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像陈梦家那样，不论以什么样的机缘触及任何领域，都能结出第一流的学术果实。他是新月派诗人，二十岁就出版《梦家诗集》；大学本科学的是法律，但更喜欢古文字和古史研究，闻一多、容庚是他的老师。1944年赴美，在芝加哥大学教授古文字学，但经过三年的穷搜苦索，最后编成一巨册英文稿《美国收藏中国青铜器全集》。回国后还拟增补欧洲和加拿大的部分，以出版规模更大的《中国铜器综录》。
他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调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尚书通论》、《西周铜器断代》、《殷墟卜辞综述》是他的代表作。70万字的《殷墟卜辞综述》，如同一气呵成，写得清通而优美，即使对甲骨文少有所知的门外汉也会读得津津有味。考古所平素与陈梦家先生稔熟的徐苹芳先生告诉我，陈是个绝顶的学问天才，他主张几个课题轮流做，不赞成死抠住一个课题不放。
但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他和许多最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一样，被强行施以“加冕礼”。可是当他以戴罪之身下放到甘肃协助地方博物馆工作的时候，接触到大量出土汉简，于是又开始了简牍学的研究。《武威汉简》一书，就是经他一手整理而成。后来自己又撰写了30多万字的《汉简缀述》。但十年浩劫的灾难过程，他没有全部走完。1966年9月3日，他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年仅55岁。此前的几天，他的出身名门的妻子（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女儿）——翻译过艾略特的《荒原》、研究英美文学的专家、北京大学英语系赵萝蕤教授，被“剃发易服”关在家中。而他自己，自裁的当天，受批判时有人用秽物浇淋到了他的头上、身上。他留下的遗言是：“士可杀，不可辱。”
徐苹芳先生说，陈梦家走后，赵萝蕤先生长时间精神不稳定。他们没有子女。待到这位美国文学教授事隔多少年之后，再次重游旧地、访问芝加哥美术博物馆时，她竟看到了她的已故亲人与凯莱合编的《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她禁不住泪如雨下。我看过一篇赵写陈的回忆文章，其中说：“他身体好，不知疲倦，每天能工作差不多10小时到12小时。他肩上曾长过一个脂肪瘤，有几个拔掉了龋齿留下的空隙没有填补上。但是他终于把瘤子割除了，牙也修配好。在这两件事办完后，我笑对他说，现在你是个完人了。”文章还说：“我睡觉去了，他才开始工作。有时醒过来，午夜已过，还能从门缝里看到一条蛋黄色的灯光，还能听到滴答、滴答——他搁笔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房间才完全黑了。”
可是写文章的人再也无法看到“蛋黄色的灯光”后面的那个“完人”的身影了。连写文章的人也在1998年离开了我们。而且他们的居所，北京美术馆后身儿弓弦胡同2号，那是不折不扣的名人故居，也被推土机铲平了。
好在《陈梦家著作集》，中华书局已经出版。除了《殷墟卜辞综述》等专学大著述，《梦家诗集》、《梦甲室存文》是很好读的。《梦家诗集》的第一首诗是《一朵野花》，《梦甲室存文》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叫《不开花的春天》。《诗集》前有他20岁的一张照片，1932年赠给赵萝蕤的，英俊、潇洒、蕴藉得像一个害羞的王子。他的英姿像他的诗一样美，他的风度像他的学问一样好。
（2010年12月16日首发于作者博客）
悲剧天才张荫麟
他的早逝，执著学问、沥血著述（写文章经常连续几个晚上不睡觉）固是因由，更主要是爱情的悲剧吞没了他。凡是了解近代浪漫精神的人，都知道求爱与求真、殉情与殉道有同等的价值。
张荫麟是个悲剧天才，他死的时候只有37岁。如果说陈梦家的古文字研究与古史写作，浸透着诗人的激情与诗笔，张荫麟则是视感情、生命、神采和直观的认知，是历史写作的必要条件。他太喜欢完美了。他要把每一篇、每一行、每一个词语都写得安稳。他的代表作《中国史纲》，虽是一部未完成的通史，却可以让他在名家辈出的20世纪史学领域独树一帜。他用艺术家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不假注释，却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出处。史学和艺术的结合是张荫麟史学的特点。
贺麟是比他高三个年级的清华同学，贺在高等科，张荫麟在中等科。但青年时期贺麟就对这位同学钦服有加。古文、古诗、白话，贺认为张都比自己写得好。而张的“忘形迹无拘束”，指斥人非，毫不客气，贺麟体会尤深。一次讨论问题，由于意见不合，张荫麟怒拍桌子，恰好拍在一个钉子上，造成手破流血。贺麟曾担心他们的友谊因此会受到损害。但1926年贺麟准备留美，张荫麟写了一首极诚恳深永的五古为之送行：
人生散与聚，有若风前絮。
三载共晨昧，此乐胡能再。
世途各奔迈，远别何足悔。
志合神相依，岂必聆謦欬。
折柳歌阳关，古人徒吁慨。
而我犹随俗，赠言不厌剀。
毋为姁姁态，坚毅恒其德。
君质是沉潜，立身期刚克。
温良益威重，可与履圣域。
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
审问思辨行，四者虑缺一。
愧缀陈腐语，不足壮行色。
诗写得渊雅高古，仿佛出自古人手笔。当时张荫麟才20岁。他17岁考入清华，1929年去斯坦福大学深造，研究哲学，虽然他的志业始终在史学。1933年回国，任教清华，担任哲学和历史两系的课程。直到抗战开始后高校南迁，又在西南联大任教。
