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欢迎的不止是一位才高艺绝的新同事，还是一位学贯古今的师长。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是一个保持人文与社会科学交叉学科的研究所，有学术思想史、艺术文化学、艺术人类学、法学、政治学、国际汉学、现当代文学、女性研究和休闲文化研究等学科门类，现在又有了艺术史和美术学两个门类。一个研究所，而且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背景下的研究所，在学科上有如此独特的配置，全国就此一家，世界上也不多有。这要感谢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眼光和肚量，特别是要感谢我个人非常尊敬的院长王文章先生。如果不是文章院长的眼光和肚量，范曾先生的调入是不可能的。
硕学大儒的来归，不用说对一个研究单位，乃至对一个国家，都是一种荣光。王国维说：“提倡最高之学术，国家最大之名誉。”他还说：“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陈寅恪也说过：“学术之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学术门类和研究方向的不同，只是化迹的不同，学问后面的道、学者的终极关怀，是彼此相通的。所以我们研究所不同领域的专家共处一室，总是相见无杂言，其乐也融融。
范曾先生能够悠然地调入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调入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无论如何是我们不曾想到的事情。我个人更感到这是梦溪年过耳顺所能遇到的人生最大的快乐。天下事，有不可知者，有出人意料者，有不期然而然者。我们只能默念：“一切诸法，缘会而生。”
最后，请允许我读一首《诗经·小雅》里的诗，按古人的礼仪，诵诗迎宾，共享欢乐。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
既见君子，乐且有仪。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
既见君子，我心则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
既见君子，锡我百朋。
汎汎杨舟，载沉载浮。
既见君子，我心则休。
（范曾先生于2006年5月22日正式调入中国文化研究所，当日上午10时本所举行欢迎仪式，此文为作者现场诵读的迎词）看余秋雨演讲今年春节在深圳，下榻新世纪酒店。一天早晨起来，看香港凤凰台电视节目，忽然看到了余秋雨。他在演讲。不知是何方何所，只见场面很大，一个宏阔的大礼堂里，上上下下满坐着人。而且听众情绪热烈，一会儿是掌声，一会儿是笑声。
已经好多年没见到余秋雨了。1992年在上海开《中国文化》座谈会，谭其骧、顾廷龙、王元化、蔡尚思、冯契、苏渊雷、贾植芳、钱伯城、王运熙、章培恒、朱维铮、汤志钧、唐振常、黄裳、邓云乡等许多老辈文史学人都参加了，年轻些的我请了孙逊、赵昌平、王小盾和余秋雨。因为老辈多，他没有怎么发言。后来中央电视台举办国际大专辩论会，同为评委，我们见过面。此后，就只看到他发表文章、出书，以及关于他的许多消息，还有围绕他的也许很令他厌烦的无止无休的批评讨论，而未再得机缘见到余秋雨其人。因此这次身处异乡异地，尽管是在电视屏幕上，仍有面对故人的感觉。
余秋雨的演讲是成功的。态度雍容，声调、节奏掌握得恰到好处，传达的知识、理念也不无新颖。屏幕打出的题目是“秋雨欧洲之旅”。我开始看的时候，他正在讲法国的骑士风度和英国的绅士风度。他说骑士风度衍生出勇敢，绅士风度导致对女性的尊重。他还说英国人语言的收敛、含蓄也许与绅士风度有关。在英国即使发生了严重事件，女王也只是说，这件事不令她开心，最多说让她厌烦。文明生态的遗传，变成了欧洲的财富。理性的力量、人性的力量、风气的力量，弥漫欧洲大陆。我几年前去欧洲，虽没有像秋雨这样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作系统之旅，但能够认同他对欧洲文明的这个初步的认知表述。
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他对欧洲创新精神的看法。他说在里昂，看到就这么一个城市，却在18及19世纪有多项推动世界文明的发明。那么整个法国呢？一定更多。可是到19世纪末，法国人已经感到自己大为落后了，比德国，比美国。而中华文明的几大标志性发明，余秋雨说比较起来未免太少也太早了。我想秋雨说的是对的，因为16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科技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当时正值明朝的中晚期，商业规模和城市经济呈空前的发展，诸多新技术的萌芽开始出现；但上层的淫靡、宫廷的恶斗、知识分子热衷政治，历史给予机会却没有形成社会需求。彼时时兴的社会需求是房中术和春药，因此用少女第一次月经制作的一种叫做“红铅”的据说可以延年益寿的红药丸，风靡于整个社会的上层。终致闹得明朝亡了国，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打进来，血腥屠戮差不多半个世纪（1644年占领北京到最后平定三藩），哪还有机会发展科技文明。
