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注意到，在1957年9—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总结反右派运动的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对党的八大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论断，作出了根本修正，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开始了一个“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时代。这构成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五八劫”，以及此后一系列劫难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背景。对这一转变的原因，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薄一波有一个解释：这是因为“毛主席和我们党”感到中国也存在发生匈牙利事件的“现实的危险”，有一种“危机感”。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654页，中共党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这是抓住了要害的。这统治的危机感，其实也就是黄一龙先生所说的恐惧感。就我们所讨论的范围而言，在1957年，毛泽东的危机感（恐惧感）主要有二。
一是领导权的危机。这是毛泽东所明言的：“共产党……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5卷，461页。所谓“右派言论”中，最让毛泽东感到刺激的，大概就是罗隆基所说的“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这句话，参看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上）》，124—126页，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出版。它提醒毛泽东，共产党在文化知识上并不占有优势，因而在文化教育界的领导权并不巩固。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杜心源1957年11月16日在《省委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就以成都九中为典型，谈到“六十五个教师中，直系亲属被杀、关、管、斗的就有二十一人，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三；业务水平在中上以上的二十三人中，中右和右派分子就占十二人，占百分之五十二点一，左派只有三人，占百分之十三”，“这说明目前教师队伍政治情况依然复杂”，“真正够称为无产阶级队伍的教师，在中等学校是少数”，而“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党在学校的领导权，是不巩固的”。这样的估计，应该是在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上，最后作出要在中学毕业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依据。《五八劫》256页。这正是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以后所要着力解决的。作为应急措施，就是“从机关中抽调一批可任中学教师的优秀党员到学校任教，以便使这个阵地很快地得到加强”；1957年11月16日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杜心源《在省委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五八劫》257页，报告称，这是根据“中央关于知识分子工作三项组织措施的指示”的精神作出的决定。《五八劫》一书一再提到的那位从市商业局机关调来担任政治教研组组长和班主任的党员副科长，四处扬言：“是共产党派我来的，反对我就是反对党”，樊宣金：《石室噩梦》，《五八劫》，170页。他倒是道出了问题的实质。从长远来看，就是要培养一批“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也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里所反复强调的：“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5卷，462页，463页。耐人寻味的是，尽管采取了这样一些应急与长远的措施，毛泽东仍然摆脱不了丧失领导权的危机感，以至到了1964年，竟然作出了“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的严重判断，毛泽东：1964年6月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转引自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这就已经不限于“某些文教单位”，而是全国范围的领导权危机了。因此，也就不是反右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能解决，只能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面夺权”和“全面专政”的极端手段了。——自然，这都是后话。但其内在的领导权危机感或恐惧感却是从1957—1958年一路发展过来的。
