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这一次会议，我首先要说说陈成龙老师这个人：讲语文教学是不能不谈教师其人的，因为说到底，这是一门心灵之学。我只是在参加2004年、2007年的研讨会期间和陈老师有所接触，但他的热情与执著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在读陈老师的《创造性语文教育》一书，对书中附录文章中别人谈他、他谈自己的几点，特别感兴趣。一是说他有“文癖”，就立刻想起我所熟悉的几位福建语文老师，如陈日亮老师，王立根老师，都是勤于笔耕，善于思考、总结的，这可能是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我曾经说过的“读书，思考，写作，实践”的四结合，背后更有陈日亮老师所说的“我即语文”的理念，这个传统是非常值得年轻的老师学习和借鉴的。还有，有人用“师者父母心”来描述陈老师，我想，“父母心”之外，还有“赤子心”，那么，陈老师也是我所说的“可爱的人”了；在我看来，“可爱”，应该是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最重要的精神气质。陈老师自己则说，他在课堂上一直是追求“有板有眼”的：“有板”就是教学要讲“基本要求，基本程序”，“有眼”就是教学要“富有灵性”，呈现丰富性、灵活性和复杂性。这两点，其实也是陈日亮老师的追求，不知道这是否就是“闽派语文”的一种教学风格？——这些方面，都饶有兴味，值得探讨。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
最后要说的，是陈成龙老师的语文教育思想。我对陈老师的一句话，特别感兴趣：“特级教师，特在哪里？特就特在他有自己的教育思想”。而我以为，不仅特级教师如此，所有的有出息有志气的老师（包括青年教师）都应该有自己的教育思想，至少要有这样的自觉追求。记得上次我来福建，就曾经向朋友们介绍过湖北的一位农村中学的老师，他向自己提出的七个问题，其中就有“你有不同于他人的教育观吗？”并且有这样的阐释：“教育！每一个站在讲台上的人，都无法避开这一词语的诘问。每一个站在讲台上的人如果没有明确的教育观，他其实无权停驻于这一词语所指称的生命空间。正常的状态应该是每个人的心目中应该有不同于他人的教育观，尽管在终究旨归上它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也就是说，在倾向于某种共同的“旨归”时，也还要有自己对教育的独立和独特的理解，这样，在教学实践上才可能形成自己的特色。
在我看来，陈成龙老师的教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他在充分借鉴他所说的“创新型语文教师”的经验（如他书中多次提及的于漪老师，钱梦龙老师等语文教育前辈的经验，以及在《新课程标准》影响下的一些老师的新试验，新经验）的基础上，努力寻找自己的突破口，切入点，以形成某种自己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特色。
可以注意到，他的专著《创造性语文教育》里，有两个关键词：“创新”和“思维”。
这首先是他对语文学科性质的一个认识。在他认同“语文学科具有基础性、工具性”，重视语文“习文论道”的功能的同时，更强调“语文学科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具学科，同时它还是一门培养创新思维的基础学科”，他认为语文教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语言训练和思维训练又是伴随着审美活动进行的，自由和创造正是审美活动的本质”。这是抓住了要点的。这里有三层意思，一是强调人的言说活动，同时就是一种思维活动，二是强调人的言说，又总是伴随着一定的心理、情感活动，而语文教育，特别是文学教育，也就必然包含着审美能力的训练。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说的“语文能力”，其实应该包括语言能力、思维能力、审美能力这三大能力的，而三大能力的训练，又是统一的。其三是强调这三大能力的训练，最终的目的是要促进学生“自由和创造”生命的健康发展，也就是说，“创新”是内在于语言、思维、审美能力的训练中的。这里，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是“回归到语文和人的关系，语文教学对人的成长和发展的作用”来思考语文学科的性质，作用，功能与教学目的。这是能够深化我们对问题的认识的。
这也就形成了陈成龙老师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特色：他更突出“思维”这一环节，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思维训练的要求与方法，应该说已经自成一个体系。在他所提出的诸要求中，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与思维“广阔性”、“独特性”与“批判性”的要求。因为这些要求，首先是从青少年生命成长的特点出发的——我多次说过，中学阶段是最具想象力，最富创造力，充满了对未知的广阔世界的好奇心的人生阶段，也就是说，想象力，广阔、独特、批判性思维的因子都是内在于中学生的生命中的，中学老师的任务就是开发、引导与培育。更主要的是，这样的想象力，思维的广阔，独特与批判性，都关系着学生一生的成长，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自由创造的“人”所必需的思维品质、精神素质。问题是，这样的关系着学生个体生命的健全发展和民族生命的健全发展的思维品质、精神素质，正在应试教育中被消解，被遮蔽，以至被扼杀。今天的孩子想象力的匮乏，视野的狭窄，创造力的被压抑，独立思考能力、习惯的缺失，使所有关心他们成长和民族未来的人们都感到忧虑与痛心，这很可能成为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制约因素：今天教育的失误是要以今后几十年民族的发展受损为代价的。在这样的现状下，陈成龙老师的提倡与实践的意义，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
