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期，我和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有过一次文化对话，后来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上。金先生是有名的文化社会学家，他长期致力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他说，中国文化，20年代不想看，80年代看不见。20世纪20年代，反传统的思潮呈压倒之势，对传统当然不想看。可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文化传统大面积流失，即使想看也不容易看到了。是不是现代化必然要告别自己的文化传统？人们发现，东亚的一些国家并不是如此。比如日本，虽然早期也有过“脱亚入欧”的潮流，可是后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自己的传统保存得相当完好。甚至比我们的现代化先行一步的台湾地区，也没有和中华文化传统彻底脱离。早几年到台北的时候，看到浓浓的人情味，传统的特征非常突出。而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呈现于当代社会的，确少之又少。所以“中国和自身脱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五四反传统，主要检讨的是社会的主流文化，文化的大传统。五四精英、20世纪的文化先进，他们虽然不留情面地批判传统，但他们本身又是受传统熏陶的有十足中国文化味道的从业人员。胡适反传统算是很激烈了，但他的身上，仍然保留有十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他们那一批人很早就留学国外，甚至十几年、几十年在国外，但他们不发生文化失重的问题，文化的根始终在文化中国。像陈寅恪先生在国外的时间非常长，到过很多国家，但是他的文化关切、学问的中国文化根基，始终没有变。1961年诗人吴宓自重庆赴广州探望陈寅恪先生，他的印象是：“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吴宓日记续编》1961年8月30日条，三联书店2006年版）我们文化的小传统，即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后来也在相当一段时间遭到了破坏。我们一两代人都是在大小传统齐遭毁损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很少有机会接受传统文化典范的熏陶，从而成为民族固有文化的缺氧者。特别是动乱时期，对社会基本伦理价值的伤害是难以想象的，也是难以弥补的，我认为这个影响直到现在也不能说已经完全成为过去。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政府和民间做了许多重建传统的努力，取得的成效昭昭可睹。但由于长期与传统脱节所造成的文化断层，一时还不能完全找到与传统衔接的最佳途径。人们看到的大都是比较浅层的模仿或没来由的怀旧，而缺乏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层底蕴。
我认为当今文化传统的承续与重建，有三条途径比较行之有效。第一是文本经典的阅读，第二是文化典范的熏陶，第三是礼仪文化的熏习。
中国文本典籍之丰富，汗牛充栋不足以形容。中国很早就有修史的传统，各朝各代都有完整的史书，不包括《资治通鉴》，就有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是二十五史。还有各种野史笔记，也都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史书之外，还有丛书和类书。当然按传统的“四部之学”，史书是“乙部之书”，另还有经部之书、子部之书，以及数量更大的个人作品集及总集，也就是“集部之书”。
这么多的典籍，专业的研究者尚且望洋兴叹，我们一般的公众，该读些什么书呢？过去做学问打基础，或者想积累自己的传统文化知识，最初步的是要读“四五四”和“百三千”。“百三千”就是《百家姓》、《三字经》和《千字文》，从前的发蒙读物。“四五四”是“四书”、“五经”和“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是前四史，篇幅不是很大，如果不能全读，选读也可以。像《史记》，主要需要读传记部分，共七十篇，故事性强，不难读的。除了“前四史”，这几年我一直提倡读一点“经”。现在大家讲国学，什么是国学？国学这个词在《周礼》里面就有了，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国学，不是历史上的国学，历史上的国学是国家所立学校的意思。今天讲的国学这个概念，是晚清出现的，可以叫做现代国学。至少1902年黄遵宪和梁启超的通信里，已经在使用国学的概念，还不一定是最早。讲国学最多的是章太炎先生。他一生有四次大规模地讲国学，他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国学是做中国学问的一种根底，最重要的是经学和小学。什么是小学？小学包括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是过去做学问的基本功。也就是清儒常说的“读书必先识字”。章太炎先生就是研究文字学的大专家。还有一个是经学，就是指《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诗是《诗经》，书是《尚书》，礼是《周礼》（还有《仪礼》、《礼记》，称“三礼”），易是《易经》，也叫《周易》，乐是《乐经》。《春秋》也叫《春秋经》，因为是极简短的史事记载，必须借助于几种“传”方能看得明白。有《左传》、《公羊传》、《榖梁传》，我以为《左传》最重要，最便于阅读。由于《乐经》后来没有传下来，空此一“经”，所以便有了“五经”的说法。
