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里有一位老工友，退伍军人，我们称他为张伯伯。春节以前，我要到大陆的杭州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张伯伯听说以后，就来找我，说有事要请我帮忙。
张伯伯给我看一件好旧好旧的棉袄，他显然早已不穿这件旧衣服了，但是看起来这件棉袄却有十分特别的意义。
张伯伯曾经参加过一场大会战，当时战况非常惨烈，张伯伯经常活在饥寒交迫，既无粮草，又缺弹药的情况之中。
一天在战场上，他看到一个被打死的解放军士兵，他腰上有一个水壶，张伯伯就跑去拿这个水壶。在张伯伯设法解下水壶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小兵还带了不少的干粮。
天气越来越冷，而小兵穿了一件很好的棉袄。张伯伯认为小兵已经死了。他就剥下这件棉袄，穿在军服里面，他甚至还将这位小兵的鞋子也据为己有了。
张伯伯说，如果不是这件棉袄以及那个小兵的水和干粮，他可能会冻死，也可能因为缺水缺粮而死在战场上。所以他一直带着这件棉袄，因为他一直对棉袄的主人心存感激。
张伯伯突围以后，在棉袄里发现了棉袄主人的名字和家乡，这位小兵的家人将他的名字和住址写在一张小纸片上，而这张小纸片就塞在棉袄内部的一个口袋里，小兵的名字叫做李少白，他的家乡是浙江省白际山里的一个小村落。
虽然张伯伯对李少白心存感激，但始终没有同他家人联络。当时他自己只有十九岁，他的感觉是李少自死的时候也只有十几岁。张伯伯来台湾虽然一开始也很苦，可是现在孙子已经在念“清大”的电机系，他虽然过得很好，却一直记挂着李少白的家人，不知道他们生活得怎么样。他给了我一笔钱，叫我带到大陆去交给李少自的家人，他说大陆乡下人多半住在老地方，我应该找得到这个地方的。
张伯伯请我务必告诉李少白的家人，他绝对和李少白无冤无仇，他家很穷，当兵是迫不得已的事，当时他也弄不清他为什么要打共产党，他也相信李少白和他一样，一心一意只想早日打完仗，好回去耕田。他说：“我们都是小老百姓，我们小老百姓之间是没有仇恨的。”
杭州开完会以后，我就去白际山了。我们开会的时候，我逢人就问白际山怎么去，没有一位知道。我只有自己想办法，换了好几种交通工具，最后包了一部汽车往白际山上的那个小村落驶去。
李少白的老家在山上，说实话，这里不仅落后，而且也相当荒凉，上山的公路颠得厉害，一路上看不到几户人家，汽车更是几乎完全看不到，偶然可以看到公共汽车带人上下山。因为是冬天，所有的树木都没有叶子，这部汽车似乎没有什么暖气，亏得我穿了一件羽毛衣，再加上当天有太阳，我还不觉得太冷。村庄到了，我东问西问，居然找到了李少白的家。乡下人很少看到汽车来访，纷纷出来看我这个不速之客是何许人也。
这个家似乎人很多，其中有一位长者，他行动不便，必须靠拐杖才能走路，他招呼我坐下。我忽然紧张了起来，不知该如何启口。
我结巴巴地将张伯伯的故事讲完，也完整地转述了张伯伯那段“小老百姓彼此无冤无仇”的谈话，最后我拿出了那张已经发黄了的纸片，上面有“李少白”三个字。
老先生将那张纸片拿去看，整个屋子的人鸦雀无声，都在等他说话。老先生的手有一点抖，他看了这张纸片以后，终于说话了，他说：
“我就是李少白，我没有死。”
故事是这样的，李少自在前一天的战斗中被一枪打中了大腿，当场就完全不能动了，一步也不能走，连爬都不能。他的连长找了两个人，将他放上了一个担架，盖上一床棉被，叫这两个人将他送到后方的一个医护站去。
李少白有一个伙伴，在李少自快离开的时候，这个军中伙伴要去了他带在身上的水壶和干粮，因为后方不会缺水缺粮的，李少白不仅给了他水和干粮，也给了他棉袄和鞋子，他反正短时间已经不可能走路，而且棉被也够暖。他完全没有想到他的伙伴第二天就阵亡了。他虽然到了医护站，却成了残障者，走路要靠拐杖，解放军给了他一笔钱，叫他回家。
他有时也曾想到他的那位伙伴，但不知如何和他联络，今天才知道伙伴早已离开了人世。
李少白的一番话，使我不知该说什么，我决定不提张伯伯托我带钱来的事，因为我担心老人家会怕触霉头，还好李老先生打破了僵硬的气氛，叫人弄来一大碗热腾腾的粥，也弄来了一些小菜，招呼我吃。我吃得津津有味，从来没有想到可以用粥来招待访客。
老先生问我张伯伯在台湾生活的情形，我告诉他张伯伯在军中时当然很苦，退伍以后，生活稍为改善了一些，最近是很舒服的了，不愁吃，不愁穿。
老先生说他苦了一辈子，因为他是个农人，却不能种田，亏得他太太始终对他非常好，他的家人也一直没有嫌弃他。
我告诉李老先生说张伯伯的两个儿子都是工人，但孙子都受了良好的教育，其中有一位还是新竹“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学生。
老先生一听到这些，忽然兴奋了起来，他说他的儿子们都是农人，但有一个孙子快上大学了。这个孙子极为聪明，县政府给他奖学金，使他能到城里的高中去念书，他今年高三，模拟考的分数非常高，一定可以进入重点大学，现在是寒假期间，孙子出去了，虽然不在家，但马上就要回来了。
总算看到了这个聪明的小子，他说他的分数应该可以进北京清华大学的电机系，我劝他万一进不到清华，进入交大也相当好了。这位年轻人对我这位来自台湾的访客极有兴趣，他透露了他的一个愿望：听张惠妹的歌。他告诉我他的宿舍里有张惠妹的海报。
我灵机一动，将我的羽毛衣脱下来，送给了这位年轻人，我这件羽毛衣极为漂亮，是我太太买给我的，我太太很怕我有糟老头子的模样，所以经常替我买一些穿起来很帅的衣服，可惜我已白发苍苍，再帅的衣服，穿在我的身上就不帅了。
年轻人立刻穿上了这件羽毛衣，果真奇帅无比，他说将来一定要在清华园里穿这件衣服照一张相。而我呢，脱下了羽毛衣，忽然感到了一阵寒意。李老先生看出了这点，他去屋里找了一件棉袄送给了我。
老先生和我道别，他叫我转告张伯伯多多保重，也叫我问候张伯伯的家人，希望大家都能安居乐业。
棉袄又跟着我漂洋过海，我见到了张伯伯，他很高兴李少白现在生活得很好，但是他对于那位不知名的恩人心里有无限的亏欠之情。
我无法劝他看开一点，我没有经历过那一场可怕的战争，也许无法了解老兵的想法。
张伯伯在新竹“清华大学”念书的孙子正好来看爷爷，他一眼就看上了那件大陆乡下人穿的棉袄，苦苦哀求我送他，我发现他穿了那件棉袄，的确很酷。
看了这位台湾年轻人的样子，我立刻想起了那位即将在大陆上大学的年轻人。
真羡慕张伯伯和李老先生的两个孙子，他们都有好的前程，他们如果相遇，一定是在非常愉快的场合，也许会在张惠妹的演唱会，也可能是在一个行业的会议中，他们绝不会像他们爷爷们那样，在寒冷的战场上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