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进一步考察，就可以发现，所谓“思想观点，政治立场、态度”，其核心是是否拥护党，也即是否听党的话；而在反右运动以后又确立了这样的新思维：“所谓党的领导，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承认党的领导，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必须落实为“以具体的党组织作为核心”，吴传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中国青年》1957年13期。因此，“反对党的组织的负责人，也就是反对党组织；反对共产党，就是反对人民”。疾风：《反对党的某一个组织就不是反党吗？》，《中国青年》1957年18期。这次中学生社教运动辩论的中心题目之一也是“不服从基层党的领导，能不能叫服从党的领导？”《高中毕业生寒假学习情况简报》（第16号）（1958年2月），《五八劫》，315页。这样，所谓“思想观点，政治立场与态度”，最后就落实为是否听从基层党组织领导人的话，听话就是“左派”，不听话就是“右派”，也即按对党支部、支部书记的忠诚程度，来划分“左中右”（也即我、友、敌）。政治排队的审查权本来也在党支部手里。仅仅是口头忠诚也不行，还要有行动，这就是前述《意见书》里所说的，要能“积极与反党言行做斗争”才能划为“左派”。也就是鼓励“左派”充当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所说的“用绳子捆绑了劣绅（按：即今天的“右派”），给他们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发号施令，指挥一切”的“痞子”，也即“革命先锋”。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8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
对所谓“家庭出身”，如果作深入考察，也可以发现，它是服从于“政治立场与态度”的，即使出身于工农，如果不听党的话，特别是基层党组织的话，照样被划为四类。运动《总结报告》中，还特意谈到了出身工农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四类学生”，说他们是“由于个人主义严重发展而走上反动道路”的，举出的一个典型是贫农出身的吴某，他的主要罪状，就是与团组织、学校“对立”，“私自组织壁报《奔放》，攻击学校行政负责同志，而且屡教不改”。《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结报告之二》，《五八劫》，344—345页。四川省成都一中的一位参与运动排队的老师回忆说，班上的高干子女全划为一类。原省成一中政治教师贺仲华的揭发材料（1967年12月3日），《五八劫》，118页。这是一个重要信息：讲家庭出身，真正受到信任与重用的还是革命干部子女，特别是其中的高级干部子女，这是执政者眼里真正可靠的接班人，以至后来有“自己的子女接班，至少不会挖我们的祖坟”的说法。尽管这是后话，但1957年确实是一个开端。
在划分左、中、右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要采取“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的策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5卷，464页。在某种程度上，1958年四川中学毕业生的社教运动，就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尝试。《运动总结报告》就把基本经验归结为贯彻了“依靠进步（一类），团结中间（二类），争取落后（三类），孤立批判反动（四类）”的阶级路线；谈到运动的最大收获，就是“四类分子的面目彻底暴露，学生的阵营就分明了”，左派得到了锻炼，中间派开始“懂得了阶级立场的重要”，各类学生都“更加信任党，热爱党，深深感到党的英明、伟大”，最后归结为绝对服从党的绝对领导：这大概也是运动发动者的用意所在吧。《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结报告之一》，《五八劫》，333页，329页，332页。
二，建立“大权独揽”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如前所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有些文教单位还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因此，建立党的绝对领导权，就成为在反右运动以后最迫切的任务。据杜心源部长在四川省委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透露，在反右运动中，中共中央曾发布指示，要求各“省委、市委、地委、县委和城市区委书记都要亲自研究一个中等学校和一两所重点小学，农村区委书记要亲自研究一个小学，取得经验，以利于值得全盘工作”。应该说，1958年的中学毕业生社教运动就是以李井泉为首的四川省委的一次试点，加强党对中学教育的领导的一个举措。如杜心源所强调：“党委不管学校，就等于把学校交给资产阶级去领导”。杜心源：1957年11月16日《在省委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五八劫》，262页。
