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大师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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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一架子书和一所荒凉的花园(6)

当人们还不能理清楚自己的心态因此也未必能准确明晰地表达这种心态的时候,王朔喷云吐雾般地抛出一串串半懂不懂半生不熟的语言,很快地成了人们的流行语。语言是文化的符号,也是文化的象征,一定时期的流行语反映一定时期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王朔的独到之处,是在传统的文学语言里面掺进了非文学语言的成分,而又把非文学语言变成了他的文学语言。他用语言的魔方创造了一种新文体,当然从纯文学的角度看是一种不洁净的文体,然而任何文学上的语言创新、文体变革,都是以人们暂时不习惯的变体代替已经习以为常的正体。如同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罗兰·巴尔特所说:“语言结构是一种行为场所,是一种可能性的确定和期待。它不是一种社会承诺性的场所,而只是一种无选择余地的反射,是人类的而非作家的共同性质。它存在于文学礼俗之外,它是按其本性而非按照选择而成为社会性对象的。”(见其所著《符号学原理》一书)王朔的语言是王朔的生活经历的总和,同时也是社会离轨失范之后一代人生活情绪的折射,所以王朔的作品特别受到低次元文化层的欢迎。当有人炒股票炒疯了的时候,一心想发财不要命的时候,或者毫不顾忌舆论爱你所爱的时候,以及当你总感到不被人理解、受尽了欺骗却不想再受欺骗,因而又孤独又敢作敢为而又无可奈何的时候,“顽主”、“过把瘾就死”、“爱你没商量”这些标志一个脱节时代的精神情绪的语汇,怎能不引起强烈而广泛的共鸣呢?

王朔今年34岁,史无前例的内乱时期恰值他的少年,没有机会受到规范的教育。后来他参了军,在北海舰队服役,复员后在一家医药公司供职。不久又辞职成为一名个体户。所有这些选择,都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个驿站,他的真正才能在文学。他的经历是普通的,但对生活的感受和认知是特别的。他的语言,他的生活态度,他的文学方式,对传统思维定式构成巨大的冲击力,是一种无形的消解力量。青年们把他当作文学偶像,戏谑地称他为“京门侃爷”。他自己也一本正经地说:“叫我侃爷,这是捧我。”电视连续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就是他和他的朋友“侃”出来的,在一定意义上是集体创作。

最能见出他文学底蕴的是每一个字都属于他的小说。他常常以调侃的笔调、漫不经心的态度、嬉笑怒骂无不轻松的方式,揭示出社会运行秩序后面的非秩序性,让人们看到生活中正常里面的反常和反常里面的正常。

他的文学创作,与其说是为了再现生活,不如说是为了证伪。他的语言的生命力量,可以让僵尸跳起舞来。他的作品的文化效应,是对以往僵化传统的解构,包括对文学传统的解构。《顽主》的续篇《一点正经没有》,写安佳的丈夫穷极无聊想当作家,但写什么呢?

“写什么我不知道。”安佳捋捋头发,在我旁边坐下,看着我,“就写你最熟悉的吧。”

“我熟悉的就是三个饱两个倒吊膀子搓麻将。”

“那不是挺好的吗?当反面教材。”

“可社会责任感呢?哪里去了?我是作家了,我得比别人高,教别人好,人民都看着我呢。”

“依着你,教点人民什么好呢?怎么过日子?这不用教吧?”

“得教!告诉人民光自个日子过好了不算本事,让政府的日子好过了,那才是好样儿的。比如吧,政府揭不开锅了,你一天三顿赞助一顿行不行?街上有坏人政府的警察管不过来,你舍身取义成不成?得跟人民讲清楚,现在当务之急,是让政府把日子过下去。你想呵,二亿多文盲,五千多万残疾人……容易么?大家伸把手……”

“不会让人民得出政府有累赘感吧?”

“哟,这我倒没想到。”

“瞧瞧,我不提醒你你又要犯错误了。”

“就是就是。”

“想帮政府分忧,用心是好的,但帮忙也要策略,谁没有点自尊心?说出去也是个响当当的共和国,不能拿人家当叫花子打发,咱人民脸上也无光呵。还是多从自豪骄傲什么的入手。”

“你是说写古代?”

“我看可以,写古代人民的改革创业,劳动爱情。”

我扬起脸怔了一会儿,抽了口烟:“现在这国家是哪年成立的来着?”

