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听听“凌月”的倾诉：“人们总是粗暴地不让我做这做那。我上课画画，老师讽刺我：这也是画？我上语文自习课看英语书，老师撕掉了我的英语书。我上公共自习课看课外书，我是多么喜欢看课外书啊！可班主任拿走我的书再也不还我。各科老师都要我们买他们指定的课外书，我知道，书不重要，重要的是回扣。我要做文娱委员，老师说我只想出风头。我考试成绩不好，老师说我是猪。可是到了中考将近的时候，所有的老师都上课一样专门讲解抄袭偷看的技巧。其实我们考不考得上高中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奖金”。——听这位敏感的孩子（这本来是一个多好的苗子）的这番话，真感到难过：我们的孩子受到的是怎样的教育啊。如此的粗暴，如此赤裸裸的金钱买卖，如此的肆无忌惮的公开作弊，因此所有的“教育”就显得如此的虚伪。这难道都能怪我们的教师吗？教师的问题的背后依然是体制的问题。比如回扣所折射出的，就是当下中国教育的又一个致命问题：教育产业化的结果不仅使商业逻辑渗透与支配了教育，更造成了遏制不住的教育腐败，这是前述教育利益集团形成的经济基础，教师吃点回扣，不过分一杯羹而已。
但教师自身又完全没有责任吗？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一个过程：体制压抑也毒害了教师，体制的弊端体现在了教师身上；教师的毒化教育又直接影响了学生，摧毁了，毒化和扭曲了他们的心灵！这样，教育体制所造成的教师的素质问题，就同样成为了制约中国教育改革和健全发展的一个关键。
三、“梁卫星”的出现，他们的命运背后的教育体制问题
然而，“梁卫星”们出现了。这是我们这里讨论的“一个老师和三个学生的故事”能够发生的一个前提条件。
这更是当下中国教育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梁卫星”们是我们的教育改革所呼唤出来的，而且客观地说，也是教育改革为“梁卫星”们的出现和有限发展，创造了某些条件。其直接后果，就是前文所提到的部分中学生中的自尊独立人格的形成。
这是因为“梁卫星”们提出了全新的教育理念，进行了全新的教育试验。
这里，我们不准备就这些新理念、新试验作全面和深入的讨论，仅想指出，梁老师原本也是前述教育体制的受害者，因此，当他走上讲台时，就定了一个“最低目标：别做自己憎恶的人”，要“以别样的方式，对待一如我当年一般的学生”。他因此期待和学生有更平等的关系，他确信学生中“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人”，“每一个人的生活只能自己去创造”，“我的目的”只在于“给学生以精神与智能资源”，“唤醒他们自我意识的觉醒，促进他们自觉地摸索和选择属于自己的生命伦理”，“在他们内心播下自我净化的种子”。他一再表示：“我不想过多地介入学生的自我成长，让他们的人格与精神构成中有过多的他人的阴影，要知道，我的人格结构与精神构成有着太多的缺憾”。——这样的浸透着现代民主、平等、自由意识的教育观，这样的自我质疑的精神，正是今天的教育改革所迫切需要的；愿为这样的教育理想而进行试验，并且已经初见成效的教师，更是教育改革所迫切需要的。按说，“梁卫星”们应该是生逢其时，在教育改革中大显身手。
但这只是“按说”，“应该”，“事实”却恰恰相反。
别的不说，先看故事里的几个学生的反应。“郁青青”对“梁卫星”说：“一个老师应该在乎的，比如分数、学生的尊敬、老师的形象，你全不在乎”；“我们在乎的，你全不在乎，我们不在乎的你全在乎，你和我们不同”。“凌月”在一度受到“梁卫星”的教育的触动，生活有所改变以后，却再也不能适应与“梁卫星”不同的教育，终于被开除了，她对梁老师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路在哪里呢？你告诉我，你这个疯子！”“樊强”则从一开始就把“梁卫星”这样的班主任视为妨碍自己获得和行使权力的挡路石，干脆采取告密的手段，和体制合谋，将“梁卫星”驱逐了。——孩子的眼睛是锐利的：“郁青青”因为完全认同于现行主流教育意识形态和教育体制，就看出了“梁卫星”是一个异类；“凌月”则因为部分认同“梁卫星”而深受其“害”，绝望中就称其为“疯子”；“樊强”则敏锐地感到了“梁卫星”对学校既得利益集团的不协和威胁：这或许正是要害所在。“梁卫星”最后被边缘化，不仅因为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试验是对实际支配当下中学教育的理念、体制的挑战，因而成为一个异类，而被从领导到老师，学生，以至家长中的习惯势力所侧目，排斥；更是因为触犯、威胁到了利益：同行怕影响自己在学生中的权威地位，学生、家长怕影响高考，学校领导更怕因此影响自己的前途。这是真正的利益合谋，“梁卫星”的失败是必然的。
但“梁卫星”的失败，边缘化，以至出局，却是揭示了中国中学教育和改革的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根本问题的：如前所说，本来“梁卫星”们是千呼万唤终于出现的中学教育中的新生力量，理应成为教育改革的推动力；但却为现行教育体制所不容。这也可以说是当下中国教育和改革的一个基本矛盾吧。
这里实际是隐含着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的教育改革纯粹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行为，它不仅缺乏，而且根本不重视开掘改革的内在动力，它完全不需要依靠教师中的“梁卫星”来作为改革的基础和推动力，只是一味迷信与仰赖权力的运作；而权力却永远是和利益相联结的，在现行权力结构下的所谓改革，要不要改，改什么，改成什么样，完全取决于是否有利于教育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各式各样的花架子假改革畅行无阻的秘密所在：因为它既有改革之名（这也是利益所需），又不触动现有利益格局。而“梁卫星”们的真改革，要动真格，就必然触动既得利益，当然为其所不容。因此，“梁卫星”们的命运，是关系着我们究竟要真改革还是假改革这样一个根本问题；而真、假改革的关键，又是敢不敢、能不能触动教育既得利益：这是当下中国中学教育和改革深层次问题的核心。
四、教育问题背后的社会、政治体制问题
