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中华文化是最具包容性的文化，中国文化精神里面不乏异量之美。典范的显例，是唐朝的全面开放态度。全面开放带来了盛唐的丰足富强。而清朝长期闭关锁国的结果，使自己远远落在世界文明走向现代的后面。我国近三十年发展的成就，以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宝秘诀”无他，只是缘于改革开放。开放的国度，自然需要有开放的胸怀。
如果没有开放的胸怀，何来香港的一国两制？全世界的善良人士都笑纳了这个伟大的构想。既然是一国两制，就得承认香港和内地的不同。首先是制度的不同，由此带来文化秩序和文化规则的不同。对于内地各文化域区的差异，我们尚且需要尊重，对不属于同一制度的中国的香港这个文化域区，难道不应该更要尊重吗？
1842年割让香港岛、1860年割让九龙半岛、1898年租借新界给英国，那是当时昏聩无能的中国政府干的事，与香港人民何干？如果由于香港有过一百五十多年的这样一番经历，而且在正式回归的十五年之后，还作为“口实”、“把柄”，以致和英国人的“殖民统治”联系起来，指责香港人如何如何，不仅不符合历史的全然真实，也不够人道。
何况，英国人留给香港的并非都是负面的遗产，中国的领导人和香港的有识之士，都认为英国人成功地治理了香港。因此在70年代香港才成为赫赫有名的亚洲“四小龙”之一。香港的交通秩序，特别是地铁，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之相比并。近年内地许多城市都建了地铁，和香港地铁一比，差得何止几里许。我的几位在港岛各大学任教的朋友，都有在欧美留学或工作的经历，至今在说，香港的文秘和助理，其专业训练和职业道德，世界上少有出其右者。
1992年年底，我在香港访学之余，写了一篇《初读香港》，发表在1993年第3期香港《明报月刊》，其中有一段抒怀论议的话，不妨抄录在这里——香港是不平等条约的牺牲品，是大英帝国强占的中国领土，是中国的南大门，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桥梁，是临时的政治飞地，是繁荣的东方通都大邑，是世界金融与贸易的中心，1997年以后是一国两制的实验场。但比所有这一切都重要的应该是：香港是中国人的骄傲！她向世界表明，在社会不被破坏的情况下，中国人能创造怎样的现代经济与文明的奇迹。没有深圳经济特区，谈不上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而没有香港，便不会有深圳经济特区，也不会有一国两制的思路。香港的地位，香港人自己应明了。五十年不变，如果是历史的思考，何必如此吝啬？我相信是举成数。甚或如《周易》所示，五十乃大衍之数，丽象繁垂，时空变幻，尽在其中。
此文是在香港回归五年前写的，到今年已过去二十年，仍然不觉得过时。我仍然要坚持说：“香港是中国人的骄傲！”
文明与文化不是同一概念，现代文明需要有支撑其存在的物化指标。文化传统绵长，不意味着现代文明秩序完整。在这方面，无论内地还是台湾，都有需要向香港学习的地方。中国近三十年经济和国力的增长是惊人的，国人有理由为之自豪；但同时以缺少诚信为标志的道德滑落，也是惊人的，国人没有理由不予正视。不遵守环境卫生的规约，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与人论理大放粗口，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所指的文化多样性，也不是文化差异，因此并不在保护之列，而是有没有现代文明意识、是否缺乏社会公德的问题。
香港回归之后，有没有文化乃至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当然有，特别是年轻人。连内地也存在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但这个问题急不得。香港回归之前，有多少港人惴惴不安呵！当时迁移到英国、加拿大以及澳洲的人，多着呢。可是回归之后，渐渐地，他们又回来了。回来就是认同的开始。这些人是否都中了英国殖民者的“毒”？也不尽然。因为50年代以后，中国的运动太多了，直到“文革”十年浩劫。当时“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是清肃的对象，不必说了，另外还有“十种人”，其中就包括“港台关系”，倘若沾其一者，便不被信用，升学、工作都受到万劫不复的影响。这样历史地反思，今天香港人回归认同的意识，可是值得大圈大点。包括内地动乱期间从深圳逃到香港去的重获生机者，今天也抹去伤痛，爱国不落人后，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贡献了一份可贵的力量。
文化中国的范围广袤无垠，按照杜维明先生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四个不同的意义世界。中华的伟大，一个重要方面，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千年以降的主流文化，还包括儒释道三家，理念不同却相处得很好，至有“三教合一”之称。各个文化域区的种种差异，愈见其“佳人不同面”的姿色之美和充实之美。各地语言不同，但文字相同，故不碍交流。京腔的响亮，吴语的缠绵，中原的厚重，关中的质朴，粤语的音韵，闽南的低回，巴蜀的清刚……真是鸣啭悠扬，各尽其美，美不胜收。