他写到的一切事物都成了他嘲讽揶揄的对象,连文学也不放过。他对安佳说:“一不留神搞成了文学那才后悔莫及。”

有人说王朔的语言、王朔的写作方式、王朔的文学态度,未免太随便,其实这正是王朔。他使文学和文学写作获得一种解放,因此不妨也可以看作是人的生存方式的解放。只有脱了节的时代才能产生王朔其作其人其风。他的作品中没有任何一点矫情和虚伪。这里用得着马克思的一句话:“难道探讨的方式不应当随着对象改变吗?当对象欢笑的时候探讨难道应当严肃吗?当对象悲痛的时候探讨难道应当谦逊吗?”(《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我们经历的荒诞太多了,只有荒诞的文学意象才能呼应这种荒诞。不仅读者,生活本身也需要王朔。

与王朔有过接触的人,都对他有好感,说他胖胖的,满脸孩子气。这从他的照片上也可以看出来。但读者喜欢他的作品可不是为了王朔,更主要的是出于自己的原因。他们愿意从电视中从文字中获得短暂的轻松幽默或是快节奏强刺激,进行自我心理调适。与二十年前相比,如今有了新的层次上的民生问题——为了生活得更好。百姓关注王朔,不是关注文学,而是关注自己。那么多的“自己”需要从王朔那儿听到他们朦胧中意识到但还说不清楚的语言,需要从王朔那儿呼应到他们已经感觉到但还发不出的声音,需要从王朔那儿获得新的欢笑,然后在交际场合与相熟或不相熟的人,总能找到一个共同知晓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一旦“侃”起王朔,冷落的宴席会热闹起来,矜持寡言的宾客会不顾形迹地雀跃乐道起来。

不妨想想,如果中国内地没有了这个王朔,人们的生活会怎样?这个提法也许不能为人所接受。难道我们离了王朔就不行吗?可是,如果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两年,文坛艺坛没有了王朔,没有《千万别把我当人》,没有《渴望》,老百姓天黑了夜寒了还有什么盼头?寂寞的人生该添加多少寂寞?而当文学贬值的时候,如果没有散淡谐趣的《编辑部的故事》,居民楼、四合院里就没有那么多笑声。没有《爱你没商量》,人群中就没有那么多便于随时沟通的谈资。骂也好,捧也好,江南江北大报小报无处不见对《爱》剧的说三道四,终究说明有那么多人关心《爱》剧。真正不值一提的作品,是无人议论的。而且,围绕《爱》剧的议论,形成了真正的文学批评的氛围,无意之中净化了前些时用硬武器攻打《坚硬的稀粥》所造成的大面积污染。

《爱你没商量》的观众效应,对王朔来说是一次新的挑战。直观的印象应该是作家绝不能轻看他的阅读对象。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游戏可以,但他不能游戏观众。《爱》剧的败笔之处,不在于调侃太多、结构不紧凑等等,主要是在这部作品中王朔不像王朔了。王朔和他的作品受到重视,甚至这么多年被炒得身价百倍,无非是大家需要他,因为王朔属于一个正在酝酿还未成形的新生代。可是《爱》剧的基本情节,却是陈旧而又陈旧的,当今中国社会万花筒般的经济生活在剧中得不到任何反映。

不过人总有失手的时候,不管怎样骂王朔,大家在失望之后又在热切地等待着王朔的“下一个”。他的下一个电视连续剧、下一部小说,连同他的经济头脑、广告意识、“议价说”、年收入、演员启用方略和组织方式,全都是抢手小报的兴奋点。他的另一部大型室内剧《海马歌舞厅》,邀请莫言、刘恒、苏童等共同编剧,也是名角荟萃,听说已接近后期制作,上演后还会有怎样的观众效应,大家在翘首以待。同时最近小报上又载,王朔即将开始系列长篇小说的创作,由五部组成,书名叫《残酷青春》,将动用他从来没有动用过的素材。

这就是王朔。就是这样的王朔。

当人们心烦意乱陷入大苦闷时,他和你调侃聊天,给你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微茫希望。在人们口欲张而嗫嚅的时候,使一缕愤懑得到了宣泄。当文坛没有声音的时候,他发出了声音。他一个人造了一个新文坛。王朔现象的出现,说明陈旧僵化凝滞的意识形态已经无所用其技了。从此以后,不能超越的人也懂得了超越,没有理由不去寻找属于自我的精神活动的空间。至少,可以王顾左右而言他,在街头巷尾班上家里议论身边的顽主如何玩的就是心跳了。

如果说得到公众共鸣的王朔现象划出了一个文化新生带,那么积尘积垢的僵硬的“左”的意识形态的防线,即使没有全面崩溃,也如一个喃喃自语、晚景凄凉的老朽,已经风烛残年、来日无多了。

(载香港《明报月刊》1993年第6期)

茅威涛和《藏书之家》

去年在旧金山参加中美文化对话,一次晚宴,与茅威涛同席,得以晤识。她说今年有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届时请我往观。没有想到竟是关于天一阁藏书楼的戏,可谓深获我心。我国历来有私家藏书的传统,明代尤盛。天一阁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创楼阁主范钦,趁为官之便,广收图籍,归诸阁藏。范钦死后,其子范大冲继乃父之志,“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蔚为大观。但中经明清易代,范氏一家保藏典籍的精神,惊天地泣鬼神不足以形容。