梁任公曾因受到他的批评而称赞他的天才。熊十力也因他史、哲“兼治而赅备”而赞誉之。他的学问文章还得到了国民政府高层的注意，委员长蒋也想一睹风采，曾在重庆约见过他。据说他对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提了一些意见。大约是两不相契的缘故，不久他又回到大学的教学岗位。
他是广东东莞人，很早就恋着做家庭教师时教过的一位伦小姐（名慧珠），苦苦追求而无结果。单恋的痛苦，已经对身体有一定摧残。他留美回来，事情始有所好转。但伦小姐体弱多病，直到1935年才结婚。婚后两人不经常在一起，清华南迁时女方回住广东母亲家里。不料这时，独居昆明的张荫麟，与一位十年来一直倾慕他的年轻女学生，发生了刻骨铭心的爱情。他情不能禁地把恋爱经过向好友贺麟作了倾诉。贺麟说：“我知道他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我也知道他们两人间已有十年以上的友谊，他们之发生爱情是毫不足怪、异常自然的事。同时，凡是了解近代浪漫精神的人，都知道求爱与求真，殉情与殉道有同等的价值。”（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张荫麟先生文集》，台湾大学出版社1984年初版，页43）因此他从心里给予“了解之同情”。
可是这个当口儿，张荫麟却写信叫暂住广州的妻子携儿女来到了昆明，同来的还有伦女的母亲和姨侄女。突然膨胀的家庭于是变成了一座待燃的火药桶，夫妻间开始了有声和无声的家庭战争。冯友兰的太太住在楼上，常下来劝解。不久伦女怒而携家人重返广东。令张荫麟迷狂的恋爱对象随后也飘然离去，并事实上从此断绝往来。遭受双重打击的荫麟，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乃毅然决然地放弃西南联大的教职，应聘到了地点在遵义的浙江大学。这是1940年农历七月底发生的事情。第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就在偏远的遵义遽然而逝了，人间岁月只存留37个春秋。
听到噩耗的人无不为之惋惜。熊十力、陈寅恪、钱锺书、朱自清、吴晗等学界名宿，都写了诗文悼念。陈寅恪的诗，题作《挽张荫麟二首》。
其一
流辈论才未或先，著书曾用牍三千。
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
自序汪中疑太激，丛编劳格定能传。
孤舟南海风涛夜，回忆当时倍惘然。
其二
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
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
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
闻君绝笔犹关此，怀古伤今并一吁。
（陈著《诗集》，三联版，页34—35）
陈和张的学术见解有很大差别，故第一首有“共谈学术惊河汉”句，但寅恪先生赞赏其才华，认为“流辈”很少有超过他的。第二首主要是对张荫麟逝世之前不幸遭际的惋叹。
钱锺书先生的挽诗以《伤张荫麟》为题，首句云：“清晨起读报，失声惊子死。”诗中又有句：“夙昔矜气隆，齐名心勿喜”，“忽焉今闻耗，增我哀时涕。气类惜惺惺，量才抑末矣。子学综以博，出入玄与史”。盖张、钱在清华，以才高齐名，惺惺相惜，传为佳话。
钱锺书先生的挽诗，对张荫麟的才学充满了惋叹和赞许。诗的最后结句为：“乍死名乃讹，荫蔓订鱼豕。”原来1942年10月26日的上海《申报》，在报道张荫麟逝世的消息时，把张荫麟写成了“张蔓麟”，故钱诗因以及之。明年，即2011年，就是这位天才的史学家、百不一遇的悲剧天才逝世70周年了，谨以此稿聊表对我所倾慕的前贤的怀思。我给历届研究生开书目，张荫麟的《中国史纲》，永远是第一位的必读书。
（2010年12月24日首发于作者博客）
思想是学术的灵魂
当今的中国，有学者，有专家，有教授，但缺少思想家。即便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也不一定都有思想。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著作，但称得上有思想的著作很少。我虽然不能说现在是无声的中国，但我敢说，是缺少思想的中国。
就学术而言，思想是无比珍贵的。可以说，思想是学术的灵魂。我并不完全赞同主要靠国家课题的集体方式来推展学术。在文化部一个有关课题的会上，我的学长谭霈生先生提出，个人的著述才能出思想，大量的群体著述反而不容易出思想。我认为他提出的是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因为集体著述往往是思想的妥协，而不是思想的创生。当然，我并不反对一些重大课题由国家立项、动员群体来完成，因为有些课题个人是没有力量完成的。比如多卷本的通史和断代史著作，比如艺术方面的大典和通典，个人无论如何完成不了，只能通过国家课题的方式，聚集各方专家集思广益来完成。但我敢说，在学术史上，真正有思想的著述应该是个人著述。
费孝通先生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但在我看来，比这一切更重要的，他是一位思想家，一个独立的思想者，一个不断进行思考的思想者。他从未停止过他的思想。他的人类学研究是有思想的，包括他与马林诺斯基的师承和学术渊源，以及早年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和后来的《小城镇，大问题》等，每一部著作，都是思想家的著作。即使是1957年他不幸的遭遇，也没有禁锢住他的思想。
我想着重说的是，在他的晚年，他还提出了许多对当今中国非常有价值的思想。
