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以及王国维等老一辈学者他们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深知文化的慧命薪火承传不易，所以常怀孤臣孽子之心。今天，承继与重建文化传统更加困难，迫切需要有新的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
（写于1992年8月，载香港《明报月刊》）
礼仪与文化传统的重建
我们面对的是当代文化，而当代文化的构成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的范畴。它由众多的文化支脉组成。大的类分，其中有不少外国文化的成分，当然也有根基性的本土文化。外国文化方面，主要的是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文化影响，印度在古代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大（视作西天佛国），当代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则微乎其微。包括东南亚的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有限得很。韩国的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在增强。但当代中国的外国文化成分，主要是欧洲、美国和日本文化的影响。欧美日文化已经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商业领域和经常性的文本阅读。甚至包括传媒所影响的价值观取向，其辐射面主要在城市，但已逐渐波及乡村。当代文化的构成，作为根性的部分，是本土文化，即中华民族本身的文化，它主要表现为民族民间文化，例如生活习惯、节庆、饮食、婚丧嫁娶等，也就是文化学所说的小传统。
本土文化的大传统，问题比较多。大传统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我们当今的主流文化是什么？我们的大传统是什么？恐怕不大好回答。中国传统社会的大传统、主流文化，界线比较分明，可以认为儒家思想是传统社会大传统的代表思想，也可以说儒释道三家是传统社会思想文化的主干。道家、佛教，常常表现为民间形态，它们与儒家互补互动，在不同时期扮演不同的角色。但儒家思想所以能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的代表，成为大传统，在于它不仅是一种思想学说，而且是为全社会所遵奉的家庭伦理，成为维系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制度的制度化儒学。陈寅恪说的“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指的即是此义。
谈到中国社会的大传统，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当然中华文化是一个三千年或五千年不间断的文化，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文明传统的古国之一，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是当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发展史的时候，会遇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化系统，在一百多年前，在晚清，发生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大传统，特别是它的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核心价值观，陷于崩塌解体的境地。
这次历史性的文化危机是西方文化大规模进入造成的，是落差悬殊的不同文化系统剧烈冲突的结果。这次危机使当时有思想能力的人无不感同身受、忧心如焚，如郭嵩焘、李鸿章、张之洞、曾纪泽等晚清大吏，严复、康有为等思想家，都意识到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三千年、五千年或亘古未有的大变局。换言之，中国社会从晚清开始，走向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转型时期，其目标是最终在中国建构一个现代的文明秩序。到今天这个转型期也没有完结，从大的历史过程看，我们仍处于百年中国文化与社会的转型过程之中。
问题在于，晚清至五四很长一段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由于社会的变迁引起文化震荡，主流文化形态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与冲击，又是与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有关联的。传统不是凝固的，传统需要增添，需要更新，不时地批判和诠释传统，是文化流变的正常现象。但传统传衍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这个传统需要得到社会的广泛拥护。如果这个社会的时代精英一起站出来反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势必削弱传统在群众之中受拥护的程度。