待到18世纪中叶，社会是稳定了，经济也开始复苏，应该说又有了机会。但知识阶层、第一流的人物被动辄砍头流放的严酷统制压得喘不过气来，除了避息于相对风险较小的“朴学”的碎义诠解之中，鲜有创造发明的余地。而且那个“盛世”的君主又过于傲慢自大，终于对科技领先的西方关上了国门。晚清，有人说是又一次机会。然而那是被动的历史时刻，有接触西学的机会，却只有模仿的机会，而没有发明的机会。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乱，谈不上机会。五六十年代和70年代，和平环境，本来大有机会，日本、中国台湾的经济和科技都是这个时候上去的；但我们不战而自乱，又失去了难得的历史机缘。近三十年算是有了机会，但已经太晚了。发为历史感叹已经无益，重要的是可不能再失去机会，因为这是历史所能够给予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好在国家制定了科技兴国的战略，加大了对高等学校的投入，为把握机会作出了努力。但我个人觉得力度还不够大，措施还不够丰富大胆，人才资源未获全方位开发，舆论展示也远没有做到真正得体有力。
余秋雨在欧洲旅行，敏锐地发现我们的科技展示不无问题。德国的汉诺威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是展现各国形象的窗口，没有谁会马虎从事。最让余秋雨震撼的是法国馆：一进门，是一大排各种姿态的法国有名的艺术雕塑杰作，但不完整，要参观者在一块书写版上给以补充。中国馆的进门处，却是一大幅升上月球的照片。“是么？什么时候？”参观的人不无惊诧地互相询问。余秋雨说，博览会是不可以把不存在的东西摆在这里的。他说不能低估中国馆的设计者，参观的人非常多，甚至也许是最多的。只是这张图片，未免有点那个。我很佩服余秋雨的敏锐，他看到了而且在大庭广众讲了出来。好像他还说中国文化的创造力比较弱，我以为此语稍嫌笼统。一个听众问为什么弱，他说评判标准是昨天的标准，即使有了创新，文化界也缺少判断的敏感。
还有一位听讲者问文明是不是一定会战胜野蛮，余秋雨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向有乐观的和悲观的两种。他过去的态度趋向于乐观，现在的心情则比较复杂。说到这里，我听到了一个警句：“伟大的人、最文明的人，总是处于野蛮的包围之中。”然后他举了伦勃朗、凡·高、卡夫卡的例子。他说在欧洲旅行，常常想流眼泪。这句话打动了我，因为在国外的时候我也产生过相同的感受。我看到了一个严肃的、有担当而又活跃着理性思维并对生活保持审美情趣的余秋雨。
前几年听说余秋雨在新加坡演讲、在台湾演讲，曾引起轰动。台湾学界友人也曾在公开场合向我问起怎样评价他的《山居笔记》以及别的什么书。我很抱歉，除了几篇零散的报刊文章，我竟没有读过余秋雨的著作。他的谈昆曲的一篇论文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文化》上，我约的稿，觉得不错，但王安忆认为不好。这次在深圳看他演讲，我对这位当代文化名人似乎知道得更多了一些。我觉得中国的文化界需要余秋雨这样的善于在大众面前表情达意的文化传播者。演讲是一种技巧，也是一种学问、一种艺术。我和内子说，余秋雨可真会讲话（内子和余秋雨是不同届的同学），假如我像他那样游历一番欧洲，当然不会没有收获，但绝讲不出他那样一大篇动听的话来。
（载2001年6月10日《新民晚报》）
在美国讲《红楼梦》
《红楼梦》不只如余英时先生所说，是个碰不得的题目，而且是个摆脱不掉的题目。今年9月赴哈佛出席“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国际研讨会，顺访普林斯顿、耶鲁、康奈尔等东部学府，每到一处，朋友和师长都盛情邀请作学术演讲。我个人近年正在作的课题是中国文化史和近现代学术思想史，本来讲一讲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传统学术怎样向现代学术嬗变，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轨迹和主要人物的贡献，或者选择一个文化史的什么题目，是较为便当的。但师友们更喜欢《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这个题目。只有在宾汉顿大学讲的是《中国当前的大众文化和主流文化》，因为听讲者大都是美国人，语言有障碍，与其借助翻译探讨过于专门的学术问题，莫如介绍中国当前的文化走向更能引发听讲者的兴趣。
但在美国讲《红楼梦》，选择一个什么角度，颇费踌躇。“红学热”不论在中国内地还是在台湾或香港，早已降温了。考证派红学、索隐派红学都因材料危机而陷于式微状态。虽然不久前北京通县张家湾镇发现了一块刻有《曹公讳霑墓》的墓石，且落款有“壬午”二字，但一经公布，红学家们立即为墓石的真伪打作一团。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时提到此事，余英时先生插话说：“70年代以后出现的这类有关曹雪芹的东西，大都难以成真。”
