想让人听懂，所以一开口就绕啊绕啊，像牙痛，似梦语……不把人哼唧迷糊了不算完。《金刚经》上说，所有言说皆为虚妄。你的思想一旦用语言表达出来就容易被人曲解。
再有就是某些官员，把废话当有用的话说，把空话当实在话说，甚至当做指示发布，有时还把假话当真话说……这是最枯燥的废话。他们也是身不由己，无论哪个国家的官员都差不多，他的这个官当得好坏，能升还是会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会不会开会，在开会的时候会不会讲话。
我这么不厌其烦地讲开会，就是想表达一种惊奇：有人竟想得出利用开会这样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赚钱。靠给人们提供说话的机会，包括说废话、空话乃至假话，创造了一种“会议经济学”，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种生气勃勃的经济现象！
我很想知道是谁最早想出这个主意，使沉闷的会议成为精彩的商业活动？但查不到资料，只回忆起许多年前去拉斯维加斯，下榻在希尔顿饭店。该城的所有酒店都是赌场，我以为他们的酒店就是以赌业赚钱，谁料陪同我的朋友第二天要去参加一个世界电脑会议，他说上午有比尔盖茨的发言（那时他还刚刚出名），问我有没有兴趣去看一看。不用出酒店，通过甬道就可以进入希尔顿国际会议大厦，里面如一座浩大的迷宫，同时有三个国际会议在举行，还有一个视听设备展览。朋友告诉我，希尔顿国际会议大厦每年要接待10万人的会议，其效益不比酒店的收人少多少。美国人赚钱真是赚绝了，他们把会议地点设在世界著名的赌城，参加者自然踊跃，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也给真想去赌的人提供了一个公差的理由。开会为酒店拉赌客，赌博吸引来开会的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