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大师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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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一架子书和一所荒凉的花园(12)

盖陈寅恪先生祖父陈宝箴一生之业绩,要以1895年至1898年担任湖南巡抚期间,经由其子陈三立之襄助,所推动之湘省改革功勋最著。晚清改革派人士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熊希龄、江标、徐仁铸、皮锡瑞、唐才常等,因义宁父子之大义感召,一时间齐集湖南。董吏治,辟利源,变士习,创办《湘学报》和《湘报》,开办时务学堂,成立南学会,设立保卫局和课吏馆,又拟选派一批留学生赴日,“其士绅负才有志意者,复慷慨奋发,迭起相应和,风气几大变”(陈三立《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五)。但湖南既是改革势力最能发挥的地方,亦是保守势力抵制最顽强的地方。王先谦、叶德辉为代表之反对变革前行之势力,同样极波澜壮阔之盛。故1898年之戊戌变法以湖南为先行典范,同年八月慈禧政变也以湖南所受打击最为沉重。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分别以“滥保匪人”和“招引奸邪”之罪名,被革职永不叙用,他们的“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足备非常之变,亦使国家他日有所凭恃”(同上)之理想化为泡影。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于京城菜市口,康梁外逃而幸免于难。黄遵宪、熊希龄、徐仁铸、皮锡瑞等其余湘省改革人士一例遭受惩处。王先谦、叶德辉诸人则弹冠相庆,王赞叶有摧陷廓清之功,叶许王有力挽狂澜之力。湖南新政在戊戌八月后之凋零景象,有让人潸然泪下而不忍卒观者。

余之所专攻并非乙部之学,因悉心义宁而稍涉晚清史事。故本书之固陋疏误之处,尚祈专门治史之博雅君子多多是正。已往之戊戌变法史研究,不乏及于湘省改革之闳论巨篇,然多以梁(启超)、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樊(锥)、毕(永年)等为案例,鲜有从新政的领导者义宁父子之角度据以钩沉研究者。如果此书可从此一侧面补苴罅漏于万一,则幸莫大焉。至于取材运笔之角度,则通过详细梳理甄别所能见及的历史资料,尽量“回到现场”,试图重构当时的人物、事件和故事之互相交错之历史图景。

今恰值辛亥首义一百周年,戊戌之难已过去百有一十二载矣。谨以此书献给变革未竟之21世纪之中国。

(2010年11月9日于京城之东塾,2011年9月13日复经校核润改,载2012年8月22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创刊词《中国文化》没有在我国近年兴起的文化热的高潮中与读者见面,而是当文化热开始冷却,一般读者对开口闭口大谈文化已感觉倦怠的情势下创刊,也许反而是恰逢其时。因为深入的学术研究不需要热,甚至需要冷,学者的创造力量和人格力量,不仅需要独立而且常常以孤独为伴侣。

创办《中国文化》的宗旨是:深入地创造性地研究中国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并在当今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通过不同文化系统的参证比较,探讨中华文化的特质和整合规律,促进文化复兴,推动现代化的进程。选题范围包括中国文化史、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文化学理论、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文化地理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以及对艺术与文学的分学科研究和综合研究。着眼点在学术,即主要对文化现象作学术研究。艺术各学科与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的关系、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和融合、我们在21世纪的文化发展战略,将作为重点研究课题。

《中国文化》系综合性学术专刊,总的以发表高水准的学术论文为主,同时也配以随笔、札记、书评;形式力求多样,提倡文体革新。明白晓畅的白话文和典雅雍容的文言文,均所欢迎。如果遇有确实不同凡俗而又饶有文化韵致的小说或诗歌,也考虑予以选登。

自创刊号开始,将陆续开辟中国文化发生学、中国的文化圈、专学研究、文史新篇、文化与传统、文化哲学、文学的文化学阐释、宗教与民俗、现代文化现象、古典新义、序跋与书评、学苑撷英,以及文化名人专访和学者答问等专栏,为慎思明辨的研究者提供充分的用武之地。并通过文字和图版,摘要报道我国学术界一定时期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包括最新的地下发掘,做到图文并茂,使刊物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历史文献的价值。

特别对具有中国学术特点的一些专学和绝学,如甲骨学、敦煌学、西夏学、周易学、许学、选学等,以及为时尚淹没的学科和被冷落的学者,本刊将给予格外的重视。经过深入研究,观点上有创见的文章固所欢迎,学者们发现的新材料和拓展的新领域,同样会引起我们浓厚的兴趣。既重独断之学,也重考索之功。

本刊确认文化比政治更永久,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只求其是,不标其异。新,固然是人心所向往;旧,亦为人情所依恋。关键是一切从学术出发,提倡独立的自由的学术研究,自由才能独立。即使物境不自由,学者的心境也应获得自由。为学之道,尚同比求异更重要而且深刻得多。诚如当代学术泰斗钱锺书先生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这就要求学术认知不唯上、不唯书、不泥古、不趋时,既不作传统观念的奴隶,又不作流行观念的牺牲品。贺麟教授1940年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中提出的:“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那种表面上五花八门,欺世骇俗,竞奇斗异的新,只是一时的时髦,并不是真正的新。”至今仍是不刊之论。