其实，对“梁卫星”们来说，自身的边缘化，还是可以承受的，即使边缘化，哪怕作为校园里的一道风景线，向学生展示另一种存在，也还是有影响，自有意义的。最让“梁卫星”们感到痛苦，以至迷惘的，是受到他的影响的学生的反应：“老师，你让我们明白了这些，可这些与我们的生活是相反的，我们若按着这些价值观去为人处世，我们的人生是会很苦的。你说我们能怎么办呢？”梁老师说：这是一个“天问”，它揭示了“梁卫星”们命运中最为严酷的一面：“我的成功实质上就意味着我的失败”。
它同时提醒我们：不能就教育谈教育，教育问题的背后，有社会的大问题。
我们在前面讨论“郁青青”、“樊强”、“凌月”是怎么培养出来时，着重的是教育的原因，其实，学校教育外的影响更不能忽视。“凌月”就谈到了家庭教育：“我在学校里得不到丝毫的温暖，回到家里，爸妈从来不说话，他们不吵架，我多么希望他们吵架啊！他们像陌生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家庭里。妈妈除了尽可能满足我的一切愿望，除了在家里做家务，我不知道她还会做什么。爸爸逢人便说我这不好那不好，他是不是觉得我丢了他的脸？”而“樊强”的“强权就是一切”的意识也首先是社会教给他的：“我们村长简直就是土匪。他们家兄弟伙多，自从做了村长，村里的好田好地都是他们家的了”。梁老师说得好：“没有什么人的教育可以抵抗来自社会、家庭、日常生活的‘大教育’”，因此，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不仅是教育的异类，同时也是社会的异类；自己的教育其实是对“无所不在的‘大教育’”的“抵抗”，他有一种“无力感”。
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或许还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其一，这正是说明，教育的改革必须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制的改革配套进行，解决中国教育的深层次问题，中国年青一代的教育，健全人格的培育问题，用现在颇为流行的概念，是一个系统工程。这其实也是从上世纪末开始的这一轮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我大概在2000年就指出：“没有相应的社会、政治体制的改变，教育很难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也很难实行真正的素质教育”；而我们恰恰是在社会、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情况下进行教育改革的，这样的单项突进的教育改革，是一种现有格局下的改革，对它的限度，必须“有清醒的估计，不能有过高的期待”（《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期待和忧虑》，文收《语文教育门外谈》）。在我看来，这也是这些年教育改革举步维艰，且多反复一个根本原因。现在，时间又过了八年，人们已经形成了必须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全面改革的共识，并且进入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这应该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由此引出的第二个结论，是我们必须从全面改革的大思路、大格局下，来重新认识、思考和推动教育改革。也就是说，必须把教育改革看作是全面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了这样的全局眼光，既可以增强我们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同时也对其艰巨性、复杂性与长期性，有更为清醒的认识，更充分的思想准备。
五、直面现代教育的基本困惑
如果把我们的讨论再深入一步，还可以发现，“梁卫星”们所遇到的困境，除现实社会与教育的弊端所造成的以外，也还有现代教育本身的悖论所带来的困惑。
我在《现代教师读本》序言里，就曾经讨论过，现代教师是国家公务人员，是在国家的教育体制下，按照国家制订的教育目标、教育计划进行工作的，这就决定了他所拥有的个人自由和独立意志是十分有限的，而且也必然面对国家意志、社会意志与个人意志的矛盾、冲突及由此带来的困惑。现代教育和现代教师也不能回避市场经济的制约与冲击和大众文化教育的挑战与冲突，这都会造成教师的困惑。
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教育本身所具有的乌托邦性质，它所担负的职责，是传递以人类文明的基本经验为基础的人的理想和人生的理想，它是超越现实的，而现实是永远有缺陷的，任何现实社会、制度，都有其黑暗与肮脏的一面，因此，学校教育任何时候都应该起社会净化剂的作用，它和现实应该保持距离，并具有本质上的批判性与对抗性，并以此来教育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培育学生思想、人格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也就是说，学校教育和社会的冲突，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是由其本性决定，因而是永远存在的。作为教师，他的本职是坚守和传递理想，而他自身又不能不生活在现实中，因此，他所要承担的精神困惑，是由他的职业决定的，他的人生意义也正是在这样的承担中实现的。而学生，接受了这样的教育，走向社会，面对现实社会，也必然发生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承担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但如果学生在学校真正打好了独立、自主的精神底子，他自会独立面对这样的精神困惑，并因此走向成熟，获得真正的人生意义。因此，我常常说，这是一切真正的教师，一切愿意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学生的宿命，我们不必回避，也不必因此而绝望。还是鲁迅的那句话：“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2008年9月16日—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