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前和主持人对话
曾子墨（主持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了很多泰斗级的人物，比如说像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陈寅恪、钱穆、王国维，还有梁启超等等，他们被我们称为大师，他们的学术成就在中国的学术史上，具有既开风气又为师的地位，以至于在今天有很多人都在纷纷地感叹，与他们的成就相比较，今天的中国已经看不见大师了。因此我们也想追问，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他们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他们的治学精神在当今的中国，又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学者刘梦溪先生。
温文尔雅，我想这是很多人用来形容您的一个词汇，今天我见到您的时候，也确实有这样一种感受，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样温文尔雅的气质，和您所从事的专业有关系吗？
刘梦溪：谢谢，不过我不敢当。我想也许跟读书有关系，读书可以改变人的气质，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当然我读的书不够多，比起前辈学者来，我的书读得还太少。
曾子墨：我们知道，早年您是对《红楼梦》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是吧，后来呢开始研究现代学术史，这个转变仅仅是因为兴趣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刘梦溪：是的，我有这么一个转变。文学很有意思，当你年轻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是文学爱好者，甚至每个人都是诗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知识提升以后，感到文学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愿意追求历史的真相，愿意追求事物的本真，所以愿意离开文学，进入史学和哲学。我觉得是一个学术兴趣以及对学术求真的探求，使我有相当一段离开了文学，甚至有点儿厌弃文学，可是我现在又必须讲，当年龄又往前走的时候，回过头来又感到文学是史学和哲学的一个很好的补充，甚至史学和哲学探索不到的东西，文学却可以感悟到，而且它可以补充我的情感。
曾子墨：在您从事学术史专业研究的过程当中，我想有很长一段时间，您天天都是与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大家相伴的，尽管可能不能够见面，但是我想有一种神交的感觉，那也有很多人都评论说，这些大家，国学的功底非常的深厚，西学功底也很深厚，也就是说中西结合得好。那到了今天呢，21世纪的中国，可能会更加开放，接受西方的东西会更加多，但是大家会有疑问说，为什么我们很少或者说根本就看不见大师了？
刘梦溪：这个问题很具有挑战性，我想它的原因跟我们百年中国的文化断裂有关系。中国是一个很有文化传统的国家，几千年的文化史，几千年的历史，当然有自己的传统。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当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晚清的时候，那是一个文化大的断裂时期，主要是传统思想的核心价值，儒学思想解体了。而后来战乱，以及50年代以后，我也觉得运动太多了一点，学者问学的时间比较少，造成了文化的断裂，学术上也有断裂。没有学术根底，大师就不容易出现了。所以当我们阅读20世纪这些大师著作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不能望其项背，他们的特点不仅是对历史，对本民族的文化有了解，而且他们对西学也非常——如果不用精通这个词的话——他们西学的修养也相当之好。如果说古代的学者是通古今的话，20世纪这些学者，他们是通中西，他们常常十几岁就到西方留学，那么西学这个根底，如果说现在的青年或者将来可以有所弥补的话，但是在传统的学问的根底方面，国学根底方面，后来者不容易赶上他们。所以也许这是大师不容易出现的一个原因。
曾子墨：那如果说在这一代人当中，我们看不见大师了，在未来呢，在下一代人，现在在成长的这些孩子当中，会造就出大师吗？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必要的条件？
刘梦溪：我想未来的事情，我们不好预料，我希望有，可惜我不一定看得到。
时光回溯，百年流转，近代中国在艰难的蜕变中寻求新生。危难时节显才俊，中西碰撞出大儒。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一时多少豪杰！他们一手擘画了中国现代学术的传统，既开风气又为师。我们追问的是，他们为何会取得如此辉煌成就？大师留给我们什么精神义谛？今天如何接续那些渐行渐远的传统？大师其大，传承其忧。著名学者刘梦溪做客《世纪大讲堂》，评说“大师与传统”。
演讲现场全记录
