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读了一段从网上传来的文字：“随着近年来国家教育投入的增加，中国的教育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长时期教育贫困掩盖下的教育领域深层次的问题逐渐暴露，显示教育问题正在从外部逐步转变以内部问题为主，显现了当前教育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与落后的教育体制的矛盾，先进的社会发展观与落后的教育体制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就需要深化教育制度改革”。——“当前教育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是需要更进一步讨论的；但这里提醒我们要注意“教育领域的深层次问题”，提出教育问题正转变为“内部问题为主”，这都是抓住了要害的。通俗点说，现在的中国教育，从全局上看，已经不是孩子“能不能读书”的问题，而是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问题。就像朋友们私下所说，中国教育的硬件问题，尽管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大家还是乐观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都不难解决；真正让人焦心，甚至悲观的，是教育的软件问题，即这里所说的内部的深层次的问题。
把梁老师的教育故事置于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更难以不为所动：它正是以一种十分具体，尖锐，给人以震撼的方式，反映、折射出当下中国中小学教育的深层次问题；故事里的“凌月”，“樊强”，“郁青青”，连同“梁卫星”自己，在我们将要进行的讨论中，都已经不是个别的，特殊的，偶然的存在，而是具有普遍性的教育典型和象征。
一、我们的教育正在塑造什么样的“人格”？
我们的教育正在精心培育“郁青青”：他们是校长、班主任、老师、家长心目中的“好学生”，因为他们的成绩永远“第一”，因为他们已经把实际支配我们教育的理念化作了自己的人生信条：“只有吃得苦中苦，只有考上重点大学，才能做人上人，才能拥有想要拥有的一切”。因此，他们永远都在追求“第一”，其背后的人生逻辑是：“是第一，就什么都是；不是第一，哪怕是第二，也什么都不是”。我们以培养出这样的学生为显示教育成就的资本，但谁也不去听他们内心的倾诉：“没有成绩，我什么都不是，我也想看看着阳光如何明亮，花儿如何灿烂，但我看不出，我更体会不出活着有什么好”，因为恐惧于有可能得不到“第一”，他们永远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成功者的自信与失败者的自卑的畸形结合”的畸形人格。
我们的教育正在制造与依靠“樊强”：他们是学校里的“优秀班干部”。他们在我们的教育引导下，已经有了明确的人生目标：“要在现有的生存条件（和体制下）活得最好”，他们信奉“权力就是一切”的人生哲学。因此，“他们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主流价值观填充的容器，而是主动积极地加入主流价值观大合唱，并试图为主流价值观的操控身先士卒，为主流价值观升级换代尽心竭力”，但他们并非真正相信主流价值观，看重与追求的是其背后的权力。这是真正的权力交换：他们忠诚地为拥有权力的校方维持学校秩序；学校领导则给他们以制服班级同学的特权，放手让他们在实行“强权统治”上小试身手，同时给予“优秀班干部”等荣誉，或作特殊推荐，以为他们打开通往真正的权力之路。这样的学生，未出学校已经“成人”，正是“如今少年已成精”（王栋生老师语），他们已经形成了“强权人格”，为了获取权力而可以越过一切道德的底线，其畸形发展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
问题是，“郁青青”、“樊强”们在现行高考制度下的命运。他们中的大多数，将如愿以偿地进入重点大学，再经过大学教育的精心打造，最后“郁青青”们登上学院、商场的第一高位，“樊强”们进入权力之门，但他们都成了梁卫星老师在他前几年文章里说的“绅士淑女”，用我的概括，则是“绝对的，精致的理己主义者”：“一己的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推动力”，却“有很高的智商、教养”，并且“惊人的世故老成，最善于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因此，他们事实上已经，并必然成为现行体制的接班人。这样的接班人，将给我们的国家、民族的未来带来什么后果，是令人不寒而栗的。我说过，这将是我们今天的教育所欠下的还不清的债。
但“郁青青”和“樊强”也有可能过不了高考这第一道门：“樊强”可能过于热衷一时的强权，或由于来自底层，文化根底不足；“郁青青”则因承受不住压力，过早崩溃。这样，他们都被淘汰出局，却有另外的命运在等着他们。“樊强”终于进入了黑社会：依然奉行强权就是一切的人生逻辑，却流入底层江湖世界，既成为体制的必要补充，即所谓官匪一家，又成为打压对象，最终不过是牺牲品。这正是我这些年一直在提醒的：中国的城乡底层正在形成破坏力极大的流民群体，而我们的教育的淘汰机制正在培养一批又一批的这样的流民社会（黑社会）的后备军。“郁青青”的被淘汰，则会更加剧他们的精神崩溃，成为这些年愈来愈多的自杀者群体的后备军。——这两个“后备军”，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最沉重的教育后果。
