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常有一事似不可解，就是无论他的研究对象是“殊族之文，塞外之史”，还是隋唐政治制度文化渊源的考证，抑或是对钱柳因缘诗的释证，即不管研讨之具体领域如何陌生偏僻，都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吸引你不知不觉地进入他的文本之中，而与之共振共鸣，不敢稍有懈怠。所以如是，原因很多，比如考证的详博、文笔的婉妙，并因而产生知识的魅力等等；但最主要的我以为还在于他“古典”和“今典”并用的治学特点，释证“古典”往往绾合着“今情”，著作中流溢着生命具现的现实感受和活泼泼的现代精神。这对于一个史学家而言，特别是被称作“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的史学家，至为难能可贵。
要问陈著的现代精神或曰现代性是通过何种方式得以表达，我想，主要反映在他的史学观念和学术精神之中。《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先生晚年最重要的著述，是为一代奇女子“洗烦冤”的著作。我曾说这是一部“借传修史”的典范，其意义远不是写一部通史所可比并。正是这部著作，作者的现代史学观念得到充分的展现。姑举一例，传主河东君与钱牧斋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在茸城结缡，当时河东君24岁，钱牧斋60岁。越三年（1644年），清兵攻入北京，有“甲申之变”，南明弘光政权旋即成立，钱被起用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钱柳很风光地从常熟老家赶到南京任所。但次年就是“乙酉之变”，强悍的清兵在多铎率领下打到了南京城下。这时，深明大义的柳如是提出与钱牧斋一起死节，钱牧斋怯懦不肯施行。于是河东君只身投水，又被钱牧斋持住不得脱身。这是钱柳故事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野史稗乘记载甚多。
最后，钱牧斋还是和王觉斯（即王铎，清代大书法家）等三十一位南明官员共同献城投降。按清廷的规定，文武降官连同他们的夫人一律要到北京去候旨发落。钱牧斋乖乖地去了（“随例北迁”），河东君却不肯同行，一个人留守南京，不久又回到常熟。陈寅恪先生在考订了这些史实之后，发为感慨地说：“即此一端，足以愧杀诸命妇矣。”
不过，当钱牧斋滞留燕都期间，河东君曾有与一郑姓或陈姓男子有私情之事，已闹得沸沸扬扬，致使钱牧斋的公子孙爱告到官府，杖杀相关之男性方算了事。第二年钱氏告病归南，不仅不责怪河东君，反而写诗为之辩护：“人以苍蝇污白璧，天将市虎试朱颜。衣朱曳绮留都女，羞杀当年翟髴班。”又据一些野史笔记所载，钱牧斋还为此事把自己的儿子大骂了一顿，说：“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也？”此语一出，据说“闻者莫不掩口而笑”。而在此前，江南早有“老王八”、“小王八”之谣，“老王八”即指钱牧斋。
但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例如《荷牐丛谈》的作者林时对就认为钱氏所说是“平而恕”之论。那么，陈寅恪先生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请看下面的论述：
牧斋骂孙爱之原书，今不可见。依活埋庵道人所引，则深合希腊之逻辑。蒙叟精于内典，必通佛教因明之学，但于此不立圣人量，尤堪钦服。依明州野史玺翁所述，则一扫南宋以来贞节仅限于妇女一方面之谬说。自刘宋山阴公主后，无此合情合理之论。林氏乃极诋牧斋之人，然独许蒙叟此言为平恕，亦可见钱氏之论，实犁然有当于人心也。（《柳如是别传》第五章，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886—887）钱牧斋在男女情事上的雅量，自有常人未可望其项背处，置诸今天，也不单是“思想解放”一语所能概括。活埋庵道人是徐树丕的号，其所作《识小录》记钱与其子书云：“柳非郑不活，杀郑是杀柳也。父非柳不活，杀柳是杀父也。”寅老所谓“活埋庵道人所引”，即指此语而言，实为爱情至上的一种表示。《荷牐丛谈》作者林时对号玺庵，故玺翁指林氏。陈寅恪先生认为林氏的见解不循孔门圣说，颇切合事体情理，值得给予肯定，并征引西典故实加以佐证。还指出其说对破除南宋以来用道学束缚女性的不合理戒律所起的作用，“犁然有当于人心”。这个例证，映现出陈寅恪先生的不拘成说的史学观念，实具有极强烈的现代性。
实际上，陈寅恪先生的整个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都属于现代的范畴。他从13岁留学日本，前后有十多年的时间四海游学，西学修养和西学训练自不待言。只不过他的西学根底已全部融入己身的学养之中，是水中之盐，而不是眼中之沙，因而文本著述中常常不留一丝痕迹，使得不明底里者只看到陈学之“旧”，而忽略了“旧”中之“新”。要之陈寅恪先生自是现代学者，应无异议。何况《柳如是别传》，陈著中蕴含现代文化生命律动的例证触处皆是，限于篇幅，兹不复具。
（载1998年2月25日《中华读书报》）
史学的艺术之境