越剧《藏书之家》就是以此为背景,以李卓吾《藏书》和《焚书》的合璧为收藏理想,展现天一阁传人范容以书为性命的文化精神。人物和故事虽为文学虚拟,但环境氛围、精神脉理不失历史本真,自是那一时代所可以而能够发生之人生纠结之悲剧。富商千金花如笺的到来,使藏书和婚姻和爱情,发生了错综变乱不知谁可的戏剧性。花如笺是范容兄长范迁所订之才女,婚期到,兄未归,姨娘侍书遂有以弟代兄迎娶之议。谁知此千金是歆慕天一阁已久的超级书迷,自己找上门来,不顾阁规,非要登楼披览藏书不可。

正在这时,藏有李贽《焚书》的孙知府,以十万两待价而沽。范容目睹至宝,惊喜万状,可囊中羞涩,无法如愿。花如笺愿出资,条件是上楼看书。如此两难三曲,搅扰得范容身心俱碎。恰兄长范迁在扬州抗清殉国,花如笺在范家的合法身份发生动摇。周折万难中范容和嫂嫂如笺萌生了爱情。谁知孙知府又来添乱,声称只要如笺嫁到孙家,《焚书》即可归阁成合。那么,要人还是要书?人合还是书合?范容愁肠百结,痛苦万分。

矛盾痛苦中饰演范容的茅威涛的唱段有多精彩,不在现场观听绝难想象。这位“百花公主”的超绝演艺,这次算是领略了。去年旧金山的一曲清唱,只看到了她脱俗的书卷气,这次则声情并茂,神采飞扬,一人可控全场。其他角色也不寻常,饰演花如笺的陈辉玲,饰演侍书夫人的洪瑛,饰演孙知府的董柯娣,唱做俱见功底风姿。场次转承,配之以“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吟唱,我辈爱书喜韵之人不免如醉如痴矣。

难得的是剧情紧凑,章法简洁,不粘不滞,如流水行云。韵白词法亦不脱晚明的文化环境,大体做到了贴切人物,典雅有文。唯当爱书和爱人痛心裂肺不得开交之际,花如笺突然舍身去嫁孙知府,虽说是为了《焚》、《藏》二书在天一阁的合璧,观众终有不近常情之憾。盖视图籍为生命,体现一种精神的绝对价值,而纯洁的爱情,则为永恒价值。在两种永恒面前去取,势必陷入自我偏执。

其实现成的两全之法,莫过于当清兵临宁之时,孙知府抗而不敌,以身殉国。就义前留下遗书,以《焚书》敬献天一阁,既表对如笺的爱慕之情,又成全范容爱书合璧之愿。试想,如此结局,解一套而成三美,范容、如笺、孙府座,均无伤无损无愧无疚地标立于当时之史册和今日之舞台,岂不乐哉,何其快哉!

《藏书之家》戏是好戏,演员是好演员,唱腔是好唱腔,只可惜演出场次太少。京城两露头角,便打道回府了。

今世何世兮,鲜有书香。

今时何时兮,浮华相尚。

大学攀比兮,竞数富商。

论婚嫁娶兮,先问住房。

全民阅读兮,老鼠巡航。

斯时斯世,此情此境,《藏书之家》的启示意义,自不待言。我愿意有更多的人看到茅威涛和她的团队的演出。因为书的聚散,往往折射文化传承与社会变迁,书的命运就是文化的命运。

(载2011年9月21日《中华读书报》暨

11月15日《中国文化报》)

2010新年试笔

去年,

过得特别快,

大家不约而同地说,

年老的和年轻的。

今年,

去掉两个零,

还净剩两位数字,

增长定无疑。

问题,

岂有间断时,

刚送走旧相知,

新雨们便淋漓而至。

阅读,

无情的转移,

网络并非虚拟,

有老鼠就有书痴。

世相,

雾霭多迷离,

假作真时真亦假,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古代,

唐朝最自由,

宋朝多了些规矩,

明朝皇帝怕读完整的孟子。

盛清,

四十年的武力征伐,

一百二十八年的文字狱,

社会没了声息。

消息,

我们的军力,

谨让美国居第一,

毋以专家报告为戏笔。

老辈,

匆匆地离去,

他们的背影里,

留下喧嚣与沉寂。

时间,

是个坏东西,

只懂得用减法,

从不慷慨赐予。

(写于2011年元旦,首发于作者博客)

一国之内也应尊重文化差异

近年国际上以及我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10月17日,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随即在2004年12月3日,递交了由国家主席签署的批准书,使中国成为这一国际公约的正式缔约国。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又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并从6月1日起开始实施。这意味着,我国已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正式立法。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有很多条款,包括对所涉内涵的界定,把各个国家的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如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以及表演艺术、社会实践的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以及传统手工艺等,列为备选目录。而制定此一公约的主要理念,是尊重差异,尊重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文化上的尊重差异,既指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文化差异,也包括同一国家之内不同社区、不同群体,有时甚至是不同的个人,他们作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文化场所等方面的文化差异。因此《公约》强调:“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这是极为重要的文化理念。按照这一理念,我们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包括一国之内不同族群的文化独特性,都应抱持尊重的态度,而不允许有任何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