其二是“接班人”危机。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在《关于寒假期间集中高中毕业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里，一开始就明确规定，“专题鸣放和辩论的中心问题是：应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接班人？”《五八劫》，265页。如此强调“接班人”问题，是反映了由所谓“右派进攻”所引发的隐忧的。黄一龙先生对此有一个精到的分析：“原来当年引诱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上钩入瓮的‘反右派运动’，中间出现过一段曲折，不在导演脚本之内。那就是一些大学生忽然从半路杀出来，也要‘帮助党整风’。他们以伟大的‘五四’儿女自命，坚决捍卫公民的宪法权利，坚决‘向一切法西斯蒂开火，叫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这是执政党在全国执政以前教给青年传唱的一首歌曲的名句）……差一点打乱了领袖的战略部署，拆穿了领袖收拾预定敌人的‘阳谋’。于是反右立即‘扩大’，横扫全国大专学校的优秀学生。横扫之后总结教训，知道有独立思想的大学生对于专政十分可怕”。黄一龙：《追问“摇篮惨案”——跋〈五八劫〉》，《五八劫》，241页。用当时一篇批判文章的话来说，就是年青一代究竟是“革命前辈的接班人”，还是“替资产阶级殉葬的金童玉女”？阮铭：《钱伟长和党争夺青年的伎俩》，《中国青年》1957年15期。其实是更担心成为“掘墓人”，这是执政者的一个心头大患。
毛泽东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里，谈到石家庄一所学校因就业问题闹事时，就特意指出：“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毛泽东选集》5卷，333页。——这里，毛泽东突出了家庭出身问题，而且认定地主、富农、中产阶级是他们子弟的后台，这就开启了下文我们将要讨论的以家庭出身为依据的“阶级分析”，以及动辄追查“学生娃娃”背后的“有胡子的人”的传统。
毛泽东这一时期还特别注意到中学生的动向。他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的讲话里，就有这样的一段话：“去年……有十七个学校七千人罢课。全国有五百万中学生，中学校长与党委书记要好好研究如何办好学校，五百万个学生闹起事来，也不好办啊。”转引自朱正：《反右斗争始末》（上），41页。
就在1957年反右运动前后，发生了两件中学生、中专生“闹事”，而且直接影响到我们这里讨论的高中毕业生的社教运动。这就是1957年3月的成都第二师范学潮和6月12日的湖北汉阳一中事件。这两个事件当时都被称为“小匈牙利事件”，并且上了报，震动了高层和社会。最后都出动了军警，进行了残酷镇压。八十年代都进行了平反，证明前者是官方有意识组织各单位的“左派”，“自称代表工人、农民、市民与学生辩论”而引发，后者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冤案，是按照反右斗争的逻辑，想象、制造出来的：本来是“一中部分学生为升学率问题而自发地罢课闹事”，却先验地认定是“敌我矛盾性质”的“反革命事件”，然后再去寻找“证据”：先依照“以出身决定立场”的“阶级分析”法，认定富农出身的副校长为学生后台，并由此而炮制一个以其为首的“长胡子”的成年人组成的所谓“幕后操纵学生”的“反革命集团”；再千方百计地追查上层右派的“总后台”，最后生拉硬扯，弄成了一个由湖北民盟主任委员马哲民“策划的‘小匈牙利事件’”。参看吴江：《春寒——二师事件追忆》，《五八劫》177—186页；朱正：《反右运动始末（上）》，303—313页。——这可以说是1957年以后当局处理学生以及社会闹事事件的一个“范例”，其逻辑、想象与手法都一再重复，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在四川，成都二师事件就成为当局发动社教运动，向中学生开刀的一个“理由”。省委宣传部长杜心源在其报告中就直截了当地说：“少数（中）学生也可能成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工具，成都二师闹事就是右派骨干分子彭霖荣煽动的”，杜心源1957年11月16日《在省委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五八劫》，252页。有人认为，成都二师事件是“1958年中学生社教运动的彩排，也是执政当局迫害未成年人的试刀”王建军：《试刀》，《五八劫》，194页。，这是有道理的。
事实正是这样，深怀领导权、接班人危机感的执政者，实际上对中学生是不放心的。杜心源部长在他的报告里，就有过这样的分析和估计：“中学生中，有杀亲之仇和直系亲属被关、管、斗的，高中一般占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初中占百分之五十。在中等学校曾不断发现极端反动的学生，他们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散布反动言论，张贴反动标语，组织反动集团，煽动学生闹事；有的心怀刻骨仇恨，表面勤学苦练，蓄意报仇。但是某些干部和教师却认为‘青年单纯’、‘子女无罪’，对他们姑息，甚至将其中有的人看作‘好学生’、‘优等生’”。——这几乎是一个“敌情分析”：先从家庭出身上，认定“被关、管、斗”分子的子女、亲属和父母同罪；然后断定中学生中有一批“散布反动言论”（其实不过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的“反动学生”；又将家庭出身不好，而“勤学苦练”的学生，判断为“心怀不满”，“蓄意报仇”，当然是潜伏的，也是更危险的“反动学生”；最后将学校干部和老师公认的“好学生”、“优等生”，也视为可疑分子，甚至越“优秀”越可疑。这样，就已经把执政者心目中的“不可靠”的中学生，视为“假想敌”了。其逻辑结论，必然如杜心源部长所说，“对于这些人，是首先在劳动中去改造呢，还是用文化武装了他们回转过来反对我们呢？”据说这正是从反右运动中“应该记取的教训”：“大学生的许多右派分子，就是由于中学审查不严混进的”。杜心源1957年11月16日《在省委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五八劫》，259页。
