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那天上午，我正在湖南参加两岸论坛，坐在我身边的张颐武教授给我看一条刚收到的短信，是季先生逝世的消息。当时我十分惊惋。今年3月我还带着季老喜爱的比利时巧克力和德国鲜奶酪去探望过他，没想到竟成诀别。我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到了下午，又有朋友告诉我，任继愈先生也过世了，比季先生早走了四个多小时。虽然两位先生都是望百之年，但当时心里仍然有难以言传的感受。
《解放周末》：尤其在一个大师紧缺的时代。
刘梦溪：是的，大师很少，所以倍感惋惜。而对他们最好的追思，我以为还是设法传承两位先生的学术精神和他们的德范。
《解放周末》：近年来，您对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作过不少观察与思考，研究的个案不乏大师级学者。在您看来，要有怎样的学识、精神、品格才堪称“大师”？
刘梦溪：大师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比喻性的概念，是对那些在某些领域作出令人景仰的杰出贡献的专业人士的一种赞美语词。英国哲学家卡莱尔在总结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大师之后，得出一段结论性的话：他们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式的人物，是芸芸众生踵武前贤、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他们是有益的伙伴，是自身有生命的光源，他们令人敬仰，挨近他们便是幸福和快乐。
相比之下，我们一些被称作大师的人物，内涵似乎略显单调而平面。原因是一个时期“大师”的帽子满天飞，成了一顶任意摘戴的高帽。而如今，人们又谈“大师”色变，“大师”几乎成了并不荣耀的称号。在艺术和技艺领域，把一些独到的绝活绝艺称为大师之作，是有理由的。人文学术领域荣此称号，要求则比较严格。流行与时尚，与学术大师无缘。但季、任两位先生在各自领域的建树都当之无愧堪称大师。
《解放周末》：他们的无愧之处，正是后人应当深深记忆并传承的。
刘梦溪：学术功底深厚是必然的。任先生是科班出身，家学甚好，为人为学极为严谨，一丝不苟。他立言正，言必中，德行谨饬。他的《老子新译》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由他主编、把关同时也参与写作的许多大的课题，如哲学史、佛教史、道教史等，影响深远，功德无量。任先生做的绝不是“挂名主编”。季先生我更熟悉一些，他的风范与任先生不同。他非常朴实、本分、本色，可他学问达致的深度为侪辈远远不及，且横跨诸多学术领域。比如吐火罗文，中国再没有第二个人，全世界也没有几人能懂，已是绝学。季先生勤奋惊人，在住进北京301医院以前，他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去图书馆看书、查资料。他手里没有不可用的资料，平凡与不平凡的经历和经验，都能够成为写作的素材，所以他能写出《牛棚杂忆》。
《解放周末》：学问之外，两位先生的治学态度更令人钦佩，这也是他们的学术力量之所在吧。
刘梦溪：学术大家的魅力是多方面的，为学的坚韧性、思想的正当性、胸怀的包容性和人格的高尚性，往往并存于一身。我们称他们为大师，不仅是专业成就独树一帜，而且因为他们有大胸怀、大智慧。有大智慧的人，德范必定也可圈可点。
《解放周末》：学问的深处，是做人的高度。
刘梦溪：是的，中国本来有做学问和做人相统一的传统。
《解放周末》：正如人们对季先生的一个评价：最艰难时也不丢掉良知。
刘梦溪：他从不忘师恩。人家批判陈寅恪，他一直保持沉默。他的许多文化随笔，问题意识很强，有批判精神。他最后几十年，与社会的公正和学术的良知始终保持心理和思想的联系。
学术和心术有关，做学问不要骗自己，不要骗读者，做到这一步，是有德，否则就是缺德。
《解放周末》：您曾断言，中国在近一二十年里人文学术出不了大师级人物。汉学家让-吕克·多梅纳克曾发问，是什么让中国与自身脱离。而我们想问的是，是什么让我们这个时代与大师脱离？
刘梦溪：大师级人物是大时代的产物，需要长期的文化积累。文化积累加上时代思潮的刺激，是大师产生的适宜土壤。20世纪前半期，历史转型，思潮激荡，古今中西重新开始对话，一批学富五车、心系家国的学术精英群体活跃在中华大地。严复、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熊十力、钱穆、张舜徽、钱锺书等，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季、任两位先生已经是晚一些的风流余绪了。
《解放周末》：是因为土壤变了质？
刘梦溪：的确，学术土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寅恪先生一生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曾经说过，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个人之间的观点交锋，不必芥蒂，但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然而，如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髓已非常淡化了，要重建这种文化精神不是一时能够做到的。
