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是我的旧营生，国学是我近年关注的问题，把两方面的文章拢在一处面对读者，一要感谢新浪网，二要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于丹被新浪网评为年度文化人物，年终网络盛典主事者邀为担任颁奖嘉宾，并帮助开博。于是我便把旧日研究《红楼梦》的文字化整为零，弃长就短，有的则变换标题，增加叙论情趣，一小篇一小篇地置于我的博客之中。
国学也是如此。21世纪来临之后，国学渐热，而且热得盖不容锅。学术文化界反应不一，赞成者、鼓吹者、反对者、鄙夷者、不明所以者，例皆有之。我近二十年的研究，侧重学术思想史和中国传统文化，1988年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所，又创办《中国文化》杂志，阐扬传统，回归“六经”，友接四方，不遗余力。可是，当国学如此大热起来，眼见人人谈国学，不懂国学者也谈国学，未免稍感迟疑。于是便翻阅史料，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发把现代国学的来龙去脉弄个明白，以厘清国学与传统文化，国学与国学大师，国学与国故、国粹这些语词的区别和联系。以此在2006年秋天写了两万多字的《论国学》长文，先分三期连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后刊载于同年年底出版的《中国文化》杂志。然意犹未尽，两年后的2008年夏天，又写了更长的《国学辨义》，主要对国学的学理义涵作了分疏。此两论国学的文章，也因时因景，就简删繁，在博客上陆续做了选登。
国学文章的博客分类我叫“国学心语”，红学的叫“情问红楼”。当然我的博客文不止国学、红学两项，另外还有“经典别谈”、“大师风采”、“师友学记”、“人生小语”、“文化时空”五个类分。不意竟引来了网络爱好者的兴趣，留言、纸条、评论、收藏、转载，不一而足。三年不到，点击率已有一百八十万之多，其中有一篇谈“小升初”的文章，点击近十万，留言逾千条。让我充分领略到了网络魅力的奇观。从前我一向提倡“为己之学”，主张文章得失，存乎一心，学问之道，难望知音。因此颇不以学问的多所交流为然。现在看到网民的回应如此热烈，始悟和读者交流互动也不失为一件有趣的事情。
由于我的博客严守学术法则，不猎声闻，不作妄语，网友留言一般都作正面解读。不同看法的商榷讨论不是没有，恶评攻毁则少之又少。还有幸结识了“会心客”等一些具有卓识的学术之友。对我的谈红文，“会心客”先生常有细密的评骘，文到评亦到。虽然他是“拥薛派”，我是“疑薛派”，观点固异，相互尊重、“了解之同情”未尝稍减。2008年9月30日，他将自己经过深入研究的《钗黛和好及其文化意义》一文，一段一段地贴于我的《宝钗和黛玉“和解”的心理秘密》博文之后，且留言加以说明：“我发此文的目的，是向梦溪师和博友请教，也是为坚守自己的学术立场而呼吁。情怀切切，湘水荡荡，毕生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的梦溪师，却对坚守中华传统文化的宝钗误会一何深也。”可谓苦口婆心，情真词切，苟非木石，岂能无所动。于是我写了一则回帖——因外出数日，今得读贵客之长文。谢谢贵客对红楼，对雪芹，对钗黛，对中华文化之诚笃。我想尊文的分析，理则似可以站住，且对古今之伦理、学理、世情通作一体诠解，所谓“理一分殊”者也。我于钗黛，是少年青年时的宿见，至今未改悔。盖心性以情为体，任可任之，也不愿曲以待人。如果作为恋情对象，宁可被黛玉累死，也不愿接受宝钗的事事妥帖。他凡事都要用书里的“理”提着，我会感到很累。情与理与礼的关系，真是一篇大文章。谢谢会心，看贵客的留言，我感到高兴。因为贵客情真，不像宝姐姐，把情藏起来，让人们摸不着底里。
后来我又写了几段比较整齐的韵语（不敢称诗），题作《答会心客论薛宝钗》，单独发一博文。“会心客”先生则以长诗作答。这些已收入本书之中，愿意得到更多《红楼》爱好者的切磋指正。
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几位编辑执事，也是喜欢看我博客的网友，只不过出于职业的眼光，他们提出了将其中谈红的文字单出一书的构想。我问可不可以加入国学的部分，以《国学与红学》名书？他们说可以。这就是这本小书的来历。所以，一要感谢新浪网，二要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另外也该向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摩罗先生致谢，早期的博客都是他为之“搭理”。书中所引《红楼梦》原文，我用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楼梦研究所校订本，个别语词参考了其他版本，标点则根据个人对原著的理解有所调适。
（2011年2月辛卯春节后七日）
《书生留得一分狂》卷前小引
说来已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女作家木令耆一次邀为波士顿郊外游，乘兴来到她的美丽的湖滨居所。她书房里的一幅字，引起了我的兴趣。武汉大学世界史专家吴于廑先生的书法，一首《浣溪沙》词，写的是——丹枫何处不爱霜，谁家庭院菊初黄，登高放眼看秋光。
每于几微见世界，偶从木石觅文章，书生留得一分狂。
