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通儒是通古今，而现代的通儒还需要通中西。现代学者的所谓通，一个是要中西会通，这一点20世纪的许多大师都是如此。还有就是四部兼通。中国传统的学问是四部之学，就是经、史、子、集，它是四部分类法，一个通儒，他需要兼通四部。在中国现代学者当中，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也不是很多。比较明显的，我觉得钱宾四先生，大体上讲，他是通四部的，我们看他的著作，不仅有经学的著作，还有史学的著作，还有哲学的著作，甚至还有文学和艺术的著作。还有一个人，现在容易被人所忽略，那就是张舜徽先生，要讲学问通四部的话，他应该在钱宾四之上。张先生的学问根底深厚，他通读过“二十四史”，而且懂经学，懂小学。
中西会通，四部兼通，还有一通，就是文史打通。中国现代学者，一些大儒、通儒，他们是文史打通的，代表性的是陈寅恪先生和钱锺书先生。陈先生，一生所为，都是用诗文来证史，他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的途径，不论是早年的《元白诗笺证稿》，还是晚年的《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都是以诗文来证史的重要的学术著作。还有钱锺书先生，他基本的学术理念是主张文史打通，这个话是他自己亲口跟他的朋友，厦门大学的郑朝宗教授讲的，郑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讲钱先生这个思想。我们看钱先生的《管锥编》和《谈艺录》，他主要的目的在打通文史，而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它是一个比较文学的著作，它不完全是比较文学的著作。打通，会通，兼通，才能产生思想，所以通儒不仅是学者，而且是思想家，这一点就更重要了。我觉得当代学者当中，很多是专家，很多是学者，但是思想家未免太少。
说到这里，我想附带说几句关于学术研究的课题制问题。因为现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基本上都是以课题来作为学术运作的基本方式，当然这很好，可以得到国家的拨款，而有一些大的著述，不通过课题制，也不能很好地完成，多卷本的通史一类著作，只能集中很多专家，通力合作来完成。但是我也应该说明，课题制不容易产生思想，产生的是思想的妥协，而不是思想的创生。课题制可以带动人才，但是也局限人才。
中国现代学术还有一个传统，是学者能诗的传统。中国现代学者当中，有很多人都会写诗，不是一般的会写，而是喜欢写，善于写诗，诗是他们学术生命的一部分，是他们学问的别体。王国维、马一浮、，陈寅恪、萧公权、钱锺书先生，他们都是学人兼诗人，既是第一流的学人，又是第一流的诗人。我有一个见解，马一浮的学问主要在诗里，因为马先生的著作并不太多，《泰和宜山会语》、《复性书院演讲录》等，但是他的学问20世纪当中，20世纪里边，很少有另外的人能跟他相比，他的学问表现在哪里？他的学问在他的书信里，特别是在他的诗里，如果不信，可以去看看。
总之，中国现代学术造就了大批大师级的人物，在发展过程当中，又形成诸多的学术传统，这些对今天而言，弥足珍贵。至于那一时期，学界胜流为学精神的坚韧性和顽强性，则是时代风雨和学术理性双重铸造的结果，即使是战乱时期，他们也没有停止过学问的探究。最不可思议的是西南联大，在战乱期间，也是他们成果出得最多的时期。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大，在西南一隅，但是他们的学问研究没有停止，有的简直是奇迹。
还有，中国现代学者，他们许多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致力学术，他们是受时代潮流的激荡，往往一个时期，无意为学，有心问政，中年以后，渐悟政治不可为，转而潜心学术，又在学术上卓然立说。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黄侃、熊十力等，都是如此。章先生是声名显赫的革命家，大家知道。黄侃和熊十力，年轻的时候也热衷政治活动，甚至他们成为地方的群众领袖。这种情况使他们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增加了他们潜心学问的深度，他们的学术历练和文化担当，与清初的大儒有一脉相通之处。我说的是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清代的大儒，他们都是通学，都是通儒，中国现代学者，他们的第一流的人物，在学术精神的取向上，跟明末清初的这几位大儒确有相通之处，而他们的学术训练和执著单纯的精神，又很类似乾嘉诸老。
乾嘉的学者们，他们专心向学，他们的学问存在的方式是很单纯的，而现代学者一些第一流的人物，他们的学问也是很单纯的，如果用马一浮的一句话，他特别讲，人的心不应该有“间杂”，中间的“间”，私心杂念的“杂”，一个人如果他内心有很多“间杂”，并不好。我可以说，20世纪的第一流的学人，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单纯的，没有“间杂”的。
还有，他们许多学人的立身行事，流品之高，更有很多可以感叹而可歌可泣者。比如像王国维的自杀，蔡元培的出走，马一浮的归隐，李叔同的出家，黄侃拜师，辜鸿铭穿着前清的装束执教于北京大学，胡适讲课，看见女生衣服单薄，走下讲台，亲手去关窗，还有梁漱溟和毛泽东吵架，还有钱锺书先生论学，手杖捅破了蚊帐，以及傅斯年的雄霸，熊十力的傲岸，陈寅恪的哀伤，吴宓的浪漫，汤用彤的温良，这样一些异事奇节、嘉德懿行，当时后世必有警世励人、启迪心智的作用。