而“凌月”是我们的教育在中学阶段就要淘汰的对象，梁老师故事里的凌月最后被学校开除，是必然的结局。这里，存在着双重的教育后果。一方面，我们的教育使他们对生活，家庭，学校，社会，都失去了基本的信任，“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讨厌自己，讨厌世界，讨厌我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我生活在这样可怕的世界上，我改变不了我自己，我只能随波逐流”：这已经是一个过早衰老的畸形人格。而当他们试图用畸形的方式进行反抗：“我内心对一切正常的东西都失去了兴趣，只有不断地犯禁，不断地做让人不能接受的事，才能让我有活着的快感”，这又形成了“反社会”的畸形人格。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问题学生。但我们从来不反省自己的教育责任，反而理直气壮地将其打入不可教育者的冷宫，最后向社会一推了之。这样的被驱逐的“凌月”，要么和被淘汰的“樊强”一样，成为黑社会的后备军，其对社会的破坏性是极大的；要么在压抑和歧视中混过一生，甚至走上“郁青青”之路：这样的殊途同归是惊心动魄的。
“郁青青”、“樊强”、“凌月”都是我们教育的极端后果，处于最高与最低两极，却又可以转换；而中间的大多数，却被我们的教育培养成了冷漠机械型人格，如梁老师所观察和描述的，“这种人格信奉活着主义，人生的唯一要务在于活下去并且要活得尽可能好一些。他们不关心任何价值问题，为了避免价值风险，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就是他们的价值观。我的大部分学生最终都会形成这种人格”。梁老师表示，“我理解并且尊重他们的选择”；我要补充的是，这样的社会大众的价值观也自有其意义和价值，有时候这样的要活下去并且要活得尽可能更好一些的普通民众的价值观，也能成为对要肆意干涉他们的日常生活，剥夺他们基本生存权利的权势的一种无声而绵长的反抗和抵制。但是如果发展成活着就是一切的犬儒哲学，就会形成盲目听命于权力者的顺民性格，这自然也是畸形的，而且事实上成为强权统治的社会、心理基础。
当然，不可否认，我们的教育在“梁卫星”们的努力下，也在培育出自尊独立型人格。这样的人格构成了前述畸形人格的对立面，在学生中是少数。梁老师说：“他们是我一生最大的快乐，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愧疚。因为他们不屈服不俯就，因为他们的自尊敏感多思，我快乐；也因为他们的人生注定了的痛苦曲折，我愧疚”，“他们总是让我对自己的教育充满矛盾和犹豫”。——但这已经是另外的教育问题了。
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的教育给了学生以知识和技术，但却放弃了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培育，甚至在自觉、不自觉地培养着畸形的人格。而对这样的畸形人格来说，知识不过是一个工具，这是梁老师的沉痛之言：“樊强”们“会利用我所传授的知识获取更多的权力”，以满足他们的私欲，“面对他们，我的教育，是多么苍白无力”，又有何意义！或许更为严重，更让我们不安的，是教育培养出这样的畸形人格的“人才”，对中国未来的发展的影响和长远后果。我们都在期待着中国长远的，健康的发展；现在，可以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的教育正是制约、影响这样的长远、健康发展的“瓶颈”问题。
二、“郁青青”、“樊强”、“凌月”背后的教育体制问题
我们还要追问：“郁青青”、“樊强”、“凌月”是怎样培养出来的？
这是故事里梁老师和“郁青青”的对话：“你想做人上人，每个人都想做人上人，这个世界不就成了一个丛林世界了吗？你要么吃人，要么被人吃，你害怕有一天被人吃，你因此神经紧张，生无所乐，生无所依，你这个样子，还不让人忧虑吗？”“是，可适者生存啊。不行的，就要安于做人下人。我不想做人下人。”“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在你的眼中，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人上人与人下人，成功者与失败者，所有的人都是敌人”。——这段对话让我读得毛骨悚然，一如当年读鲁迅的《狂人日记》：难道我们又到了一个“人吃人”的时代吗？难道我们的教育又在奉行这样的“人吃人”的逻辑吗？但这正是中国教育的问题所在：这些年教育的最大失误，就是将所谓“竞争机制”引入中小学教育，而且是这里所说的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谓应试，就是“做人上人，还是人下人”的残酷竞争和筛选，并因此在学生中划分“成功者”与“失败者”，人为制造新的等级，新的仇恨（“所有的人都是敌人”）。而且还有一系列的制度，例如按分数（也即竞争成绩）在学校、班级、学生之间进行排队排名，以及竞办“重点学校”、“快慢班”等等，作为保证。人们从中嗅到了血腥味，不能不再一次呼喊：“救救孩子！”
再看看“樊强”的管理班级的方案：制订严格的班规班纪，并有相应的严格的惩罚条例，从经济罚款到行政处分。背后既有“现在你不震住他们，以后就不好办了”的理念和“一整套整人的把戏”，更有“权力的快感”。这确实令人震惊：不仅为一个十七岁的孩子竟能如此“熟练”地运用权力，更因为这正是当下中国教育的管理体制的翻版。我们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不也是这样把教师视为被管理和使用的对象，并且深信“对教师必须施加强大的外部压力，才会好好干活”（这是一位教育官员的原话）这样的施暴逻辑，层层制订各种考核指标，强制执行，并且也有一系列的奖罚条例，不也同样是将资本的整人方式（罚款）与强权的整人方式（行政处分）相结合吗？这样的严格管理的背后，是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与极度扩张，而且为保证权力行使的有效，又不择手段地在教师中培养亲信，结党营私，形成事实的利益集团，控制一般教师，打击异己者：这在当下中国校园里，已经是见惯不怪了。影响所及，作为学生的“樊强”也不断地向班主任老师要求绝对权力，在同学中拉帮结伙，并且视为理所当然了。这样的官僚化、暴力化的管理体制与行政权力的无限扩张，以及由此形成的遍布各级教育部门的利益集团，正是中国教育体制上的根本问题所在，是一切教育改革难以避免走向形式或变形的症结所在，是中国教育要走向健全发展，必须解决的瓶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