这就是黄一龙先生所说：“横扫之后，总结教训，知道有独立思想的大学生对于专政十分可怕。而不准可能思想独立的少年进入大学，就逻辑地成为当局的一大要务”。黄一龙：《追问“摇篮惨案”——跋〈五八劫〉》，《五八劫》，241页。借用一句战争俗语（当局也确实是当作一场战争来部署、对待的），这叫“战线前移”，把反右斗争提前到中学，用运动的发动者李井泉的话来说，就是“中学就把它卡住了”，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守愚：《关于一九五八年借社会主义教育为名整高三学生问题》，《五八劫》，392页。将“危险”、“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不惜将治下无辜的孩子视为“敌人”而扼杀于“摇篮”之中。这就是向高中毕业生开刀的缘由所在。
要建立什么样的“五七”新体制，新秩序？
但也不能将1958年四川中学毕业生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单地看作是“反右运动”在中学的延续和扩大，它毕竟发生在反右运动以后，是总结、运用、发展了反右运动的经验，从而建立了一种新体制，新秩序，我们把它叫作“五七”新体制，新秩序。其要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新排队，重组阶级队伍。
毛泽东在反右一开始，就发布指示：“请你们注意将自己单位的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毛泽东：《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1957年6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6册，49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在此前后，他都一再强调：“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选集》5卷，428页。“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选集》5卷，476页。。这次1958年的四川中学毕业生的社教运动，在一开始就在《意见书》里明确提出：要根据学生的“一贯表现，按进步、中间、落后、反动四类进行政治排队，排队的标准是：坚持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能分清大是大非，并积极与反党言行作斗争的划为进步分子；基本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但对于大是大非缺乏辨别能力，在个别问题上主要是与个人利益相联系的问题上同情和支持右派言论者划为中间分子；对党不满，对社会主义怀疑，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持有相反观点和立场者划为落后分子；坚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划为反动分子。政治排队应在鸣放过程中不断进行审查订正，排队名单应由各校党支部审查”。成都市委宣传部：《关于寒假期间集中高中毕业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1958年1月23日），《五八劫》，266页。以后又将“进步，中间，落后与反动”，简称为“一、二、三、四类”，一类即“左派”，二类为“中派”，三、四类为“右派”，三类相当于反右运动中的“中右”，属“内部控制”，四类则明确宣布为“敌我矛盾”。《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结报告之二》，《五八劫》，345页。
应该说，所谓“政治排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次重新划分敌我，重新划分阶级。毛泽东早在1926年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里，就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3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三十年后，他在1957年又再次提出区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以此作为发动反右运动，以及以后一系列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依据。参看《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泽东选集》5卷，363—402页。其要害正是在国家进入“非革命时期”以后，依然要在公民中划分敌、我、友，划分阶级。而划分的标准，既非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经济地位，更不以宪法为依据，首先是思想观点和政治立场、态度，其次是家庭出身——在《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结报告之二》里，就特意点明：“这次运动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四类92人，其中出身剥削阶级的62人，占67.4%；直系亲属杀关管斗的55人，占60%，鸣放中大部分严重错误和极端反动的言论，大都出自这类学生的口中，无疑这是阶级本能的反映”，见《五八劫》344页。其依据就是前文所说的毛泽东所倡导的“阶级分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