第一是文化自觉的思想。这个思想是他在晚年提出来的，是他的独创。按费老的解释，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它的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发展趋向，以增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就世界范围而言，文化自觉还包括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增强在多元文化世界里确立自己位置的能力，和其他文化一起，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秩序，以形成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文化自觉对个人而言，需要具有文化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能力。晚年的费老是不断进行学术反思的。他主持的几次人类学高层研讨班，都以学术反思作为题目。文化自觉这个概念，也是在学术反思中不期而然地提出来的。费老认为，文化自觉这四个字，恰好表达了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试图回答人们的一种心理需求：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我们的文化从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就是文化自觉的基本义涵。
这个思想对当今中国而言，对每个中国人而言，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其价值格外深远。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处于文化不自觉的状态。四十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开始了历史上不曾见过的动乱时期。对这样的时期，不同的人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但我们至少可以说，那是一个文化不自觉的时期。今天，那样的时期已成为过去，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文化自觉的时期呢？我看还不敢这样说。起码在文化自省和文化反思方面，我们距离文化自觉还有好长一段距离。
费老提出的第二个重要思想，是“美美与共”的思想。简单说，就是费老提出的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愿意称它为“四句教”。顾廷龙先生给中国文化研究所题写的宋代大思想家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横渠四句教”，展现的是宋儒的最高精神境界。“为天地立心”是指学问、人格应该追求的天地境界，也就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为生民立命”，这是一种民本为源为根的思想。“为往圣继绝学”是指学问与思想的传承。最后是一个普世性的关怀，要“为万世开太平”。费老的四句话，也可以说是切合今天的“四句教”。
“各美其美”，指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文化系统都有自己的美点。这个美不只是审美意义上的美，同时也是人性、民族文化、文明的优长点，是真、善、美的价值综合。第二句话“美人之美”，更其重要。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系统，看到自己的美点，对自己的文化感到自豪，是自然的，也是比较容易的；能够看到并且能够欣赏他人之美，也就是古人说的“异量之美”，则比较困难，因此就更加难得。只美自己之美，看不到他人之美，这是狭隘的文化偏执。人们的思维惯性，习惯于用己之长去量人之短，国家、民族、文化、文明，都是如此。即使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也容易犯以己之长量人之短的毛病，只知自己美，看不到他人之美。因此，费老提示我们，在各美其美的同时，还要美人之美。
第三句，“美美与共”。我之美，你之美，他之美，大家融合在一起，众美交融，而不是互相冲突。最后一句，“天下大同”。学术界有朋友提出，最好不用“天下大同”，因为哪里会有天下大同呢，所以建议用“和而不同”代替“天下大同”。不过在我看来，还是用“天下大同”好。“天下大同”是一种期待，是思想往深远处的投射。“和而不同”是对“众美”相处状态的概括，是期望在一个大的框架内，大家彼此能够和平相处。这固然好，但是这个思想作为四句教，还应该往前延伸，不应静止。“天下大同”作为人类的理想，尽管遥遥无期，但它是人类文明融合演化的最高点，这与横渠四句教的“为万世开太平”，有相似而不必相同的信仰期许。
费老的“美美与共”的思想，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特别是在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冲突论”之后提出来的，这个思想有格外重要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文明冲突论”的一个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