问题是，要建立怎样的党的领导？毛泽东于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总结了反右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的党的领导的原则，并且解释说：“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1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7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这里说的“大权独揽”，有两个含义，一是党对国家事务、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一切领域的无所不至的绝对领导与控制，二是各级党委，特别是第一书记对党内外事务的绝对领导与控制。而所谓“绝对领导”，就是不受任何限制与制约的权力的高度集中，即所谓“只能有一个核心”：全国，以党为核心；具体体现为以各级、各部门党委第一书记为核心；最后集中到以党中央主席即毛泽东个人为核心。这就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确立与完善的“大权独揽”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这样的集权体制，是落实到社会最基层的，每一个人都被组织在一个固定的单位里（连农民也被纳入生产队），除了党的调动，是不能自由流动的，形成了所谓“单位体制”，由单位组织代表党和国家对其成员实现从生活，到思想、行动的全面控制。在单位内部，又形成上下有序的等级结构，处在最高等级的是党支部书记，如前文所说，他享有不受限制和制约的，可以任意决定本单位所有的人的命运的绝对权力；在书记之下，有支部委员和党员，非党员群众则又有“左”、“中”、“右”之分，处在每一个等级上的人，对上必须绝对服从，而对下一等级则有在支部指挥下进行迫害的权力。由于“左、中右”的划分是由党支部，特别是支部书记决定的，而且根据毛泽东的两类矛盾理论，“人民”可以随时“变为敌人”，毛泽东：《做革命促进派》，《毛泽东选集》5卷，478页。“左派”、“中间派”都随时可以转化为“右派”，完全取决于书记的意志，因此，左派（以及某种程度上的中间派，以至右派）都会和支部书记之间形成某种人身依附关系。另一方面，这样的集权体制又实行等级授权制，支部书记的权力是上级党组织授予的，因此，每一级的党组织和书记对上级党组织与领导人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依附关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逐层控制，对上服从对下施暴的等级社会结构。正是在这样的等级社会结构里，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他们的眼里，“大权独揽”，一切服从的体制自然是十分美好的，许多人至今也还神往于那个年代，原因即在于此。
人们在回忆四川省委组织的1958年中学生社教运动时，都要谈到时为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个人的决定性作用，称当时的四川是“李氏独立王国”，正是这样的体制的产物和突出表现。一位参与直接迫害中学生的领导干部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说到自己当时“只有对‘上级负责’的观念”，“（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一声令下，（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萧某某指挥棒一转”，自己根本不考虑“这样搞会给青年同学带来什么严重后果”，就忠实执行了，“盲目地追随顶头上司，按顶头上司拟定的框框来判断是非，按顶头上司定下的调子来决定敌我”。章文伦认罪书（1967年4月3日），《五八劫》，398页。这都是体制使然，教训是深刻的。
三，建立以“兴无灭资”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
1958年3月，毛泽东有一个重要批示：“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一个灭掉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因此要“兴无灭资，无产阶级的自由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被灭掉了”。毛泽东：《对上海化工学院一张大字报的批语》（1958年3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1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应该说，“兴无灭资”正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最为流行的口号。杜心源在他的报告里，就明确指出：“加强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学校改革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是‘兴无灭资’，灭资产阶级思想，兴无产阶级思想”。杜心源：1957年11月16日《在省委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五八劫》，252页。应该说，1958年的中学生社教运动，自始至终都贯穿了这样的“兴无灭资”的精神。