最后，我想引一点古，看古圣、前贤是怎样看待中华大地各方人士的文化差异的。孔子有一次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论语·阳货》）又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论语·卫灵公》）后来明末的大学者顾炎武提出，孔子的前一个说法，可以用来形容北方的学者，后面的说法很像南方的学者。也就是在顾宁人（顾炎武，字宁人）看来，南北学者都有自己的“病”，只是病兆容有不同罢了，而无须以南攻北，或以北讦南。
鲁迅后来把这个问题扩大为“北方人”和“南方人”的区别，写道：“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鲁迅全集》第五卷《南人与北人》）鲁迅说的“某先生”，显系指顾炎武。但他补充上了各自的“优点”：“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可是，“厚重”有可能导致“愚”，“机灵”则有可能流于“狡”。
要问到底是南人好，还是北人好？其实难分轩轾。这是多样的文化中华，都好，也都有人性的弱点。看内地人和港人，我们不妨也作如是观。
（2012年壬辰上元后二日写于京城之东塾，载2012年3月8日《社会科学报》暨《艺术评论》2012年第3期）卷四|卷四一篇文章的代价——张申府其人其事
很多人都知道北京大学的张岱年先生，声名赫赫的哲学家，2004年作古，活了95岁。他写于30年代的《中国哲学大纲》，至今仍是哲学系科学子的必读书。但对于他的兄长张申府，不用说普通民众，就是年轻一些的学人，对其人其事有较多了解的也屈指寥寥。
二十多年前山东齐鲁书社出版过一本《张申府学术论文集》，收文20篇，第一篇就是与胡适辩难文化与文明问题，思想明快，行文简括，风格洒脱，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2004年河北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张申府文集》，也经友人帮助很快得到一套。
还是在90年代初，北大中国文化书院一次召开纪念三位中国现代学人一百周年诞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位是梁漱溟，一位是汤用彤，另一位就是张申府。在那次会上，由于听了张岱年先生不无感慨地介绍乃兄的鲜为人知的生平业绩，使我从此对这位有大阅历而为人为学迥异时流的传奇式人物的历史命运，有一种特殊的关注。
早期的张申府，是一位共产主义思想的积极拥护者，曾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是他与李大钊一起创建。周恩来和朱德都是经他介绍入的党。后来又参与筹建黄埔军校，担任蒋介石的英、德文翻译。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是鼎力相荐者。但后来他与蒋介石闹翻。1925年中共在上海召开“四大”，在讨论党纲时，因意见不同与人发生争执，一气之下宣布退党。虽经李大钊、赵世炎百般挽留，仍不回转，决定采取“在党外来帮助党工作”的立场。从此张申府退居学府，任教清华大学，以著述、翻译、教学为务。
“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他奋起疾呼，呼吁抗日，并发起“北平救国联合会”，随后又成为“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因此被捕入狱。“中国民主同盟”的组建工作也有他参加。但到了1948年10月，国共两党的军事大决战已见分晓，这时他在《观察》杂志上以《呼吁和平》为题撰写文章，要求双方停战。这一立场，遭到公开批判，并被民盟组织开除盟籍。
所以1949年新政权成立以后，他销声匿迹，成了没有任何发言权的人。供职单位在北京图书馆。谁知1957年旧账重提，给他戴上了一顶“右派”的帽子，处境沦落到更加不堪。据说50年代周总理曾派人看望过他，但没有人能说得确实。
张申府生命的青春期一直热心政治，激情所自，出于对自己祖国和种族的纯真爱恋。但他智慧之优长所在是哲学。很早就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但真正感兴趣的却是数理逻辑和西方哲学，尤其罗素哲学令他狂喜无状。他在《新青年》上著文称赞罗素是“现代世界至极伟大的数理哲学家，是于近世在科学思想的发展上开一新时期的一种最高妙的新学”。
1927年，他把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翻译成中文，书名取《名理论》，一个过了多少年之后他还很欣赏的书名。这是一本在三四十年代有影响的书。维氏哲学后世比当世走红，张申府不失为有孤明先发之见。他所致力的学术目标，是冀图把解析哲学与辩证唯物论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最理想的世界哲学。他还用一个极富哲学意味的概念涵盖自己哲学的中心点，称之为“具体相对论”。
他给自己书斋起名为“名女人许罗斋”。“名”指名学，即逻辑一门。“女”指《列女传》，他个人对此书有偏好。“人”是三国时期刘劭写的《人物志》，一本他平生最推崇的书。“许”是《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罗”自然是罗素，他最喜欢的西方哲学家。