现在关于国学有几种说法，有一种说国学就是“国故之学”的简称，后来大家觉得这个范围太大，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说国学是指中国的固有学术，包括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汉代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代的理学，明代的心学，清代的朴学等，这是学术史的一个流变过程。可是我觉得，要是把国学看成中国学术史，很多人会望而却步，一般的民众怎么可能进入呢？因此我很赞成20世纪的大儒马一浮的观点，他说所谓国学，就是“六艺之学”，也就是“六经”。马先生的定义的好处，是抓住了中国学问的源头，把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称作国学，这是天经地义之事。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精神，都在“六经”里面。而且可以和国民教育结合起来。所以我主张我们的中小学、大学的一二年级，应该设立“国学课”，内容就是以“六经”为主。由于“六经”的义理较深，可以从《论语》和《孟子》入手。《语》、《孟》实际上是“六经”的通行本。熟悉了《语》、《孟》，也就熟悉了“六经”的义理。高中和大学的一二年级，应适当增加文言文的写作练习。如此长期熏陶，循序渐进，百年之后，“六经”就可以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
所以今天讲文本的经典阅读，我想包括《论语》和《孟子》的“四书”是首先该读一读的典籍。《论语》、《孟子》再加上《大学》、《中庸》合称“四书”，是南宋大儒朱熹把它们合在一处的。《大学》相传为孔子的弟子曾参所作，《中庸》的作者据说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大学》和《中庸》文短理深，其实并不易读。我的看法，主要还是要先读《语》、《孟》。当然，开始阶段，“百三千”即《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蒙学读物，读一读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以前这些都是生之为中国人的必读书，现在读这些书，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补课，是为了改变百年以来的文化断层增补的几门必要的传统文化课。至于老庄、诸子、古文、诗词、戏曲、小说，还有佛道经典，应该如何选读，是另外的问题，这里就不一一谈及了。这是我讲的关于文化传统重建的第一点，文本的经典阅读。
第二是关于文化典范的熏陶。一个文明体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文化典范。文本经典也是一种文化典范。此外古代的建筑，包括宫廷建筑、百姓民居、佛道教的寺庙和道观，大量的地下发掘文物，以及各种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能够流传到今天的，许多都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典范。还有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是文化典范的代表。中国是讲究人物的国度。三国人物，魏晋人物，盛唐人物，晚清人物，都是有特定内涵的人物群体。我们通过和这些文化典范的接触与对话，接受文化典范的熏陶，是文化传承和重建文化传统的一条重要途径。
第三是礼仪文化的熏习。礼仪文化的提倡，可以唤起人性的庄严，可以帮助人们恢复对传统的记忆。中国是礼仪之邦，可是实事求是地讲，当代中国也是礼仪文化流失得最多的国家。礼仪的核心是一个“敬”字，所谓无敬不成礼。所以孔子说：“为礼不敬，吾何以观之哉！”朱熹对这句话的解释是：“礼以敬为本。”礼敬，礼敬，如果没有了敬，礼就不存在了。因此中国人的习惯，拜佛也称作“礼佛”、“敬佛”。其实“孝”的内核也是一个“敬”字。孔子认为如果没有了“敬”，人类的“孝”和犬马的“能养”便无所区别了。如果联系我们的节日庆典和日常生活，随处都可以看到礼仪缺失的情形。比如中小学生的校服，大都是质量很差的运动装，根本和校服不是一回事。校服必须是礼服，国家典礼、学校开学和毕业的典礼，学生应该穿上校服，又好看又精神，很合乎礼仪。
总的来看，百年中国以来的文化传统是处在流失与重建的过程之中。我说的文本的经典阅读、文化典范的熏陶和礼仪文化的熏习，是重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些必要途径。包括于丹对《论语》的解读，我个人也并不轻看，因为她旬日之间把儒家最基本的经典《论语》送到了千家万户。当人们对传统的文本经典已经陌生的时候，她让大家对《论语》重新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她帮助普通民众拉近了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距离。
我的愿景是，希望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同时也走向自己文化的深处，是世界的中国，同时也是中国的中国。
（载2010年3月25日《光明日报》）
中国传统价值理念的现代意义
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以文化复兴为前提为标志。换言之，社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文化的基本价值为代价。我想探讨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有哪些价值理念，今天仍然可以发用。诸子百家，各有各的理念。但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轴的价值理念，主要在“六经”。国学大师马一浮和熊十力都讲过，“六经”中蕴含的理念，是中国人立国做人的基本依据。“六经”的文本，经过孔子修订，总其大成。孔子和孟子讲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