《解放周末》：例如学术上的“犬儒主义”，不敢把自己的真思想讲出来，唯恐得罪什么人。
刘梦溪：学术研究，如果不把真正的问题讲出来，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是做不成学问、搞不好研究的。只有保持学术独立，学者人格才会立起来。关键是学术要远离“商场”和“官场”。
《解放周末》：真正的大师都是以自己独特的思想立身。
刘梦溪：学术的诚信基础也在于此。季先生讲过，学术和心术有关，做学问不要骗自己，不要骗读者。做到这一步，是有德，否则就是缺德。
《解放周末》：现在学术也在追逐眼球与喧闹，出现了学术娱乐化、学者明星化的现象，学术腐败也屡见不鲜，而甘坐冷板凳的学者却越来越稀缺。
刘梦溪：现象后面是市场化对学术的浸染。经济应该市场化，社会却不能市场化，学术尤其不能市场化。“把大学推向市场”是再愚蠢不过的主张。学者市场化则是学者人格的异化。事实上，学术是不允许有特权的，做学问的人一定要遵守学术纪律，这是治学的通则。
学术归根结底是靠材料讲话，靠真理吃饭。学术本身应该成为学术的目的。王国维、陈寅恪大声疾呼的就是这一点。当年陈寅恪给北大历史系学生的赠诗：“天赋愚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说得也是这层意思。人文学术不能过分强调实用。强调实用就难免功利化，从而忽略了为学术而学术的真理性和神圣性。季先生说，“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问精不精”，大哉斯言！
更主要是文化信仰不能动摇。
《解放周末》：学术失范可以说是近年来社会功利化的一种表现，那么缺少出色的学术成果，很少有大著述，和传统文化的断层，和国学根底，是不是也有一定关联呢？
刘梦溪：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我多次讲过，20世纪的大师级人物得天独厚地具备两方面的根底，一是传统文化和国学的根底，一是西学的根底。国学根底，我们后来者不容易赶上了。西学根底，宋儒和清儒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我说那是乾嘉之后中国学术的又一个高峰期。当然，有高潮就有低潮，学术流变的路漫长而崎岖。
《解放周末》：传统的丢失，会带来心灵的迷失。
刘梦溪：会产生文化失重。当时的学人，由于传统文化和国学根底深厚，无论走遍几洲几洋，文化的根性都不改变，文化的自信力永不丧失。你看王国维、陈寅恪，穿着服饰绝不跟着时代潮流走。辜鸿铭就不用说了。当然更主要是思想信念和文化信仰不动摇。“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王国维的话，是何等信仰，何等力量。
《解放周末》：是否和学术体制也有一定关系？
刘梦溪：有的。现在大学、专业研究机构为了追求学术指标的“量化”，忙得不可开交。一年不知要填写多少数据表格。也许这对自然科学是必不可少的举措，但人文学术这样做，我颇表怀疑。数量其实并不是学术价值的基础指标。黄侃去世之前没有留下多少著作，但没有人怀疑他是章太炎之后无可争议的国学大师。
《解放周末》：对啦，您对国学大师的界定似乎比较严格，季羡林先生也未见您以国学大师相称。
刘梦溪：国学的概念炒得太滥，什么都成国学了。什么都成国学，就没有了国学。我比较倾向马一浮的国学是“六艺之学”的定义。这个定义的好处是直接可以和教育结合起来。不过即使认为国学是中国固有学术，其根基主要还是经学和小学。季先生的学问属于20世纪世界东方学这一块，是大师，但不一定称作“国学大师”。他几年前已经公开辞去，何必再强加给他。
还有全面的国家课题制，也不利于学术的发展。特别大的项目，集体制、国家制在所难免。但基本的学术方式，还应该以学者个人著述为主。个人著述能产生思想，产生有深度的著作，而且有学术个性。集体著述，往往是各种思想的妥协。
不能用商业目的来衡量一切，世俗化和商业化是学术的大敌。“国学”的商业化势必极大地损害“国学”。
《解放周末》：您到底怎样看目前的传统文化热和“国学热”？这些“热”的出现有合理的原因吗？
刘梦溪：长期的文化断层，长时间提倡和传统彻底决裂，使得自己的文化传统大面积流失。金耀基先生讲的，中国文化的命运是“20年代不想看，80年代看不见”，我认为是对文化传承状况的真实描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腾飞，文化传统的重建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这样的背景之下，传统文化热、国学热的出现，有其合理性。这是一种复苏与回归，就像人们开始崇敬学术泰斗、渴望国学大师，在大师离去时，全社会都寄予哀思。这种对文化的温情与亲近很可珍贵，可以看作是一次新的文化意识的觉醒。
《解放周末》：有人说现在的“国学热”是虚热，您的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