我区分书的好与不好，有我自己的办法。但最好的书，我想是那种不管时间地点，随便翻开书的任何一页，都可以读下去，并且读出味道来。即使你的心绪不佳，也可以在阅读中忘却自我，恢复宁静。能经得住这样读的书，古今中外不是很多。当然一些传世经典，比如《论语》、《老子》、《庄子》、《大学》、《中庸》、《史记》、《文心雕龙》等，是有此奇效的。《孟子》我试过，就不行。小说中，只有《红楼梦》有此效果；《三国》、《水浒》、《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虽是名著，也经不住这种阅读方法。至于学者们撰写的研究性著作，欲达此阅读效果，就少得接近于无了。
我说接近于无，是因为还有。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就是一部经得住这样阅读的著作。所以如此，是由于陈寅恪先生对古典的诠释达到了艺术之境。传主柳如是，原名杨爱，号河东君，是明末的名妓。但不是通常意义以及我们现在所能了解的专门致力于某一行当的职业女性，而是色艺超群、文采风流，有谋略、识大体，能担负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职志的一代奇女子。起初她是退休宰相周道登家里幼养的一名宠姬，由于“明慧无比”，为群妾所妒，被驱逐后，流落在社会上，只有十五六岁。当时的著名知识分子陈子龙、宋辕文等都很欣赏她，陈子龙并和她悄悄同居，有过持续较长时间的真挚爱情。由于陈的原配张氏的拨乱，加上陈的祖母和母亲出来反对，陈、柳不得不分手。最后河东君经过极慎重的考虑，决定与明末的文坛领袖、有当代李杜之称的钱谦益结为夫妇。按钱的胸怀与才干，比同辈任何人都适合做宰相，可惜机缘不凑合，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在闲散的家居生活中度过。等到他得意出头的时候，明朝的北京政权已经垮台，只在南明的弘光小朝廷里做了不到一年的宰辅。1645年清兵攻到南京城下，他投降了清朝。柳如是不赞成降清，相约一起殉节，他不肯施行。结果钱谦益一个人“循例北迁”，柳只身留在白下。不过还好，钱谦益终于没有恋栈，第二年就称病回到了常熟老家。在柳如是的激励下，晚年的钱牧斋和夫人一起致力于反清复明的活动。
可见河东君的故事是非常悱恻动人而又带有传奇色彩的。但《柳如是别传》的著书旨趣，不是要叙述一个凄婉动人的故事，而是通过严格的学术考证，来梳理复原传主的生平志事，借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可以说是在作一篇绝大的翻案文章（“著书今与洗烦冤”）。因为历来谈河东君者，要么误解重重，要么障碍重重，有关资料只能在“残缺毁禁之余”里来披寻。只有顾云美的《河东君传》稍可资凭，主要依靠笺释钱柳、陈子龙及当时相关文士的诗文来发掘传主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迹。因此《别传》的写作，无异于攻克几百年不得其解的一道道学术难题，重心是对钱柳因缘诗作求得古典与今典的正解。
陈寅恪先生说：“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词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陈著《柳如是别传》上册，三联版，页7）又说：“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最初出处，然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充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词用意之妙。”（同上，页11）还说：“钱柳因缘诗，则不仅有远近出处之古典故实，更有两人前后诗章之出处。若不能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层次不紊，脉络贯注，则两人酬和诸作，其词锋针对，思旨印证之微妙，绝难通解也。”（同上，页12）我们细读《别传》，的确有这样的印象，即著者对钱柳因缘诗的释证，不仅做到了“探河穷源，剥蕉至心”，而且真的是“层次不紊，脉络贯注”，使读者仿佛忘记了是在阅读一部烦难的学术著作，而是如同赏会一件造型完美的艺术品一样。
这正是陈寅恪先生撰写《柳如是别传》所要达到的学术目标。1930年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曾提出：“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还鉴于“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而要做到“真了解”，陈寅恪先生认为“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版，页279）。实际上这是对解释学给定的一种最高要求，提出了古典诠释的艺术之境问题，很少有研究者能够达至这种境界。但陈寅恪先生做到了，《柳如是别传》则称得上释证古人著作达到艺术之境的典范。
