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的大的礼仪，自有传统的规制，循之可也。所以《尔雅》解释“训”字为“穆穆、肃肃，敬也”。还是一个“敬”字。礼貌则是个人的一种修养，待人接物，随顺自然，无不成礼。但世间的事，错综复杂，无奇不有。如果遇到突发的意料之外的情况，如何执礼呢？《周易》的“需”卦，对此有明示。“需”是《易经》的第五卦，主通顺，是个吉卦。连倒数第五的阳爻，即“九五”，也是停留在酒食里面的意思，仍然很好。但“上六”，即最上面的阴爻，便稍有麻烦。自己的家里突然来了三个不速之客，这可如何是好呢？《象传》告诉我们：“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应急之道，转危为安的办法，仍然是“敬”。试想，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有不速之客不请自来，而且是三位，怎样应对，可是考验主人的大智慧呵。如果处理不当，露出不耐烦的样子，甚而希望人家尽速离开，乃至下逐客令，结果就难以逆料了。
应对突发的紧急情况，不要忘了“敬之终吉”，不要忘了“敬而无失”。这也就是司马迁在《史记》的《礼书》中所说的：“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和谐安定和“恭敬辞让”有如许的关系，岂不慎哉，岂不慎哉！
（载2010年9月16日《渤海早报》）
《红楼梦》与文化传统
《红楼梦》是独特的，她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出现绝非偶然，是特定文化背景的产物。就像莎士比亚出现在英国、巴尔扎克出现在法国、歌德出现在德国、托尔斯泰出现在俄国，而不是互易其地一样，只有中国这块土地才能孕育出曹雪芹这样的伟大作家。
一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
广一点说，到清中叶为止的持续四千多年的中国古老文化，都可以看作是《红楼梦》产生的大的历史文化背景。长期的文化累积为文化艺术典范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当然还有明清之际的具体文化背景，这也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一部文化精品在这个时候出现，而不是出现在另外的时候。
清王朝虽以文化比较落后的部族入主中原，且经过明末清初的大动荡，给文化秩序造成的创伤不可言喻。但清统治者的特点，是不排拒汉族为中心的文化传统，甚至还以继统者自居。康熙中叶以后，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文化也开始复苏。到了曹雪芹生活的时代——清朝的康熙末年和雍正、乾隆时期，经济与文化呈现相对繁荣的局面，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包括是不是也有越是文化弱势的族源越需要用文化来装点门面的缘故，清统治者对文化典籍的重视是惊人的。仅康熙一朝，就有《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分类字锦》、《图书集成》等类书，以及《全唐诗》、《古文渊鉴》、《历代赋汇》、《唐宋元明四朝诗选》等总集的编纂。诚如清史专家孟森先生所说：“古帝王于一代之中，成就学林沾溉之书，多至如此，虽文治极盛之朝，未易相比。”（孟森著《清史讲义》，中华书局2006年版，页192）如果说清朝开国之初，满族的达官显贵于汉文化甚觉隔膜，因而朝仪宫规尚需阉侍一一指点，到康、雍、乾时期，则已实现了满汉文化的进一步融合，王公大臣及宗室子弟甘愿接受传统文化熏陶，无不以华夏文化正宗继承者自命。曹雪芹和他的家族，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中华传统文化的大背景，明清之际的具体文化背景，和曹氏家族的文化环境，这三者在曹雪芹身上合而为一了。
二传统文化的结晶
《红楼梦》是传统文化的结晶，里面渗透的传统文化的因子异常丰富。就反映生活的丰富性来说，确实可以称作传统社会的“百科全书”；就其所包含的文化因子来说，堪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汇。古典文学、艺术和技艺的各种形式，包括诗、词、曲、赋、歌、赞、诔、偈、匾额、对联、尺牍、谜语、笑话、酒令、说书、百戏、雕刻、泥塑、参禅、测字、占卜、医药，以及诗话、文评、画论、琴理，《红楼梦》中应有尽有，真可以说做到了文备众体。没有多方面的文化素养，绝写不出《红楼梦》这样的作品。
同样，读懂《红楼梦》，也需要相应的知识准备。这就是为什么五大古典小说中，《水浒》、《西游》、《三国》为一般读者广泛接受，而《红楼梦》更受知识阶层欢迎的原因。不仅仅是题材的问题，《儒林外史》写的也是知识分子，但接受起来比《红楼梦》容易得多。文化典范的生产和接受，需要作家和读者两方面都具备相当条件。当然，文学史上任何经受住时间检验的伟大作品，都是艺术杰构，无不是某一种文化的结晶；只不过《红楼梦》的品级更高，不仅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宝库。