我近年一直在研究“敬”这个价值理念。“敬”不仅是对他人的尊敬，更是人的自性庄严。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光说有道教，有佛教，还不够。作为中华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不是宗教，但是它有信仰层面。我认为“敬”就是儒家用来补充宗教信仰的价值理念，“敬”已经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很多人讲“孝”和“礼”。孝这个概念当然很重要，“百善孝为先”。孔子的弟子问，到底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人们以为能养就是孝，可是犬马也能养，如果没有敬，何以别乎？孝的精神内核其实是敬。
“礼”，包括社会的各种礼仪制度，精神内核也是一个“敬”字。孔子说，“为礼不敬”，“吾何以观之哉？”所以，无敬不成礼。“敬”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里面，特别在儒家思想里面，是核心价值。敬与诚与信相连接。诚敬，诚敬，无诚则不敬。没有诚敬，也就没有信。大家试想，诚信在当下社会，该有多么重要！“六经”的精神义理，主要是敬、诚、信。孔子把“六经”的义理化作日用常行，变得简单亲切，每个人都能明白。宋儒对敬有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主敬”的思想。
“恕”，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可以见出中华文明的高贵精神和异量之美。“恕”就是设身处地，也就是陈寅恪讲的“了解之同情”。二程子认为，可以采取一种方式来培养恕，即“易子而抱”，把他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不强加于人。这是“恕”这个价值理念的深厚内涵。二程子认为，恕是进入仁的一个途径，是仁的门庭设施。做到恕，离仁就不远了。
“和”，同样是中华文化价值理念中的了不起的概念。宋代的张载张横渠，宋四家里面关学的代表，我们都知道他的有名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学术界习惯叫“横渠四句教”。他还有另外的“四句教”：“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是张载的“哲学四句教”，表达的是对整个宇宙世界的看法。我的理解是，宇宙间万事万物，不过是对待、流行、反正、和解而已。对待与流行的结果，不是吃掉、消灭，而是反正、和解、共生。鲁迅的一首诗说的“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最能得张载义理的真传。
张载的哲学启示我们，世界各种文明之间，虽然存在差异，却不必然发展为冲突。世界历史的大趋势，总的是走向文明的融合，而不是走向文明的冲突。我相信，人类的“同”，远大于“异”，正如《易经》上说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这个问题上，陈寅恪先生立说最为透辟。他用孔子的“有教无类”来阐释这个问题，认为“文化高于种族”。不分民族，不分种姓，可以在人类文明的精神层面上合流共享。有此一面，人类才能共生于同一世界。
中国文化的精神，主张仇对的双方在互相校正中实现化解，达到“和解”，走向“太和”。是“和而解”，而非“仇而亡”，这是人类本性所应该趋向的目标。在国际交往中，我们不必设想哪个国家一定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强权、暴力干涉、漠视主权，我们是反对的。但反对有各种方式，中间地带无比广阔，不必逼向非此即彼的对立两极。重视对话，避免对抗，化干戈为玉帛、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国际博弈的上上策。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了活力。但社会的泛商业化、泛市场化，会冲击文化的基本价值，使社会变成失范失德失敬的价值紊乱的社会。一个“文明体国家”的基本文化价值理念，是不会成为过去的。按照康德的说法，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我们中国文化中的敬、恕、和等价值理念，都是具有永恒性、具有绝对价值的理念。也可以说，这些价值理念具有普世价值，可以成为和西方的价值理念对话互阐的资源。
我主张读一点经。建议在中小学设立国学课，主要以“六经”的内容为主，从《论语》、《孟子》入手，化繁为简，循序渐进。期以百年、几百年之后，使中华文化的源头经典“六经”，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晚清的大学者沈曾植说过，年轻人没读过《论语》，不大好对话。不懂《论语》，就不懂敬、恕、和，也不懂仁、孝、忠、信。当然还有“耻”，孔子讲“行己有耻”，《中庸》讲“知耻”，孟子讲“羞恶之心”。顾炎武说，一个人如果不知“耻”，将无所不为。这些价值理念，在今天仍然重要而没有过时。
晚清、五四以来，要不要读经有很大争论。50年代以后，我们的教育，不仅不读经，而且反经。“文革”就更不用说了。在我看来，国民教育取消读经是很大的失误。如果抛弃中华文化的这些精彩的价值理念，中国人将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精神归宿和文化家园。
（载2011年10月31日《光明日报》，2012年
5月1日《中国文化报》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