五四反传统思潮对大传统的打击是致命的。对小传统的大破坏，则是五四过了五十年之后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这是一次以“革”文化“命”为目标的彻底摧毁传统的非理性的运动。五四反传统基本上是理性的运动。理性地反传统，是思想和思想的冲突，主要打击的是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大传统。非理性地反传统，是情感的发泄，直接遭殃的是民间文化、民间习俗和民间信仰。传统社会把“易服色”看成是文化礼仪变迁的大事，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全民乱穿衣，实际上是社会大“易服色”的历史时期。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是学问与知识的清理，纵使批判得过了头，也是有识之士的愤激；六七十年代的反传统，是无知者对传统的毁坏。
所以我们今天谈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有一个百年来始终存在而且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需要重新加以诠释。因为它曾经备遭摧残——大传统“花果飘零”，小传统一度“扫地以尽”。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问题，不能说已经获致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民间、文化界、学术界做了不少诠释传统、承继传统的努力，但大多数情况下也还只是恢复记忆而已，自觉地重建文化传统，尚未达成全社会的自觉共识。而且新的问题接踵而至，例如现在遍地开花、如火如荼地以“与国际接轨”相号召的开发与城建，对已是遍体鳞伤的文化遗存的破坏是难以想象的。北京晚上灯亮起来看着不错，白天你看看，已经没有多少三代帝都、文化名城的风貌了。原来的地安门东西大街、铁狮子胡同、十条，很有北京的文化味道，现在的平安大街，成了不伦不类的假古董。两广路倒是吸取了教训，不再建假古董了，但快速路两边的即使现代的高楼大厦，仍不会留驻商机。国外的一些名城，那里最有味道的地方往往不是高楼大厦、五星级酒店，而是一些很窄的老街和小巷子里的老店。
前不久流传一个坏消息，说要拓宽新华街至虎坊桥的街道，中间就是闻名中外的琉璃厂。拓宽了，东西琉璃厂“分离”，固有的文化味就失去了。尤其听说要盖一个现代的大楼，把邃雅斋等中国书店都搬进去，那就全变味了。跟这个问题相关的是文物遗存的保护问题，三峡工程还没有完成，现在又有规模巨大的“南水北调”，能不能换个地方，至少不从文物最密集的地区开水道？去年法国《费家罗》杂志刊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的文章，提出“是什么使中国和自身脱离”。今年又有外国友人担心：北京可看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中国的文化传统，一百多年来一直处于艰难的解构与重建的过程之中。这其中的问题多到不知凡几，但最成问题最为人所忽略也是最重要的，是代表一个民族文化秩序和文明程度的礼仪问题。中华民族号称礼仪之邦，但百年来西潮冲击、传统解体，我们已经没有了既承继传统又代表今天文明程度的诸种礼仪，包括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怎么跟人谈话，基本上都处于失序状态。不妨看看中小学生的所谓“校服”，全是些窝窝囊囊的运动装。校服有礼服的特点，衣料、款式应很讲究，节日，开学、毕业典礼以及国家重大庆典穿校服，平时穿家里的衣服，随意、多样，显得年轻有朝气。着装和人的体面、尊严是连在一起的，不可轻看。
我再举个例子，你看各种场合开会的会议桌的设计，无论大小，大都是中间有个空档。其实一张平面的桌子，要是中间没有空档，围坐的人彼此之间会感到更亲近，减少疏离感。我注意到，伊拉克战争期间普京会见德法两国总统，那张会议桌就跟一般家里的餐桌一样大，他们谈得很亲切。还有取名问题，由于“文革”的影响，很多人的名字都带有“文革”的痕迹，例如什么“文革”、“学青”之类。我认为应该允许反文化时代起的那些连自己都不喜欢的名字改名。还有重名之多，全世界绝无仅有。地名、街道名，也有同样的问题。名字是文化符号，古人的名字有名、字、号的分别，为了表示尊敬，往往讳名而称字。今天虽不一定这样讲究，取个好名字，还是必要的。至于称谓，如今的问题就更大了。过去一律称“同志”，现在“师傅”、“老师”泛滥。“先生”、“小姐”的称呼流行起来原是好事，但“先生”的称呼其实也大有讲究，现在用得不当的比比皆是。称呼的混乱反映一个国家伦理秩序的混乱。
鉴于上述种种，我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专门负责制定各项礼仪，并编撰国家的礼仪大典。中国传统社会，每一个新朝开始都要“制礼作乐”，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现在应该有条件把“制礼作乐”提到日程上来了。这需要各方面专家的参与，需要一条一条地制定出来，有繁的，有简的，针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场合。当然应该保持一定的弹性，礼仪不是法律。也不是全面恢复传统礼仪，而是制定不丢掉传统的现代社会的文明礼仪。编撰国家礼仪大典这件事，是个大的文化建设工程，需要耗费时日，但价值无穷。
中国文化里的一个空档，是较少有严格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信仰精神。宋儒提倡“主敬”，就是看到了这一层，希望给以补充。礼仪可以增加人伦关系的庄重性，可以重建人的尊严和社会伦理的庄严，应该是我们今天文化传统重建的重要一环。