陈寅恪先生1933年在审查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的报告中阐释的:“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同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论已为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事实所验证。

因此我们主张,在学术上应特别重视中国传统,在广为吸纳国外的各种新观念、新学说、新方法的同时,刻刻不忘本民族的历史地位;在方法上,提倡从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入手,反对“狗比猫大,牛比羊大”一类抽象比较,主张宏观与微观结合、思辨与实证结合、新学与朴学结合。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中国文化》的优势,在于少,每年只出两卷;《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专,重视专门之学。与学界一片走向世界的滔滔声不同,我们想为了走向世界,首先还须回到中国。明白从哪里来,才知道向哪里去。文化危机的克服和文化重建是迫临眉睫的当务之急。如果世界同时也能够走向中国,则是我们的私心所愿,创办本刊的目的即在于此。

创刊在即,意绪怦怦,瞻彼前修,既恂且惊,不求闻达,但求友声。热切希望海内外学术界诸同道给我们以心援笔援,共同耕耘好《中国文化》这块新地!

(1988年12月15日本刊主编谨识,载1989年

发行的《中国文化》创刊号)

《世界汉学》发刊寄语

我们又创办了一本新刊物。

现代社会交通便捷、传媒发达,地球变小了,地球和其他星球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但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文化系统之间,仍存在隔膜,甚或发生冲突。如果冷战后文明的冲突愈益突显之说无法得到广为认同的话,那么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沟通与对话变得更容易,而是增加了新的难度,应是可以接受的事实。

我们创办这本刊物,为的是给关切儒教文明为基底的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事实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各国汉学家,提供一个自由论说的园地,祈望以汉语的方式建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沟通与对话,建构国际汉学研究的学术桥梁,为实现人类在21世纪的梦想稍尽绵薄。

中国是一个经常被误读的国家,所以如是,主位和客位各有其远因与近因。解读中国之难,犹如解读中国的汉字。长期以来西方人士视中国文化为解不开的谜团,也许正因为如此,外部世界的确不缺少了解中国的兴趣,即使是出于单纯的解谜的需要。世界上因而有了专门研究中国的学问“汉学”以及“中国学”。

同是研究中国,欧洲的、北美的、日本的,彼此很不一样。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汉学传统,同一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段落的汉学也有区别。汉学和中国学,代表着研究中国的两种不同的传统。学术理念、研究方法、关注的问题,两者之间容或不同,但就办好广开文路的学术期刊而言,恰好可以彼此吸收、兼容互补,而不必有我无他、互为畛域。

何况,传统汉学与现代中国学的合流,已是大势所趋。现在国际汉学正进入一个转型期和整合期。本世纪许多有影响的老一代汉学家,有的故去了,有的退出了研究岗位,一些青年学人以传统汉学无法范围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取径,跻身汉学领域。处此种背景之下,国际汉学界亟须整理传统,交流资讯,总结经验。而中国学术界,尤其有系统了解世界各国汉学的历史和现状的强烈愿望。一般民众也很关心外部世界怎样看自己国家的传统与文化。为此,我们决定创办一本专门介绍与研究世界各国如何研究中国的国际性学术刊物,取此一概念的宽泛义,名字就叫做《世界汉学》。

《世界汉学》是研究世界各国汉学的历史和传统,交流汉学研究的经验,传递汉学研究最新讯息的资讯性、知识性、研究性、国际性的学术刊物。选题包括:(一)研究与介绍世界各国汉学的历史渊源、发展过程,梳理传统,总结经验;(二)介绍世界各国主要的汉学机构、汉学期刊和相关的出版物;(三)推介世界各国著名的汉学家,包括介绍其生平、履历和学术成就;(四)介绍和推荐不同历史时期具代表性的汉学著作、研究论文;(五)介绍和交流各国汉学研究的最新资讯、学术动态;(六)对世界各国汉学的传统、资源、观念、方法作比较研究;(七)探讨世界汉学在21世纪的走向及发展前景展望;(八)刊载与汉学相关的历史文物及机构、人物、刊物、著作的图版和书影。

《世界汉学》是《中国文化》的姊妹刊物,但办刊宗旨和组稿范围两者互为区别。《中国文化》主要研究与整理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的资源,《世界汉学》则是对国外中国研究的介绍与研究。杜维明教授得知我们继创办《中国文化》之后,又要创办《世界汉学》,说这很像“太极生两仪”。杜先生的话鼓励我们不仅办好《中国文化》,也一定把《世界汉学》办好。本世纪最具个人魅力的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毕生提倡、生死以之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将成为我们办刊的座右铭。

《世界汉学》是世界各国汉学家的园地,古老的汉学和现代中国研究将在这里自由驰骋、交相辉映。我们深深感谢法、德、英、俄、美、日、荷兰、瑞典、葡萄牙、新加坡,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汉学机构,乐于作为具名的合作单位和许多资深汉学家欣然出任《世界汉学》的国际编委。

让我们携起手来,为耕耘好《世界汉学》这块学术新园地而尽心尽力。《世界汉学》属于我们和你们,属于东方和西方,属于整个学术界。

《世界汉学》是大家的!

(1998年4月9日本刊主编谨识,载同年5月

出版之《世界汉学》第1卷)

新印《释迦如来应化事迹》小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