虽然有的传统已经昔不至今，“昔不至今”这个话是佛学大家僧肇的话，他有一个《肇论》，里边有一篇叫《物不迁论》，说昔物，过去的物，来不到今天，昔物不至今。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汤一介先生有一篇文章使用了这个概念，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他是讲，北大过去的传统并没有传递到今天，他是指蔡元培的传统，昔不至今。虽然我讲的20世纪的这些大师们确立的学术传统，有的已经昔不至今，但是今天的学人，要使自己学有根基，取径有门，中国现代学术大师们的风范，他们建立的传统，不仅没法忽略，而且必将成为今天的学人获得灵感的源泉。
谢谢各位。
知识爆炸的年代如何通识？陈寅恪“了解之同情”所指为何？五四以来废弃文言文对文化发展有何影响？
现场答问互动
曾子墨：好，感谢刘梦溪先生带给我们很精彩的演讲。听过您的演讲之后呢，我们特别想了解，在演讲当中您一一列举的这些大师级的人物，您个人最欣赏的是哪一位？
刘梦溪：我个人最欣赏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站在地上的人，陈寅恪，一个是站在天上的人，马一浮。陈寅恪先生，我觉得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史学大师，他是开辟性的人物，他不仅仅是学者，而且是大思想家。我研究他多年。还有一个人就是马一浮，马先生留下的著述不多，可是他的学术思想的高度和深度，很少能有跟他相比的。我曾经讲过，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是被称作新儒家的“三圣”的，如果说这三个人都是“圣”的话，我觉得马先生为学的本我境界，要高于熊先生和梁先生。当然有时候不太好比，可是我自己的偏爱如此。谢谢。
曾子墨：刚才呢您提到的陈寅恪先生，在演讲当中，您也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来强调陈寅恪先生，一直推崇一种学术的独立精神，那我记得，他曾经说过，他这样做呢，是希望所有的中国的文人能够走出那样一个老路子，就是“学而优则仕”。那今天您强调学术的独立精神，用意是在哪里？
刘梦溪：我觉得今天的学者，我不能不讲，在学风方面和20世纪的大师相比，存在的问题不少。因为高等学校是学术的重镇，以前的高校是没有钱的，现在突然发现，高等学校是可以赚钱的，甚至变成一个赚钱的机器，我觉得学术有一点滑坡，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学者们应该不被金钱所引诱，也不要被其他的因素所干扰，应该净守为学。所以我讲陈先生的这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觉得对今天是有针对性的。
曾子墨：那现在的学术滑坡，您认为更多的是制度造成的，环境造成的，还是学者本身个人的素质造成的？
刘梦溪：我觉得两方面的因素都有，这个世界诱惑太多了，甘心为学的人不容易，有的也有制度问题，比如学术体系的评价问题，人文学科不大好用量化的方式来评价的，可是现在很多研究单位，都用量化的方式，论文的多少来确立你的学术水平，你要用这个方式来确立，马一浮先生就不合格了，写的东西太少了，可是你不能否认他是真正的大师。
听众一：你好，刘先生，我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因为我所学的专业是中西文化比较，所以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您说的陈寅恪先生作为一位通儒，他又有过很长时间的留学经历，那么他是否受到了这个西方思想的强烈影响，那么尤其是具体哪一位思想家的影响？谢谢您。
刘梦溪：谢谢你的问题。关于陈寅恪先生，他的学术思想，是不是也受到国外学术的影响的问题，陈寅恪先生13岁就开始留学日本，后来还到哈佛大学留学，后来长时间在德国，我想他的思想里边，受到国外学术思想的影响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在哪些方面受了影响，学术界没有定论。像研究陈寅恪比较早的，写《陈寅恪传》的汪荣祖教授，他曾经提到，说陈先生受德国的史学家兰克的影响，可是具体的这个痕迹怎么复现起来，非常困难。我前些年在海德堡开过一次关于史学方面的会，在这个会上，我专门请教几位欧美的史学家，实际上他们也不能说得清楚。
陈先生的厉害之处在于，虽然长时间地留学国外，很难在他著作当中看到国外思想的痕迹。但也不是一点都没有，他在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的审查报告当中，有一个地方讲，说如果你对古人的学说缺乏了解之同情，你就不大容易发言。怎么样才能做到对古人的学说有真正了解呢？他提到，你得像艺术家那样，通过一些蛛丝马迹，那些残存的碎片，重建当时的结构。你看，“结构”这个词中国过去绝对没有的，“结构”这个词，显然是国外来的，因为国外就有结构派的史学。所以总的看，他是受了影响的，但难能之处在于，他很少在他的著作当中留下痕迹。但是，又不影响他是一个现代史学家。