木令耆长期主编一本名叫《秋水》的刊物，故词中第一二句枫霜、菊黄以及第三句的“秋光”等字样，显系喻指秋水主人的性格与爱好。下阕一、二句颇及女作家的职业特点，赞其作品以小见大，不离一个“情”字。因“木石”一语，用的是《红楼梦》“木石因缘”的成典。最后一句“书生留得一分狂”，与其说是对书赠对象的期许，不如说是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期许。这种期许并不高，只希望我们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保留“一分”可爱的狂气。是呵，如果不是一分，而是三分、五分乃至更多，也许就不那么合乎分际了。但如果连这“一分”也没有，作家或知识分子的义涵就需要打折扣。
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虽然他本人未必特别喜欢“狂”和“狷”，解释本身却是正面的。孔子最不能容忍的是“乡愿”，称之为“德之贼也”。中行、狂、狷、乡愿的“四品取向”，“中行”最为孔子看重，但难以遇到，“乡愿”则是需要鄙弃者。所以孟子说：“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狂”和“狷”的特点，都是不追求四平八稳（“不得中行”、“中道”），只不过一个急促躁进，希望尽快把事情办好；一个拘泥迂阔，认为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办。“狂”和“狷”都是有自己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表现。
中国文化里面长期存在狂者精神的传统。所以然者，由于中国很早就有健全的文官制度，有“处士横议”的传统，有“游”的传统，有“侠”的传统，有自由文人的传统，有浪漫的诗骚传统，有绘画的大写意传统，有书法的狂草传统等等。这些人文艺事的固有性体都与“狂”有不解之缘。而儒家的圣人理想，道教和道家的崇尚自然，佛教禅宗的顿悟超越，又为狂者精神的构建供给了理念和学说的基础。先秦的士狂，魏晋的诞狂，唐代的诗狂，明代的圣狂，是狂者精神在不同历史段落的特异呈现。但清代以后，狂者精神已经逐渐消退。四十年的武力征伐（1644年入关到康熙二十二年平定三藩），百年的文字狱（顺治十六年的庄廷修《明史》案到乾隆五十三年贺世盛的《笃国策》案，中间经过一百二十八年的时间），知识人士欲言无声，狂的社会条件没有了，狂的心理基础也不存在了。
晚清民国以来的现代化浪潮，也没为士之能狂预留多少地盘。20世纪是中国泛科学主义的时代，而科学天生能够止狂、制狂。虽然科学家本身也需要狂者精神，但科学以外的“一事能狂”者，在强势的科学面前，未免自惭无形。何况战乱和流离，同样是狂者精神的杀手。战争都疯了，文化便失去了张扬个性的余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除了个别高等学府偶尔能看到他们孤独的身影，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秩序里面，已经没有狂士得以生存的机会。辜鸿铭留着前清的辫子游走于未名湖畔，黄侃在讲堂上的“即兴骂学”，刘文典当面向总统争夺教育独立的礼仪称谓，傅斯年因反对政府腐败与委员长拍案相向，梁漱溟和领袖吵架，都不能看作是狂的本义的价值彰显，只不过是文明社会个人权利的一种正当表达而已。
20世纪50年代以后，知识人士的狂狷之气，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洗澡”，特别是1957年近乎原罪的大洗礼，已消失殆尽。流行于文化社会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是知识分子喜欢“翘尾巴”，因而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有效方法，是教育他们无论如何不要“翘尾巴”。社会的众生则顿悟似的学会了从小就“夹着尾巴做人”。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创立新局，知识人和文化人有了施展才能的更阔大的空间，照说“狂”上一点两点应无不可。但“狂”在今日，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负面语词，没有谁愿意跟这个等同于“翘尾巴”的不雅行为发生任何关联。“狂”这个词的本义正在失去记忆，人们习惯不听不看不使用这个语词。以《法门寺》里的贾桂“站惯了不想坐”的名言为譬，恐拟于不伦，但不妨抽象取意，聊资闭目想象。
本来想写几句简单的话置于卷首，作为题记。不料一经涉“狂”，便无法自已。写完一看，已经有两万五千字之多了。如此长文放在书的前面，难免有大军压境之感，置于书后，又似尾大不掉。斟酌再三，决定弃之。长文已冠以《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的正式论文题目，另派他用，这里只撮其要让本书的读者知情而已。我在长文的最后，提撕出随文引用的四句韵语：天赋迂儒自圣狂（陈寅恪），点也虽狂得我情（王阳明），莫道狂童狂也且（《诗》“郑风褰裳”），亦狂亦侠亦温文（龚自珍），仿效明清传奇的下场诗，作为全文的收束。第二句“莫道”系我的添笔。