《红楼梦》用很多篇幅描写18世纪中叶贵族社会的日常生活，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文化生活，如吟诗、作赋、猜谜、行令、品茗、绘画、下棋、抚琴、说书、观戏、斗草、簪花、游园、宴饮等，都是当时社会上层的文化活动。饮馔一般应是物质的享受，但在《红楼梦》里已有所变异，已经升华为一种艺术，成为文化活动的一部分。第三十八回宝钗协助湘云做东，请贾母等吃螃蟹，是和游园、赏花、作诗结合在一起的，艺术价值超越了实用价值。第四十回贾母给史湘云还席，场面尤其奇特，不直接写吃的食物如何，而是以细致的笔触，大写相关陈设和次序——这里凤姐已带着人摆设整齐，上面左右两张榻，榻上都铺着锦裀蓉簟，每一榻前有两张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叶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圆的，其式不一。一个上面放着炉瓶，一个攒盒。一个上面空设着，预备放入所喜食物。上面二榻四几，是贾母、薛姨妈，下面一椅两几，是王夫人的，余者都是一椅一几。东边是刘姥姥，刘姥姥之下便是王夫人。西边便是史湘云，第二便是宝钗，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宝玉在末。李纨、凤姐二人之几设于三层槛内，二层纱橱之外。攒盒式样，亦随几之式样。每人一把乌银洋錾自斟壶，一个什锦珐琅杯。
作者通过对这些精致的陈设和饮食用具的描写，以及座次排序的一丝不乱，是要表现饮馔方式的雅趣和进餐时的款仪，而不是在于所进食物的本身。这种写法衬托出贾府的饮食过程不仅是为了满足人的日常需要，而且是丰富的艺术享受和生活礼仪的展示。而接下去大写特写的热闹非凡的牙牌游戏，则将饮食与文化娱乐结合了起来。
第七十一回贾母八旬大寿，荣宁二府齐开筵宴，宁府请官客，荣府请堂客，以及各种形式的家宴，前后持续一周，还穿插着观戏等活动，但重点是凸显排场和礼仪，总离不开文化的内容。按《红楼梦》里的菜谱进行烹调，甚至开一家餐馆，用贾府的菜单招待顾客，这样的“红学家”兼实业家从来不乏其人，但成功者了了。原因在哪里？就在于《红楼梦》里的饮馔，观赏价值多于实用价值。曹雪芹一方面把艺术生活化了，另一方面也把生活艺术化了。谓予不信，刘姥姥赞不绝口的那种“茄鲞”，谁按料如法做一个试试看？恐怕难以成型，难以入口，且不说能否上得席面。
三人物的文化性格
《红楼梦》渗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不仅表现在大量对文化生活和文化活动的直接描写之中，更主要是书里面的许多人物，集中代表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中国长期是一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三纲五常”是维系社会道德秩序的基本纽带。单独的个人在传统社会简直无以立足，只有在人际关系中才能见出一个人的性格。
《红楼梦》中的各色人物，均围绕贾府这一大家族旋转，纵横捭阖，互相勾连，生出无穷事故。文学作品里的人物犹如生活中的人物一样，彼此互为依存，自是常理，但像《红楼梦》这样，把人物之间的关系编织得如此细密，各自都在自己特定的位置上活动，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无你即无我，同时也无他，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境地，其他小说中并不多见。所谓“晴”为“黛影”，所谓“袭”为“钗副”，既是写人物的一种手法，又是同处一家族环境中人物性格的相斥相融的审美类分。书中的众多女子，各有不同的文化层次和文化内涵，高低、贵贱、雅俗、文野，彼此互为区别。
贾家四姐妹，以探春的文化内涵最突出，元春、迎春、惜春次之，但也不乏优良的教养，只是各有偏长罢了。同是服侍主子的丫环，袭人、紫鹃、平儿、鸳鸯，地位相当，个性互不相同，但性分教养中又都有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共同的一面。她们自己虽然不能读书识字，却有一定的文化教养，完全是环境习染所致。即使是雪雁、麝月、莺儿、翠缕、玉钏等小丫头，耳濡目染，也无异于“郑家诗婢”。
文化是个大概念，不独阅读、学习书本知识是文化，言谈、行为、举止、待人、接物、仪表、服饰，都反映一个人的文化风貌。刘姥姥误把平儿当做凤姐，不单是看见平儿遍身绫罗，插金带银，恐怕也和平儿的举止不凡有关。就连与诗书无缘的凤姐，心机、锋芒、手段固然胜人一筹，甚而有撒泼打滚、胡搅恶骂的表演，另一方面也极善处理老幼尊卑各种复杂的关系，反映出大族固有的文化教养。贾母说：“我喜欢她这样，况且她又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贾母说的“高低”，就是指处理人际关系需要掌握的“度”，也就是象征文化教养的“礼”。所谓“礼出大家”就是指此而言。凤姐的一个侧面，是不知书却能达理。
当然，文化素养最高，不仅在《红楼梦》中出类拔萃，置诸青史亦光辉熠熠的，是宝钗和黛玉，这是两个古典文化熔铸出来的艺术典型，而又分别代表着“礼”和“诗”两个不同的文化流脉。就传统文化的功能和作用来说，诗和礼是统一的，就其表现形态来说，二者又有所不同。《礼记·乐记》写道：“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前者可为黛玉写照，后者可为宝钗拟形。一个是艺术精神，一个是道德精神，共同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贾家被作者称作“诗礼簪缨之族”，和钗黛二人这样的文化性格完全能够谐调起来，可谓有斯世，有斯家，方有斯人。