听众二：刘先生，您好，我是来自武汉大学的本科生，这次千里迢迢来听您的讲座，刚才听了您的讲座，感觉确实是高屋建瓴，从中外古今，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把20世纪的学术大师之间的关系，讲得确实是清晰透彻，受到很多的启发。我这里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现在大家都说，目前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网络，出版产业的发达，导致知识的生产量剧增，以及我们的整个的教育体系，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到硕士、博士，有这样一个专业的链条，对人才的生产以及知识的吸收，另外在工作中，人们的这种工作压力也比较大，生活节奏比较快，那么就您所说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专才都很困难，我们怎么样成为一名您所说的通才呢？
刘梦溪：谢谢。你这么远道而来，真的谢谢你。在现在的这个社会背景之下，怎么样能够保持学问的单纯性，怎么能够产生通儒的问题，实际上这是我今天演讲透露出的困难所在。今天不容易产生通儒，可是假如一个社会没有通儒，只是一些专门家，它就不容易产生思想。当代，比如说刚故去的，前不久故去的，像费孝通先生，他就是一个思想家，他一生不停止思想，在晚年也没停止思想，我觉得他晚年提出的两个思想非常重要，一个是文化自觉的思想，还一个是“美美与共”的思想。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想产生通儒，知识储备固然重要，学者们历练自己的思想同样非常重要，包括增加自己的人文关怀，不仅在本专业领域里发言，还应该对社会、对人类发言，这样就容易产生思想家，也有可能产生通儒。
听众三：20世纪那些学术大师，以及往上数更加远的那些学术大师，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学与诗是不分离的，学与诗兼通。而现在呢，当下的学术界，我们一般的学者可能就没有这个传统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这些学者丧失了这种传统，是不是跟五四以来，我们放弃文言文作为我们的学术语言有关，因为文化表达跟语言是有关的，如果跟这个有关，我们五四以来所提倡的废弃文言文，只用白话文，对我们的文化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如何评价这个文化上的现象和实践？
刘梦溪：你这是很大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按照我的看法，我觉得现代学术大师，他们很多能写诗，当然写的不是新体诗，而是旧体诗。他们这样一种训练，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五四以来白话完全代替文言以后的语体书写方式的不足。当然白话代替文言，这个历史过程没法逆转，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没有问题。但现在重新检讨这个转变，我觉得我们对文言文的废弃有点儿太过于绝对了。文言是一种载体，文言这种方式可以增加文章的庄敬性。如果我们觉得中国人作为一种文化性格来讲，他有一些大家能够知道的特征，比如说对宗教信仰的态度，未免有一点马马虎虎。但孔子是非常强调“敬”这种精神态度的。宋儒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不论是二程还是朱熹，都提出了“主敬”的概念。提出“敬”或者“主敬”，都是想提升民族文化性格的庄严性。文言这种载体，它可以使文本方式庄严起来，所以古代一直有“临文以敬”的说法。在我看来，就是当前国家的重要文诰，重要的外交文献，如果带有一点儿文言，也会显得更加严肃庄重。我觉得文言不必全废。现代学者很多能诗，可以看作是对白话完全取代文言的代价的一种补偿。
曾子墨：中国的现代学术造就了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而他们也创造了许许多多不同方面的学术传统，在这当中，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正像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希望前人、前辈、大师们给我们留下来的学术传统，不要在我们的手中断裂，也希望在未来的中国的学术界，可以早一日地重塑大师。
（2007年12月15日下午2时，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播出“大师与传统”节目，此为现场全记录，略加整理）附录二|附录二我们该怎样向大师致敬——《解放周末》对话刘梦溪
一日痛失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学术泰斗，让我们的文化天空更添寂寥。
近来，追怀与省思汹涌不绝。更有来自网民的“中国从此再无大师”的感叹，叩击社会的文化情怀。
究竟，大师于我们的意义何在？我们该怎样向大师致敬？而“从此无大师”的背后，又隐含着这个时代关于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怀的怎样一种贫瘠与苍凉？为此，《解放周末》独家专访了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教授。
我们称他们为大师，不仅是专业成就独树一帜，而且因为他们有大智慧。
《解放周末》：这段时间以来，人们沉浸在一种追思与感喟中，追思两位同日辞世的大师季羡林、任继愈，感喟大师不再的时代苍凉。作为一名文化研究者，您最初知道二老故去的消息时，刹那是何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