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湘西乡土教材的编写、讨论中，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不能以我们成年人的心态去编写乡土教材，把它变成一个“怀旧”的文本，而应该有一个学生本位的立场。因此，一要贴近学生的生活，使对传统的学习成为学生今天生活的滋养，二要引导学生目光向前，不仅要学习和继承传统，而且要发展传统，创造新传统。从这样的指导思想出发，我们作了这样一个尝试：在《欢乐的节日》课，介绍家乡的传统民族、民间节日以后，又设计了一个《班级艺术节》的活动课：“现在，让我们来为我们的班级设计一个节日吧！这个节日只属于我们班级自己。当我们还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要每年欢度这个自己的节日；当我们毕业离开学校的时候，它将成为我们全体同学和老师的美好记忆”。——这样的班级节日的设计，显然是受到传统节日的启示，但它是一个新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创造了一个新传统：它同样发挥了节日所特有的凝聚人心，创造、培育、传递共同的文化精神的作用；它又是和学生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而且愿意参与的，它其实是创造了一种“班级文化”。这样的班级文化是在乡土文化滋养下发展起来的，而且它有了班级节日这样的仪式化、模式化的载体，就可以一届一届地传下去，成为前面提到的“珍藏童年”的一个重要组成，是会影响学生一生的发展，成为其生命中的永恒记忆的。由乡土文化转化、发展为班级文化（还有校园文化）：这是乡土教材编写与教学中的一个很有创造性的思路，在这方面，似乎还有许多“文章”可做。
最后这里，需要特别讨论的，还有一个教师的作用问题。乡土教材的编写与运用的一个关键，是要调动当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校长和老师的积极性：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事实上，实行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地方教育专家、学校校长、老师和外地教育志愿者四者的合作，这已经成为乡土教材编写与运用的基本模式。我这里要强调的是乡村教师在乡土知识、文化传承中的地位与作用。乡村教师在这方面是有它的特殊优势的：一方面，他们大都是本地人，本民族人，比之我们这些外来的志愿者，对民族地方性乡土知识与文化，有更多的，也更切实的体认；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乡村知识分子，比之当地老百姓，又比较容易接受外来的新思想，以一种更为开放的眼光和胸襟来对待本地本民族的乡土知识与文化。因此，他们在民族、地方性乡土知识、文化的重新建构、坚守、承传、变革、创造上，都应该而且可以发挥骨干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乡村学校的校长、教师，他们既占有教育资源，又熟悉学生，并在学生中享有权威性，无论是乡土知识文化的传授、活动的组织引导，还是将乡土文化转化为班级文化、校园文化，都必须由他们来落实。应该说，乡村学校的校长、老师本身在乡土知识、文化承传上是有着巨大的潜力的，但他们又往往缺乏自信，常常产生有劲无处可使的无力感，以至陷入失去目标的困惑与彷徨之中。因此，在我看来，乡土教材的编写与教学的意义，首先在于教师自己：这是一个使乡村校长、教师的自我生命和养育自己的乡土发生精神联系，从而获得意义的有益的尝试，并由此而确立一种新的生活目标和价值：做一个乡土知识与文化的传播者，做学生精神家园的营造者与守护者，真正成为学生童年时代神圣美好记忆中的一个永恒的瞬间。如果我们的乡村学校里的校长与老师具有这样的自觉性，乡土教材的编写和教学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和保证。
（四）余论：乡土教材编写与教学的辐射作用
我们在前面已经一再提到了乡村学校和乡村社区的联结；这里想着重讨论学校的乡土教育的辐射作用问题。这内含着一个“农村学校在乡村改造和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问题。我在《我的农村教育理念和理想》里，曾谈到我们所说的“乡村教育”，不仅指“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学校教育，还包括了“现代农村社区教育体系”中的村民教育，“农村学校应该把国民教育和社区教育统一起来，同时担负起村民教育的任务，通过办夜校等方式，使学校成为农村文化、教育的一个中心，成为乡村社会‘家园’的象征和载体，而乡村教师也自然成为乡村精英的重要成员，乡村建设与改造的骨干力量”。文收《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演讲录》。因此，就我们这里讨论的乡土教育而言，乡土知识、文化的传递由学生辐射到村民，是一个必然的发展。因此，我们在编写了供学生使用的乡土教材之后，也还有为村民编写乡土教材的任务：这都是乡土教材编写与教学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这样的向村民的辐射，实际上就意味着对民族、地方性的乡土知识、文化的重新认识，重新建构，其对乡村文化的重建，乡村社区生活的重建，对建立科学的农村发展观的意义，是我们至今仍然估计不足，甚至是远没有认识到的。