宝玉是作为传统礼教的不谐和音出现的，他的思想、性格、言论、行为常常与当时社会的伦理秩序格格不入。但他并没有离开民族文化的精神土壤，相反，他身上溶解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的因子。按书中所写，宝玉的故事大都发生在十三至十五岁之间，一个十足的少年，其幼稚之处人所共见。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宝玉也有相当成熟老练的一面。例如对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他颇能应付自如，而且不是运用手段，已经变成一种修养，一种文化性格。他遇事谦让，从不为自己争什么。作诗，总是说自己的不好。对人则充分体谅，不仅对女孩子，对同族兄弟也敬恕有加，不愿因自己的特殊地位给别人造成难堪。
第二十四回写宝玉给贾赦请安，邢夫人让至上房，同坐一个坐褥，又用手百般摩挲抚弄宝玉，使贾环看了大不自在，使眼色相约贾兰离去。宝玉见此情景也起身告辞，表示要一同回去。这就是“知礼”的一种表现，说明他不自恃特殊，冷落别人。第二十五回贾环故意推翻蜡灯，烫伤了宝玉的脸，王夫人大发雷霆，把赵姨娘和贾环痛骂了一顿。宝玉说：“有些疼，还不妨事。明儿老太太问，就说是我自己烫的罢了。”则又表现出宽仁慈厚的恕道。第三十三回挨打以后，袭人把这一事件和薛蟠联系起来，宝玉立即制止：“薛大哥哥从来不这样的，你们不可浑猜度。”第六十六回柳湘莲向宝玉询问尤三姐的品行，宝玉说：“你既深知，又来问我做什么？”不作正面回答。这些地方都见出宝玉性格修养有度的一面。包括对信念的执著和在强力面前的无可奈何，也都渗透着民族文化的某些特性。
《红楼梦》中许多人物，二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能在生活中看到他们的影子，原因无非是中国人的文化性格里面有易时而通的恒在性。
四赏会艺术的妙悟神解
中国传统的艺术鉴赏理论，崇尚妙悟神解，相信“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艺术作品的客观物象固然无法回避，但在创作主张上更突出意境和意象。《文子·道德篇》说：“上学以神听之，中学以心听之，下学以耳听之。”被列为“上学”的“以神听之”，就是通常所说的“心领神会”，也就是妙悟。
艺术的表现和表达，也务求简约，经常点到为止，不求穷尽而留有空白，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它的极致是司空表圣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又和“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的老庄哲学，以及佛教的禅学互为表里。形诸文学批评的概念，大都具有比喻性、象征性、不确定性，如气、韵、格、调、风、骨、神、味等。这些特征，我们在《红楼梦》中都可以复按。
这里不妨以第二十三回“牡丹亭艳曲惊芳心”为例略加分析。这一回先写宝玉和众姊妹搬入大观园之后的欢乐情景，接着写宝玉的苦闷，所以让茗烟到坊中买了许多古今小说、传奇脚本。然后是宝、黛在沁芳闸桥边共读《西厢》，借书中张、崔的缠绵语词来传递初萌的爱意。
正在这时，袭人传贾母命叫宝玉去看望贾赦，于是黛玉一个人便觉闷闷的——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边，只听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呢。只因林黛玉素习不大喜看戏文，便不留心，只管往前走。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道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又听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想毕，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又侧耳时，只听唱道：“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亦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又有词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
我们应该感谢《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他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惟妙惟肖的艺术欣赏达到共鸣的图画。不仅写出了共鸣现象本身，还写出了由欣赏达到共鸣的全部过程，就中包括艺术领悟和艺术理解的各个层次。
开始是听者无心，两句戏文不过偶然吹到耳内，黛玉仅仅感到“倒也十分感慨缠绵”。听了“良辰美景奈何天”两句，才“点头自叹”，意识到戏里也有好文章，但想到的是“世人”，没有和自身联系起来。接着听了“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两句，黛玉“心动神摇”，渐渐进入到了欣赏艺术的境界。随后又进一步，由“心动神摇”到达“如醉如痴”，不能自持，竟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反复咀嚼戏文的滋味。至此，林黛玉作为欣赏者已经完全为汤显祖的戏曲艺术所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