陈老师的思考的特点，还在于他是将对学生的思维能力的训练和教师自身的思维品质、能力的提高统一起来考虑的。这不仅体现了教学相长的原则，而且是强调了教师在教学活动和教育改革中的主导作用，强调了在素质教育中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的重要性。这也深化了我们对教师的认识。记得我每次来福建，都在诸位同行的启发下，对“什么是语文教师”，也就是语文教师的素质、素养问题，有一个新的认识，先后讲了四句话，现在似乎又应加上一句：“语文老师应是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我应该为陈成龙老师对我的启示向他表示谢意和敬意。
2008年3月8日—9日写于北京寓所
我和三联的学术因缘
北京三联出版社建社五十周年，我因此而回忆起自己学术成长道路和三联的关系，并进而思考出版与学术的关系。就从和三联相关的三件事说起，同时也涉及其他几个出版社。
我曾经说过，自己是一个“老童生”，以三十九岁的高龄，攻读硕士研究生。一进校，导师王瑶找我谈话，劈头就说：“我知道你年龄已大，原来也有一定积累，因此，急于在学术上‘出山’，这可以理解。但还是要沉住气，打好学术的底子，不要轻易发表文章，‘厚积薄发’、‘后发制人’才是我们北大的传统”。这样，我从1978年入学，到1985年，又憋了七年，这一段时间，没有发表什么有影响的文章，却利用这样的生命与学术的“沉潜”时期，逐渐形成了对研究对象（现代文学与鲁迅）比较成熟、系统的自己的见解。有了这样的底气，我的内心告诉自己：是在学术界发出独立的声音的时候了。但却遇到一个困难：由于自己是一个学术新手，发表文章就很困难，不用说出书。当时我编有《周作人年谱长编》一书，这是我的周作人研究的基础工作，当时刚起步的周作人研究也急需这样的著作，但就是无法出版，好不容易由导师推荐，被一个出版社接受了，但最后又退了回来，说出来的理由是：出版社还没有出过其他人的年谱，先出周作人年谱，会引起非议。其实还有一个没有明说的理由：我的学术名气不够大。这对我自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就在这时候，继《文学评论》发表了黄子平、陈平原和我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后，三联出版社的《读书》杂志连续六期发表了我们三人的《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讨论》：《读书》这样的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重镇，能够以这样大的篇幅，特殊的编辑处理，推出三个学术新人的文章，这是一种怎样的学术眼光，胸怀和气魄！对我们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而就在这同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高国平先生，因为黄子平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林斤澜的小说的文章，引起轰动，去向他约稿，并问及还有没有像他这样的有潜力的同学，黄子平推荐了赵园和我，高国平立即找到了我们，并当场拍板，决定将我和赵园正在写的两本书列入他们编辑的《文艺探索书系》，我的第一本独立的学术著作《心灵的探寻》，也于1987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问世了。——我直到今天，还对这些在关键时刻助我一力，将我“推”向学术界、读书界和社会的三联、上海文艺出版社和《读书》编辑，高国平先生心怀感激。我以为他们当年的做法，是具有榜样的意义的；我多次以自己的这一经历对许多出版社的年轻编辑说过这样一番话：出版社要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不要总是“锦上添花”，眼睛里只盯住几个出名的学者、作家，要善于发现那些有潜力、有准备，却没有被学术界所注目的年轻研究者，在他们准备好了，却没有机会发表，这样一个要出、未出的关键时刻，给予决定性的推动力与爆发力，不仅是为学术界推出新人，而且也为出版社自己培养一批基本的作者队伍。发现和推出学术新人不仅需要学术眼光，而且要有魄力；而在我看来，这正是一个真正的“出版人”必有的基本能力与修养。
我是一个不大安分守己的人，在基本上被学术界承认以后，就忍不住露出了自己根底上的野性，又惹出了新的麻烦。大概是1998年，北大百周年校庆期间，我在《读书》上发表了《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对当时的校庆发表不同看法，并对北大以及中国的大学教育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此文在北大师生、校友，读书界，教育界，思想文化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却得罪了学校当局和有关领导部门，再加上一些其他不合时宜的文章和言论，在2000年前后，我遭到了点名批判，并危及博士生导师资格。也就在这关键时刻，《读书》在其主持的评奖中，用读者投票和专家审定的方式，将这篇作为我的“罪证”的文章授予《读书》读者奖，这就不仅是雪中送炭，而是救人于危难之中了。尽管后来这次评奖变成了一个“事件”，我至今也没有弄清楚其中的“奥秘”，但我一直珍惜所获得的这个奖，对《读书》的读者永怀感激。后来我曾经试图通过一些文章揭示被批判的真相，但收入这些文章的文集却运交华盖，经过许多出版社之手，最后又退回到我的手中，这时还是三联出版社将它妙手回生。我懂得这困境中的支持的不易和分量。这背后依然有一种出版精神的支撑：出版人和作者共同承担风险，这同时也是对学术的承担，以至对社会的承担。这样的承担精神，是一个更高的境界，它需要良知和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