《土地在沉思》一书，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城乡互动”。这不仅包括城市对农村的反馈，支持，“知识下乡”；也还有农村对城市的影响，“回乡寻根”的问题。于是，就有了“向农村学习，让农村学习”的号召和实践。袁小仙：《中国社会脉络下的城乡互动》。于是，我们就注意到，不仅在乡土教材的编写和教学中，城市里的志愿者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本身就有“知识下乡”的意义；而且乡土知识、文化也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了这些城市知识分子，甚至成为他们生命中的“自我拯救”。郭净：《文化与自我拯救》。
我们关注的还有一个方面：乡土教材不仅为农村学校所用，也还为中小城市的学校所用，这些学校的学生尽管他们的父母有许多都是来自农村，但他们自己却在城市里长大，对于农村生活、乡土知识文化已经完全陌生，因此，城市学校里的乡土教育，对恢复或重建这些城市孩子和农村、土地的精神联系，就具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这是真正的生命的“寻根”。而且不能仅仅限于在学校里学习乡土教材，还需要创造一定的条件，让城里的孩子到农村调查访问，和农村学校里的孩子一起生活，游戏：这也是乡土教育对城市教育的辐射，这对城市里的孩子一生的健康成长，也是至关重要的。
2008年11月5日—10日
附记：此文刚刚写完，就读到了2008年11月11日《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报道：《乡土教育边缘化，新课改亮点失色》：“根据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课程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市11个区县自主开发并通过义务教育阶段地方教材共37套的调查显示，虽然地方课程已经进入大多数区县制定的课程计划并列入学校的课程表中，但学校实施情况不容乐观，由于不是学校教育的主科，也没有列入中考科目，因此一些地方课程有名无实课时常被占用，在一些区县的某些学校，地方教材实验已经处于边缘化的境地”，“由于综合性地方教材本身涉及多个领域，而现有的各学科教师都是单一学科背景，难以适应综合性地方教材的教学，再加上兼职教师所兼科目较多，工作任务繁重，备课和教学难度很大”，“另外，不少地方教材的实施需要通过参观、实地考察甚至野外考察等校外实践的方式进行，而学校又缺乏必要的经费支持，这也影响到地方教材的顺利实验”。——这里提供了两个信息：乡土教育已经进入学校课程，第一步已经迈出，但又面临边缘化的困境，其原因有教师，经费，教学时间的保证等具体问题，又涉及目前中小学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如非主科，没有列入中考科目的课程必然边缘化。在这样的现实对照下，我在本文中的讨论就更显得有些理想化。但我仍然认为，即使是“梦话”，也还是要说的：在我看来，乡土知识、文化教育要真正成为中国中小学教育知识、文化体系中的一翼，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除了报道中所谈到的这些现实问题以外，也还有一个认识问题，对其意义、价值和地位估计不足的问题。因此，就需要有一些坚守教育理想的人，继续深入地研究，不断地言说和实践，而且是明知效果有限也要说和做。而我这个局外人之所以也要来说，则是出于对中国乡土教育的先行者的敬重和钦佩，并有感于他们的寂寞，也就在一旁呐喊几声。还是鲁迅那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2008年11月11日补记
重建文学与乡土的血肉联系
——李伯勇《旷野黄花》序
读完李伯勇先生的这部长篇小说，赫然在目的，是书末标明的写作时间：从“1993年5月第一次构思”到“2004年8月2日—10月24日三稿”，前后竟达十一年之久，这真是“十年磨一剑”！这沉潜功夫，这坚韧耐力，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的浮躁的文学界，大概是并不多见的。
我同时不无内疚地想到，我从2004年允诺为之作序，到此刻提笔写序，竟也拖了五年。
这不仅是因为忙，因为作者不像其他朋友那样善于催稿，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有一种逼人思考的力量，每读一次都是思绪绵绵，浮想联翩，因此，几番提笔，都始终理不出头绪，总想真正静下心来，好好消化了再写。事情也就这么耽搁下来，这又成了我的一个精神重负：不仅对不住这位老实的老朋友，而且似乎也有负于作品所写到的那些父老乡亲。我终于提起笔来，却依然不知从何说起。憋了两三天，直到今天早上躺在床上，左思右想，才突然想到，今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九十周年，或许正可以由此而开题吧。
记得作者说过，他的创作深受鲁迅和周立波的影响，而他又是在以“回到‘五四’”为追求的八十年代的文学氛围中走上文学之路的；那么，从和“五四”文学传统，特别是和鲁迅文学传统的关系的角度来讨论李伯勇的创作，大概是不会太离谱的。