刘梦溪：现在是2007年夏天，如果我们把时光上推八十年，那是1927年的夏天，在那一年的6月2号发生了一件事，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逊位皇帝溥仪的老师，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山人物，王国维先生，他在颐和园昆明湖的鱼藻轩投水自杀，他死的时候51岁。这个事件震动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同时也给现代学术史增添了一个谜团，因为迄今为止，学术界对王国维的死因，还没有一致的看法，有的说，他是殉清；有的说，他是跟罗振玉的矛盾。我个人的看法，陈寅恪先生对他的死因的解释最符合实际。王国维死后，陈寅恪先生写有一首挽诗，并且还有一篇挽词，他在挽词的序言当中提出，王国维的死，跟殉清没有关系，而是由于文化的苦痛，他用自己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现在“大师”这个称号很流行，其实如果把名副其实、实至名归作为条件，我们就会知道，并不是任何跟学问沾边的人都可以称作大师，时尚和流行应该与学术大师没有缘分。但是王国维和陈寅恪，我们却可以称他们作学术大师，如果你要说他是国学大师，我觉得也可以。而且我们从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些传统。我曾经讲过，学术思想是文化的精髓，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王国维说，提倡最高的学术是国家最大的荣誉，这是王先生的话，我们大家可以设想，假如中国现代学术史没有王国维和陈寅恪，现代学术史就会黯淡许多。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知己陈寅恪把死因归结为文化的苦痛。“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由此开启了现代学术之门。那么，现代学术和传统学术有何区别？现代学术精神传统何在？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这个概念，是和传统学术相比较而言的。传统学术，是指传统社会的学术，从先秦直到晚清，两千多年的中国学术，都可以看作是传统学术。
传统学术的特点——
第一，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潮；第二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是多元并立的。儒释道三教的并存，以及它们的互动互补，就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多元并立的标志；第三点，中国传统社会的学术思想是互相融合的。再没有比佛教的传入，以及它本土化的过程更能说明中国学术思想是融合的特点。佛教是一个外来的宗教，是从印度传来的，但是到中国以后，直到宗派产生，有了禅宗，它变成中国的东西，它跟儒学当然有矛盾，但是它们合作得很好，所以在中国，学者们都讲，三教是可以并存，甚至是互相融合的。
但是中国传统社会到了晚清的时候，出现了“大变局”，当时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都提出“大变局”的思想，而在学术方面，也开始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大变局”的主要标志，是西方人大规模进入中国，学术思想的转变，也和西潮汹涌而来有关。我想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可以把现代学术和传统学术作一个划分。
第一，学者开始追求思想自由，不是说以前不追求自由，但是这个时候，学者追求思想自由，成为一个普遍性的趋向；第二，开始了学术独立的诉求。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想法，我想孔子提出来的，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想孔子是不满意春秋时期的学风，他是肯定为己之学的，因为学术为己不是一个私利，而是你不追求学问以外的目的，这种学术就容易是纯正的，如果学问，做学问，想到的是跟别的什么有关系，这个学问可能是不纯正的，所以中国传统的“为己之学”，有一点点学术独立思想的这种萌芽，但是它不是现代思想的学术独立；第三，中国现代学术的另一个特点，是吸收了新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
我想这三点，应该是中国现代学术的标志。
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应该开始于1898年到1905年这一段时间。学术思想的演变，一般地讲不大容易用一个年份来断代的，但是我们仔细看这段时间，在1898年到1905年这段时间，确实出现了一些状况，使我们觉得传统学术已经不能范围它了。这个时候，严复写了《论治学治事宜分为二途》，他把学术跟“事功”主张分开。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他的史学观念的提出，跟传统的乙部之学的概念已经不完全相同了。特别是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这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西方的哲学美学观念来解释中国的古典，这样一些表现，我觉得传统学术的概念就没法范围了，所以我说，在这一段时间，应该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