自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开始，具有现代学术意味的《红楼梦》研究至今已有近一百年的历史。百年红学和百年中国一样，闹闹嚷嚷，不可终日。甄士隐口诵的《好了歌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是百年中国的写照，也是百年红学的写照。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和著作充斥图书市场，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但考证取得的真实成绩，说来未免令人泄气——连曹雪芹是谁的儿子，他的生卒年月，也弄不清爽。几乎所有遇到的问题都有不同看法。不是对作品本身，而是对文献资料的诠释仁智互见，甚至连《红楼梦》的作者是不是曹雪芹，也遭遇到严重的挑战。每当有新材料发现，立刻就有激烈的真伪之辩。真理愈辩愈明的公式，在红学领域看来已不那么有效。相反，俞平伯先生说的《红楼梦》是中国文坛的“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糊涂”，却不失为孤明先发之见。
百年红学的一笔又一笔的糊涂账，真个是欲理无绪，难以尽书。我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有一章叫“拥挤的红学世界”，标举出十七次论争、九桩公案、四条不解之谜、三个死结，只不过是抽样举证，远不能包括全部疑案和全部争端。未可轻忽的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都卷入了红学，有的是自觉加入，有的是被迫拖入，有的是偶然误入。包括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思想健将，以及王国维、吴宓、顾颉刚、俞平伯等学界名宿，无不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与红学结缘。现在已经是新儒学掌门人物的牟宗三先生，当年也写过极认真的研究《红楼梦悲剧之演成》的文章，连载于1935和1936年出版的《文哲月刊》，他自己也许早已忘却了这段往事。另外还有一大批名作家的介入，为百年红学平添色彩。小说家沈从文、茅盾、巴金、冰心、张天翼、吴组缃、杨绛、张爱玲等，有的有《红楼梦》的专著，有的有专门论文。他们打开的是《红楼梦》的另一个世界，即艺术创造的世界，使容易流于枯燥的学术研究插上了艺术认知的翅膀。
最近中国内地又升起两颗以作家身份跻身红学的新星，一颗是王蒙，一颗是刘心武。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王蒙的《红楼启示录》第一版印一万册，很快售罄，现在已再版，印数四万册。女作家宗璞为《红楼启示录》作序，称读王蒙的红学文字“有炎炎日午而瑶琴一曲来熏风之感”，她说，“的确是新星，不是因撰之者新涉足这一领域，而是因文章确有新意，是以前研究者没有写出，读者没有想到，或可以说雪芹也没有意识到的”。读过《红楼启示录》的人会认可宗璞的评价，不必看作是作家之间的溢美之词。刘心武在写作长篇小说《风过耳》之余，做起了《红楼梦》考证，提出“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引起红学专家周汝昌先生的重视，认为是特殊的敏感使其觅到了曹雪芹写法的“特色与奥秘”。
不过如今国内的《红楼梦》研究，到底冷清多了。
清末徐兆玮的《黄车掌录》成于戊戌变法之后不久，其中对红学多有阐发，还附有一首《游戏报馆杂咏》诗：“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学，谁似蜗庐考索多。”诗后有小注：“都人士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以此，红学的盛衰和社会的变端似乎还有一定联系，这倒是我们不曾想到的。在美演讲时我提到了这段历史掌故，一位听讲者提问时有所发挥，说是不是红学的命运和国运有关，如果举国上下都来谈红学，怕不是好兆头罢？对这位提问者我没有正面回应，只表示如果这样的推论可以成立的话，我宁愿红学不那么发达，尽管我喜欢《红楼梦》，也曾经研究过红学。
（载香港《明报月刊》1992年第12期）
追念朱维铮先生
2012年3月10日下午3时52分，我个人向所欣赏的朱维铮教授不幸逝世。闻讯后打电话给朱夫人王先生，话未出口，已彼此泣下。维铮年仅七十有六岁，正值学问的盛年，不知有多少未竟的课业，尚待他宵衣旰食以付。他走得太早了。如果不是长期溺嗜烟酒，悲剧应不致发生。但若离斯二瘾，也就少了维铮特有的豪气。天地有大美，唯难得其全耳，奈何奈何！人生一如艺术，总在这里那里留下遗憾。当十年前我卧病的时候，因思念老友而不时出现维铮先生在学术会议上醉酒战群儒的场面，不禁为之慰释而喜。他的雄睨多士的意气，他的与乡愿决绝的率性与直声，大家将永远记得。谨成一联以志哀：
博通经史，雄睨多士，微言从此失诤友；
坐阅古今，使气命诗，率性常留遍学林。
三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维铮其人其学的文字，现重刊于此，以寄追怀。章培恒先生不幸也于去年6月7日逝世，比维铮仅早走九个月又三天。他们两位同是沪上有棱角有光泽的学者，每次接谈，都能生出快意。2001年7月10日，培恒先生邀我为复旦古典文学中心和中文系师生演讲，头天晚上的餐叙和讲后的晚宴，朱维铮先生均在座，还有贾植芳先生，相谈至洽，同此为念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