这是人们所熟知的：鲁迅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开创了一个“为人生的文学”的传统：“这是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的，并且写出它的血和肉来的真的文学”，“这是关注下层人民，着重揭示病态社会的人的精神病态的文学，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因此，这又是“撄人心”的文学，是要搅动人的灵魂，迫使人们去思考，去追问人生的文学。（参看拙作：《与鲁迅相遇。第四讲，“为人生的文学”》）。特别值得提出的，还有“五四”“人的发现”中的三大发现：对妇女的发现，对儿童的发现，以及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的发现；而对农民的发现，就直接引发出也是鲁迅所开创的“乡土文学”的传统，并由此建立起了新文学与乡土——中国这块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人民的血肉联系。应该说，这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本质性的特征，也是它的特殊优势所在。我曾经说过，正是“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都市文学”的相互对照、补充、渗透，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基本格局。前者产生了鲁迅、沈从文、赵树理、艾青，后者有茅盾、老舍、巴金、张爱玲、曹禺，中国最重要的作家都集中在这两个文学世界的创造，这大概不是偶然的。
应该说，八十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还是延续了这样的文学格局的；但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就逐渐向都市文学倾斜，这是和整个中国社会的都市化进程相适应的，也是城市市民逐渐成为文学的主要接受者这样的文化变迁的一个反映，因此，其本身是具有合理性的。问题是，同时发生的却是对乡土的淡漠以至忽视与遗忘，文学与乡土的血肉联系的削弱，而其背后，更是前面所提到的“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如大胆看取人生的真的文学的传统，关注下层人民的传统，以及“撄人心”的文学功能，都逐渐淡漠，忽视，以至被遗忘：这才是真正让人忧虑的。
原因自然是相当复杂的，不是这里所能讨论的。我只想指出一点：这是一种社会思潮在文学上的反映，是和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与想象直接相关的。在相当一段时间，占主流地位的“现代化”观念和想象，就是要以“先进”的西方的工业化、城市化模式来取代“落后”的中国农业文明和乡村社会。这样，“乡土中国”，“乡土文化”就自然成了要被淘汰、消灭的对象；“乡土”之根既被拔掉，“文学与乡土的血肉联系”在一些人看来也就自然成了“伪命题”，至多也只能成为一个“历史”的存在。这些年，随着创造符合国情的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任务的凸现，人们开始反思前述曾经是不可置疑的现代化想象模式；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的提出，“乡土”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于是就有了“重建文学与乡土的血肉联系”的文学命题与相应的文学创作的实践。——这正是构成了李伯勇的创作的社会、思想、文学背景，他的“幽暗家园”四部曲（长篇小说《轮回》、《寂寞欢爱》、《恍惚远行》，以及本书《旷野黄花》）都是这样的重建和乡土联系的自觉尝试，其意义和价值也正在这里。
但当李伯勇们重新面对乡土时，却发现脚下的这块乡土已经变了：大自然正在被污染，乡村民风民俗已经变形，随着打工潮带来的农村的空洞化，由亲情、乡情维系的乡村生活和乡村伦理也开始瓦解。这都是李伯勇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建立在传统格局上的乡村正在解体之中。从许多村道长满了齐膝的蒿草就可得知乡村的凋敝”。由此产生的是“归属感”的失落：到哪里去寻找“心灵的依归与安妥”？（李伯勇：《潜行，并燃烧着》）这个问题，既是中国农民的，也是李伯勇们自己的，更是我们民族的。于是，就有了“乡土文化重建”的呼吁，以及在这样的文化重建中文学所能发挥的作用的思考与实践。我想，这大概就是李伯勇先生创作《旷野黄花》的最初动因吧。
但真要重建乡土文化，却又遇到了一个问题：你真的了解自己的家乡的文化吗？你真的认识脚下这块乡土吗？是的，这是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李伯勇们的生命和它有着天然的联系。但也正因为是天生、天然，就容易被忽视，天天厮守于此，就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没有感觉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乡土文化的认识实际上是受着意识形态的制约和遮蔽的，不仅是历史事实的遮蔽，更有价值判断的错失与混乱。于是，李伯勇终于发现，自己身为赣南人，在农村生活了几十年，其实这“动荡而沉默的赣南大地”对于他依然是陌生的。应该说，发现并承认这一点，对李伯勇是十分痛苦，并且是有几分尴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