他还说他一生有“三大爱好”：书、女人、名声。
然而这样一副极具想象力的坚强的思维头脑，当55岁之盛年却停止了思维活动，不是自然规律使然，是环境不容许他思维，这未免太令他痛苦也过分残酷了。
《张申府学术论文集》以年代为序，只收到1947年，以后无文。《张申府文集》，基本上也都是50年代以前的著作，50年代之后，加上检讨，只有16篇短文，其中13篇还写于80年代以后。他自己叙录《解放以来发表的文字》，除1953年的一篇公开检讨文字《自白》，其余只有两篇极短的短文。
无怪后来他说，这篇《呼吁和平》是“毁灭了一生政治生命的东西”。
但他的自然生命到1986年才结束，享年九十有三。晚年的张申府，生活是凄惨的，他女儿写的《先父晚年生活琐记》，有些段落令人不忍卒读。
张申府晚年的一件幸事，是一位来自异域的女作家在半年时间里对他采访18次，使他有了用自己的方式回顾自己丰富阅历的机会。
经历是痛苦的，回忆却可以得到心理的补偿，特别在自以为是非经久而论定之后。
这位女作家是美国威斯里安大学的舒衡哲教授。她根据访谈写了一本书，耶鲁大学1992年出版，书名是《说真话的时候已经到来——与张申府对话》。
张申府早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有一段今天读来犹感警醒的话：“想从根本上打破以虚伪为一种特性的现世界，吾以为很有组织一个‘实话党’的必要。这种党要从心理上，从形成这种心理的人间关系上，毁掉不说实话的因缘。”
舒衡哲女士在采访中发现，处于生命晚期的张申府在倾谈中经常回到他早年的这一充满激情的思想。
我生也晚，张申府先生被迫停止思维活动的时候，我还是贪玩的少年。到了渴求知识的年龄，他的言论已不复流行。仅仅由于近年涉猎中国现代学术史，才注意到张申府其人其事。
我感到惊诧悚栗的是，一个社会需要结成怎样的文化张力，才能做到使这样一位在20世纪前半期叱咤风云的知识界精英，将近四十年的时间突然消失得如此悄没声息。
言论需要言论者付出的代价应该如此沉重么？
（写于1998年，首载香港《明报月刊》，2012年4月16日《深圳特区报》“人文天地”复又刊出）既见君子，乐且有仪——范曾教授莅所迎辞对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来说，今天，2006年5月22日，农历丙戌年四月二十五，是个不寻常的日子。因为中国的大画家、当代大儒范曾先生，正式调入我们所，成为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正式成员。
我称范曾先生是当代大儒，绝不是虚美之词。不知者以为范曾仅仅是画家、书法家，一般的知者或许还知道他善于写诗，文章写得很好。其实比这一切更重要的，在我看来，是他超乎侪辈的学养和学问。他是一位有渊源、有宗主、有自己独特语言符号的学问家。光是《庄子显灵记》一书，就可以确立他的学术地位。最近一期《中国文化》刊载的《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序》，可以让我们明了他的家学渊源；同期刊载的《大丈夫之词——论辛稼轩》，可以看出他的词学修养；这期刊物前面的“学人寄语”，可以体味到他独特的语言符号。他的学问的根底是文史之学，他所追寻的是人类精神的故乡。
这并不奇怪，因为他在大学念的就是南开大学历史学系，雷海宗、郑天挺等史学大家，都是他的授业老师。后来转入中央美术学院，开始学的也是美术史专业。80年代以来，他一直是南开大学的教授，并担任过国家学位评议组成员。因此，今天来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的这位新相知，我们说他是画家、书法家、诗人、作家可以，说他是历史学者和思想史学者，也可以。只是我们要切记：范曾先生绝不仅仅是画家或者书法家。他是一位跨学科的通儒。人类大脑左右两方面的功能，都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仅仅是图像的支撑，不会有他如此深邃的精神力度；如果光是理念的结构，不会有他如此磅礴丰沛的精神气象。
这样，大家就知道，范曾先生的到来，给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带来怎样的喜悦。墙壁上的欢迎语牌，是我们专门做的。我们选了《易经》里面的话；“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学问”两字都在其中了，我们并且愿意范先生能够畅意宽心地和我们相聚在一起。我们选了《诗经》里面的话：“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原诗四章，赞扬的是国家的贤臣，我们断章用来表达对范公的赞佩之意。我们还选了《论语》和《楚辞》里面大家熟悉的话。范公虽然和我们同住京城，但朋友从远方来，孔子还说“不亦乐乎”，那么从近处来，一定更加高兴。因为现代社会越是住的近，越不容易有见面的机会。屈原《九歌》里的“乐莫乐兮新相知”，诗句里有欢欢流水的声音，更适合我们此刻的心境。
当然对范先生来说，也许会不无小小的损失，本所明年举行新年嘉会，你就不能作为嘉宾，而只能屈尊作为欢迎嘉宾的本所成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