龚自珍是康乾一百五十年之后，重新发出“言大志大”的一点狂音的人。他那首脍炙人口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感愤鼓舞了多少仁人志士！他的另一首送友人诗：“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也让我每次诵读，都感受到一种温暖清新的侠骨柔情。王阳明“点也虽狂得我情”，用的是孔门成典。《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子路、冉求回答孔子问“志”，都讲如何使一个小国家强国富民，公西赤则愿意当外交场合的一个小司仪。只有曾点表示，自己“异乎三子者之撰”，他喜欢在阳春三月，和一群友人带着孩子们，在沂水边沐浴，一边走一边在路上唱歌。而且当大家侃侃而谈的时候，他一个人在一旁鼓瑟自赏。曾点的这种表现，程朱等大儒都目之为“狂”。王阳明晚年写的《月夜》诗里，有“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句。陈寅恪先生的诗句，系1929年给北大历史系同学的赠言，全诗作：“天赋愚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陈著《诗集》，三联版，页19）《诗》“褰裳”的“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狂也且”，释证纷纭，我取通常的解释。
我很乐于以“书生留得一分狂”作为本书的书名。如果今天的书生们随着《论语》的普及，对“点也狂”表示出情同我获的理解，并且像曾点那样，当孔子问“志”的时候，一个人在一旁若无其事地鼓瑟，而不是紧张地记笔记，则“留得”一分“狂”的可能性并非没有。龚自珍的“亦狂亦侠亦温文”的诗句，也会因此有了着落。“书生留得一分狂”和“亦狂亦侠亦温文”这两句诗，可以互为循环阐释。末了还有一言凭君记取，就是由于为自己的一本小书写题记，而写出了两万五千字的学术论文作为“副产品”，虽然因体积庞大未获入于本书，然作者“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窃喜”，似只有飘飘然自去鼓瑟（王阳明语）的“点也狂”差可为比。
（2009年12月27日于京城之东塾）
《书生留得一分狂》后记
这是一本小书，大都是比较短的文字，新旧杂陈，以新为主。内容不出学术与文化的范围。特点是有一点思想，有一点性情。2008年11月30日，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举办“戊子岁尾雅集”，学界很多友人都到了。陈平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杂志的特点，是带有个人的性情在里边，“是学问，是文章，也是性情”，窃以为可谓知言。本书《学术与性情》一文，就是为此而写。“雅集”的发言集锦，《中国文化》2009年春季号曾予刊载，看过的都觉得殊有意趣，且有我的开场语在内，索性标上《为中华文化护法传薪》的题目，一并附录在这里。
卷一、卷二、卷三、卷四的区隔，卑之无甚深意，主要为了阅读的方便。卷一的八篇文字，除《宫廷文化与时尚》系根据发言提纲和现场记录润改而成，其余都是很花心思很用情的文化书写。尤其《“竹柏春深护讲筵”——白鹿洞书院访学记》一文，更像是用散文笔法写的学术文章。近来我由研究马一浮进入了宋代，此篇实为笔者研究宋学的题目之一。《思想的力量》亦颇涉宋儒、清儒和近现代学术，虽围绕的是朱维铮先生的两本书，我个人近期研究心得在叙论中也不无表而出之者，此可与2008年9月3日我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横渠四句教”和宋儒的文化理想》一文对看。《切问而近思》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拙《学术访谈录》的序言，《我的一次学术历险》是三联版《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的后记，《中华读书报》和《读书》杂志尝分别选刊，后者且经《新华文摘》转载，里面多有读者自必乐观的国内外学界的趣人趣事。
卷二的文字，《陈寅恪的“哀伤”与“记忆”》在我有比较特殊的意义。本人研陈多年，对萦怀于这位大史学家胸怀脑际的沉哀巨痛，获一豁然的了解，不啻拨开云雾见青天，故亦寄存于此，期与读者分享学术的快乐。此文为《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之一节，曾单独见诸报刊。《张申府其人其事》系旧作，原题作《一篇文章的代价》，兹将副题扶正，以凸现传主其人。已故大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有如此卓尔不群的一位长兄，我很迟才知道。白先勇先生精心策划的青春版《牡丹亭》，我在台湾看过首演，后来又看了在北大的演出。台北和北大的研讨会以及后来香港大学在京召开的研讨会，都曾敬陪末座。认识白先勇，喜欢《牡丹亭》，乐于听昆曲，所以有文记焉。但谈张艺谋电影的人性与自由和关于电影《梅兰芳》的两篇文字，纯属出于偶然，也许是不应该的“出位之思”，是耶非耶，愿聆读者教言。有意思的是《“小升初”的困扰》，有感于友人的孩子升初中遇到困扰，写了这篇博客文，不料点击率逾十万，留言一千多条，多家报刊予以转载。教育问题，全民关注如此。
卷三的文字大都与本人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有关，有一些是“编后记”。办刊固然匪易，尤其困难的是为每一期写“编后”。写编后基本上是“没话找话”。实在找不到“话”，也有几期干脆无“后”。可是一旦找到了“话”，就总有些意思。因此选了几则自以为不无意思的编后记入于此书，似亦可为留心近二十年学术轨迹的朋友提供些许原始材料。几篇与本院本所有关的演讲词，最想毛遂自荐的是给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的一次讲话。我强调一是感激，二是珍惜，三是修身明道，强调此三项义理对青年学子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