（载2004年4月28日《光明日报》“文化周刊”）衣冠服饰和家庭伦理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都会聚交错于家庭和家族。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本位，靠血缘的纽带而不是用契约，把家庭与社会连接起来。
由此生成中国文化的一系列特质。包括重视家庭伦理，重视“孝”的观念。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书叫《孝经》，属于“十三经”之一。而且国家的政治伦理，也是从家庭伦理推衍开来的。所以《孝经》上说，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而孝的内核，缘于爱敬。所以刘劭的《人物志》说：“盖人道之极，莫过爱敬。是故《孝经》以爱为至德，以敬为要道。”
《孝经·天子章》援引孔子的话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对自己的亲人有爱，就不至于行恶于他人；能够敬自己的亲长，对他人也不会过于傲慢无礼。这样的人为官，就有益于民生社会。所以传统社会有“忠臣出孝子”的说法。曾国藩的一副名联是：“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耕田读书。”
大传统被时代精英检讨、反思、添加、融合的几率较多，因此相对变易得比小传统快一些。小传统则表现为地区与族群的风俗和习惯，是长期形成的，往往由一种集体无意识来维系，因此变易就相对缓慢。五四反传统，主要打击的是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传统礼教，对家庭伦理虽有抨击，并未造成根本伤害。
对小传统的大破坏，是五四过了五十年之后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这是一次以“革”文化“命”为目标的彻底摧毁传统的非理性运动。理性地反传统，是思想和思想的冲突。非理性地反传统，是情感的发泄，直接遭殃的是民间文化、民间习俗和民间信仰。更主要是把家庭伦理彻底破坏掉了。鼓励子女揭发父母、妻子揭发丈夫、学生揭发老师、同事揭发同事、朋友揭发朋友、街坊揭发邻里。“全民大揭发”的结果，不仅破坏了家庭伦理，社会伦理也破坏殆尽。我国社会长期传延下来的“爱敬”的美德，渐渐被遗忘以致无以为继了。
和“全民大揭发”颉颃而行的，是“全民乱穿衣”。女人穿男人的衣服、中学生穿农民的衣服、知识分子穿工人的衣服、工人穿军人的衣服……服饰错位，就是文化错位。“易服色”是一个社会文化礼仪变迁的大事。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全民大“易服色”，对民族文化性格的慢性损伤，是难以想象的。
1644年清兵打进北京，第二年南下打下南京。南下一路遇到强烈抵抗。于是发布“剃发令”，要求所有的汉人，在接到命令十天之内，必须剃发留辫。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所以顾炎武说，明朝的灭亡是“亡文化”。因为从此以后，我们华夏民族就没有属于自己的衣冠了。唐宋装很好看，日本借鉴去了。我们自己的传统民族服饰哪里去了？清朝的那种辫子文化，能够看作是中华民族衣冠服饰的正宗表征吗？
“文革”的“全民乱穿衣”，不仅是文化传统流失的表现，也是民族文化性格发生变易的表现。五十年前翻译家曹靖华教授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信哉斯言！
（载2012年3月19日《渤海早报》）
礼貌的意义有多大
我们常说，一个人要有礼貌。但礼貌的意义有多大呢？这要看礼貌关涉的对象和所影响的范围。
个人与个人，没有第三、第四或更多的人在场，礼貌与否，是否有欠缺，直接影响仅在彼此之间。但间接影响却不限于直接的对象，因为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家庭以及社会的网络。因此个人之间的不礼貌，好像得罪的是一个人，难免得罪的是一批人。至于群体的场合，众目睽睽，大庭广众，失礼的行为，代价就难以言传地大了。
礼貌和对错无关。不能因为自己是对的，就可以没有礼貌。相反，虽然是不对的，由于讲究礼貌，却可以使过失的损失面有所减少。所谓“得罪”了人，往往是由于礼貌不周或者失礼。某一场合，多人在座，迟来的一位，一面致歉，一面将带来的小礼品分送给各位。大家都拿到了，只有一位阙如。分送者如不作出恳切的解释，施以补救，就是明显的失礼。所谓宁可漏一村，不可漏一人，一人向隅，举座寡欢，就是这个道理。
失礼后果的大小轻重，与礼失的对象有关，也与场合有关。即如这个“漏一人”的例子，如果所漏者是一位豪爽阔大之人，很可能哈哈一笑，说没关系，周末请我吃龙虾罢。所以俗谓“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但如果是重要的场合，比如典礼，比如祭祀，比如国际间的外交活动，礼仪的周到或欠缺，就不那么简单了。历史上因为非礼或礼仪不周，引起大的争端的事情屡见不鲜。
礼貌和礼仪为什么如此重要呢？礼的精神内核，是一个“敬”字。孔子说：“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亦即在礼仪的场合，如果没有庄敬存在，就不值得一看了。孔子的弟子子夏也说：“敬而无失。”孟子说得更具体：“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离娄下》）人类社会和人与人交往中的所谓礼仪、礼貌者，无非有“敬”存焉。敬的取义，不仅是对他人，对施礼对象的尊敬，更主要是自己人性尊严和人格尊严的体现。
因此礼貌虽不无谦虚的内涵，却绝不意味着处处伏低做小，有时诚恳比谦虚更重要。问题是，你有尊严，人家也有尊严。只有维护别人的尊严，别人才能维护你的尊严。“敬人者，人恒敬之”，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