这里姑举一例。河东君刚住进钱牧斋的我闻室后，情绪一度不是很快活，写了一首《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其中有“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的句子，流露出“向来”既如是，“此去”从可知之意，对牧斋能否成为真知己也表示怀疑。而且这首诗与陈子龙的《梦中新柳》用韵相同，“柳花”的典故又出自陈子龙的《满庭芳》词，大有对旧日情人的不胜怀恋之意。钱牧斋的学眼慧识，当然一看便知，于是作《河东春日诗有梦里愁端之句，怜其作憔悴之语，聊广其意》，诗中直接援引陈子龙“新柳”的典故，来化解河东君的“愁端”。两人之诗作牵涉的古典、今典及心理活动，极为繁复曲折。陈寅恪先生通过层层释证，把彼此“词锋针对，思旨印证之微妙”，诠释得如闻如见。尔后写道：“河东君此诗虽止五十六字，其辞藻之佳，结构之密，读者所尽见，不待赘论。至情感之丰富，思想之委婉，则不独为东山酬和集中之上乘，即明末文士之诗，亦罕有其比。故特标出之，未知当世评泊韵语之专家，究以鄙说为何如也。”（陈著《柳如是别传》中册，三联版，页570—571）可以说完全实现了陈寅恪先生自己悬置的“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的学术目标。同时不难想象，当其释证钱柳因缘诗作之时，如果不是具有“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也断乎入不得此种情境。史笔和诗心在《柳如是别传》里得到完美的融合。
《柳如是别传》的阅读魅力，还来源于著者在诠释古典时，往往绾合着今情。钱牧斋和朱鹤龄因笺注杜诗而发生抵牾，在牧斋晚年是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情，但因此没有被列入庄廷所修《明史》的“参阅”名单，而避免了被那次震动全国的文字大狱的牵连。发生在康熙二年的庄氏“明史案”，牵连面极广，被逮捕收监的人士，包括组织者和编撰者及其家属、作序者及其家属、列名的“参阅”者及其家属，还有当地的州府推官、训导、学政、廪生、库吏，甚至还包括刻匠、印工、店家、读者等，计有两千余众。五月五日端午节在杭州行刑，绞死十多人，凌迟七十余人，砍头一百余人，一千余名死者的家属则被装上钉死的木船，运往山东、河北，然后徒步押解黑龙江，病弱者惨死途中，余下的沦为边官的妻妾奴仆。同样笺注过杜诗并与牧斋关系致密的潘力田，就因列入“参阅”名单而被处死。最有资格列名却终于没有列名的钱牧斋，得以逃此浩劫，纯属偶然的幸运。
陈寅恪先生在详细考订了此事的原委脉络之后写道：“今日观之，牧斋与长孺虽争无谓之闲气，非老皈空门之所应为，终亦由此得免于庄案之牵累。否则河东君又有如在黄毓祺案时，代死从死之请矣。天下事前后因果，往往有出于意料之外者。钱、朱注杜公案，斯其一证也。”（陈著《柳如是别传》下册，三联版，页1032）这样一些诠释和考证，大都包含有著者己身的遭际和现实的感喟在内。说来并不奇怪，因为《别传》原不是寻常的研究著作，其撰写旨趣之一便是“温旧梦，寄遐思”，所以书前题诗中才有“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的句子。而置于卷首、意在彰显著书旨趣的《咏红豆》一诗，尤可见出《别传》之撰写有作者直接现实寄托的深涵。
《咏红豆》五、六两句最值得注意：“纵回杨爱千斤笑，终剩归庄万古愁。”通过笺释钱柳因缘诗，为传主洗却烦冤，柳如是（原名杨爱）地下有知，自然会高兴，但归庄之愁却不能稍解。归庄字玄恭，是钱牧斋的朋友、门生，对牧斋降清深致不满，后来钱氏夫妇参与复明活动，他们成为同志。所以当牧斋八十岁寿辰，尽管预先声明谢绝任何人前来祝寿，归玄恭还是送来一副寿联：“居东海之滨，如南山之寿。”并有一篇新颖别致的祝词。《茶余客话》的作者阮葵生不知道归和钱的特殊关系，说寿联“无耻丧心，必蒙叟自为”，不免误解。陈寅恪先生在《别传》前面第二首题诗《题牧斋初学集并序》的一条长注里，特地对此事的首尾经过作了说明，并进而指出：“鄙意恒轩（归庄号恒轩——笔者注）此联，固用《诗经》、《孟子》成语，但实从庾子山《哀江南赋》‘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脱胎而来。其所注意在‘秦庭’、‘周粟’，暗寓惋惜之深旨，与牧斋降清，以著书修史自解之情事最为切合。”
如是，则《柳如是别传》之撰写，也许尚有不便明言的更深一层的关切与寄托？这已经越出了本文的范围，兹不具。
（载1998年3月7日《文汇读书周报》，
1999年4月21日《人民政协报》）
陈寅恪的为学境界和人格精神
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以及平生治学累积的重大创获，与他的为学境界和人格精神是一致的，可以说互为表里，内外无间。现代学者中，很少有像陈寅恪先生的著作那样，里面蕴含着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有时你甚至会感到这种力量过于滞重，仿佛不是每一篇文章，或每一句话，而是每一个字都有千钧之力。已故复旦大学蒋天枢教授在撰写《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稿竟志感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