问题是，要“灭”的是什么样的“资产阶级思想”，要“兴”的是怎样的“无产阶级思想”？
在1958年的中学生社教运动中，有一份内部材料：《省成四中58级学生在双反运动中暴露个人主义思想的典型材料汇集》。所谓“双反”就是在“反浪费，反保守”的口号下，号召年轻学生“向党交心”，实际就是交代自己不符合党的“无产阶级思想”要求的“资产阶级思想”。那么，交代出来并因此受到批判的，又是些什么思想呢？不妨列举几条：1.“把精神寄托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法国和俄国的反映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小说上。我爱读法国作家雨果，巴尔扎克，左拉，莫泊桑，俄国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以及中国作家闻一多、郁达夫的作品”；2.“我醉心于考大学，热衷于解难题”，“我出身贫农，是个遗腹子，我母亲一手撑持两亩薄田，每日两顿掺杂粮的饭。她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常说‘你将来要找钱呵！’常叫我们为她‘争气’”；3.“必须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才不枉做人一场。我想成名，对科学有强烈的爱好，从小立下宏大志愿，终身职业就是研究理论物理”；4.“我要用超乎一切寻常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发表许多新奇的见解”，“我向往着童话的境界”，“我还要掌握宇宙，把宇宙看过究竟，满足个人的求知欲”；5.“我生活的目的是为了作家的地位，巨额的稿费和版税，漂亮的小洋房和小汽车，漂亮的理想的爱人”，“我最爱唱的歌是‘五月的风’、‘送君’、‘初恋’、‘望穿秋水’、‘花好月圆’、‘地上人间’……”；6.“我背着组织和女同学恋爱”，“只要有女同学和我在一起，我就感到幸福和说不出的愉快”；7.我“追求自由”，“我如学文，一定学鲁迅，正视这惨淡的人生，淋漓的鲜血”，我要“写出社会的不公平”，“攻这些只会背政治条文，带着阶级偏见的有色眼镜来衡量别人的文人，打那些被愚弄得昏头昏脑的读者，使他们清醒过来”；8.“我开始对党不满，尤其对一些与我个人相关的政策，如选派留学生，投考高等学校要考察政治条件的问题，以及新教育方针抵触不满”，“党提出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策时，我的不满加深了……知识分子就是如此，还要什么改造”。材料的整理者将以上思想概括为“个人主义的学习目的”、“消极、颓废的人生观”、“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政治思想反动”四类，并且还作了这样的统计，据说有以上四类“资产阶级思想”的学生分别占学生总数的64，2%，9。5%，5。3%和6。2%。见《五八劫》，351页，352页，356页，354—355页，358页，36360页，363页，365页，366页。
今天来看，这样的材料弥足珍贵，因为它留下了历史的真实记录：在反右运动以后的中国那样一个历史时代，在主流观念中，认为应该批判、抛弃，以至消灭的“资产阶级思想”，竟然包含了如此广泛的范围：不仅有西方和俄国的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文学名著，民主、自由、平等、人道等观念，而且也包括了年轻人所特有的个人理想，探讨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求知欲，以及对物质的欲望，青春期对男女之情的朦胧向往，甚至还包括了农民的后代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家庭命运的愿望，而那些独立思考，对社会有批判意识，对现行党的政策持不同意见，对现实存有不满的少年，就更视为心腹之患，必灭之而后快了。
于是我们也就明白，在“灭”了这些“思想”以后，所要“兴”的“无产阶级思想”，就必然是排除了民主、自由、平等、人道的所谓“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排除了一切个人欲望、利益、权利，绝对服从，无条件牺牲个人的所谓“集体主义”的观念，放弃了一切好奇心，怀疑精神和创造力的高度统一与僵化的思维，放弃一切独立思考，批判意识，不同意见，自觉充当“驯服工具”的所谓“党的意志高于一切”的意识。——“一切服从于党”，这正是与前述“大权独揽”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相适应的新意识形态的核心。《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结报告之一》特地引述了两个学生的反应：一位三类学生说：“我才真正体会到‘离开党一步，就是靠近右派一步’这句话的意思。今后要永远坚信党，听党的话”。另一位四类学生经过批判以后，则写信给同学说：“请从我身上吸取教训吧！生活里，党是我们的灵魂，离开了她，我们将变成一具活尸！”《五八劫》，332页。用这样的反应来总结运动的成效，大概是再合适不过的。所谓“兴无灭资”，目的即在于此。
四，建立新斗争策略：“设置对立面”，制造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