中国现代学术的繁荣期，主要是后五四时期，直到30年代、40年代，我的看法，那应该是乾嘉之后，中国学术又一个高峰期，学术创获，果实累累，大师巨子，层出不穷。我们觉得，它既承前启后，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承前启后比较容易理解，他们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为什么我又讲它是空前绝后呢？因为他们开始大量地吸收西方的学术思想和观念，在这点上，不论是宋儒还是清儒，他们都没有这个条件。在对西学的掌握上，我们说他空前，我想没有人会反对。而另一方面，他们在传统文化的根底方面，国学的修养方面，后来者不大容易望其项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20世纪的大师，他们既承前启后，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中国现代学术不仅收获了丰富的果实，而且形成多方面的学术传统，包括学术独立的传统，科学考据的传统，广为吸纳外域经验又不忘记本民族历史地位的传统，还有学者能诗的传统，会写诗，重视学术分类的传统，重视通学通儒的传统，等等。其中尤其以学术独立的传统最为重要，甚至现代学术这个概念，也和学术独立直接相关，产生并开始学术独立的诉求，是现代学术和传统学术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王国维说，“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梁启超说，“学问之为物，应离致用的意味，独立生存”；陈独秀说，“中国学术不发达最大的原因，莫如学者本身不知道学术独立的神圣”；萧公权说，“所谓学术独立，其基本意义，不过就是尊重学术，以学术具有本身的价值”。
如果我们拿这些论述和今天的学术界状况作一个比照，不难发现，我们今天的学术未免过分强调实用，我指的是人文学术，而忽略了为学术而学术的真理性和神圣性。我认为文史哲人文学术如果只是追求实用，那将使人文学走向迷途。
至于陈寅恪先生，他更是毕生都在为学术独立而诉求，而抗争，他的最有名的话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1929年他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讲的话。他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他还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实际上陈先生把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看作一定程度的永恒的东西。
二十四年之后，1953年，陈先生在撰写《论再生缘》这本书时，他又一次提出，“无自由的思想，就没有优美的文学”。而在1954年，通过《柳如是别传》的撰写，陈寅恪先生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升华到我民族精神原旨的高度。《柳如是别传》，它是陈寅恪晚年一个最大的著述，全书八十万言。有人曾经遗憾，说陈先生，大史学家，但没有写出一本通史。在我看来，他的这本《柳如是别传》，其学术的价值绝不在通史之下，他是为一个奇女子立传，所写的一部明清文化痛史。主人公是明末的一个名妓，当然不是一般的现在我们理解的某一行业的人。她是一个特殊的人，她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她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人，她是为了追求爱情不惜一切的人。她早期喜欢陈子龙，后来跟钱谦益结合，整个她的一生，她的作为，以及她的精神追求，可以说，都是陈寅恪先生一手发掘出来的，他写这部书不仅是为了表彰柳如是，主要是为了表彰我们民族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的缘起里说：“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是被历史灰尘所埋没，为当时的迂腐之人所攻击，被后来的轻薄之徒所诬陷的一个小女子呢。
还有，1953年，他和汪籛的谈话，更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义谛表述得更为直接，更加不容置疑，这就是有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他往昔的学生汪籛，授命前来广州，试图说服老师，不拒绝科学院的约请，能够北上，就任历史第二所所长。陈寅恪先生未能让他的弟子如愿，反而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他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他说去，可以，但是他主持的研究所应该不奉行马列主义，也不做政治学习；第二，他希望毛公或者刘公能写一封信，作为他的允许证明书。这个条件在当时的背景下，是太困难了。当然我们知道，毛公或者刘公，并没有给陈先生写一个允许书，当然陈寅恪先生也没有北上就职。
通观50年代以后的中国思想学术界，在中国现代学人当中，可以说没有第二人能把为学的这种精神义谛保持到如此的强度和纯度。主张并坚持学术独立的地位和独立价值，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传统，许多学人的力量源泉就在于此。
不奉行马列主义。要毛泽东、刘少奇写证明书。由陈寅恪揭橥并毕生躬行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现代学术精神传统的第一要义。刘梦溪认为，现代学术大师们还有“通儒”的精神、学者能诗的传统。“通”者何谓？诗心为何？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还有重视学术分类的传统，还有重视通学和通儒的传统。特别是后者，我觉得在今天提起，特别重要。中国现代学者当中，很多都是通儒，章太炎、梁启超、严复、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我们可以举出一长串的名字，他们都是通儒大儒。
中国学术史上自古就有专家和通儒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