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美学解释的方法，是历史形成的，从当代流行的文艺美学方法中，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有影响的方法：（一）社会的历史的方法，这一方法，偏重从社会历史事实出发，强调审美与现实历史生活的内在联系；（二）心理描述的方法，这一方法，偏重描述人的各种审美心理活动，由于心理学的多样性，普通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方法都可以用于文艺美学解释；（三）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这一方法，偏重从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视角，把人的审美活动与原始文化经验联系在一起，对审美发生进行新的解释；（四）审美鉴赏的方法，这一方法，立足于具体的艺术作品，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品鉴获得美感享受；（五）哲学逻辑的方法，这一方法，偏重概念的分析，同时，把审美活动的诸逻辑环节，按照逻辑学原则进行分析论证；（六）科学分析的方法，这一方法，强调运用新的科学观念，从科学的思维出发，去解释人的现实审美活动，包括工业化的审美制造活动。这些方法，都具有一定的思想效力，如果要真正形成思想综合的观念，我还是主张“诗性综合的解释方法”，因为“诗性综合的解释方法”，完全可以包容以上这些思想方法。这一方法，我在《文学的诗性综合解释方法的理论价值》一文中，进行过具体论证，参见《东疆学刊》2003年第4期。对于学者来说，选择诗性综合的解释方法，是最中庸的方法，但是，对于思想者来说，他们宁可走极端，也不愿选择思想综合的方法，他们要开创新方法带来新观念，而不是综合调和已有的方法。事实上，在美学思想史上，很少有综合调和的方法，大都是以个人的方法原创性来表达新思想观念。“诗性综合解释方法”，从根本上说，是接近现象学的方法，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文艺美学活动的价值，我在这一方法的基础上形成了文艺美学的“诗思综合解释方法”。
西方文艺美学思想史，是方法论寻求的历史，也是方法论开创的历史。不过，西方文艺美学思想，在现象学之前，局限于哲学心理的方法与诗思同一的方法，真正赋予这两种方法以科学特色的，就是“现象学的方法”。为什么说现象学的方法是能够充分运用的文艺美学解释方法？我们不妨进行方法论的思想史寻踪。先要明白的是：诗学、艺术学或美学到底要寻求什么？诗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释诗歌的思想与形式，规范诗歌的意义与价值，寻求诗歌的合理解释与真正理解；艺术学的功能也是一样，因为它们的对象就是为了解释文学艺术，对象明确，故而，思想方法具有确定性，即“以诗解诗”，以诗思综合的解释方法，最能深刻地理解文学艺术的全部价值。虽然诗学史上的解释方法也是各执一词，但是，诗思综合解释方法的包容性，决定了诗性解释与思想解释的根本地位。美学的对象，类似于诗学和艺术学的对象，但是，美学承担着思的任务，它的解释对象不是单一的，它的任务是“思想”美的价值与意义，“思想”美的创造与精神。美与存在一样，是生活的本质，与自然和真理一样，也是思想的任务，只不过，美的思考不如“真”和“善”那样，具有功利的价值；美的思考，更多的是为了自由的价值。通过美学的系统反思，我越来越意识到：美学绝对不是一个艺术认识和判断问题，虽然艺术认识与判断在美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审美解释学的任务，更应是一个生命价值与文明价值的反思与判断问题。
正因为如此，美学方法就不能是外在的解释方法，而必须涉及存在论的根本问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那、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等等，一直在寻找美学解释的根本方法，或者说，他们并没有专门为美学寻求什么特殊的方法。他们就是从哲学高度来探索美学，哲学的方法，就是美学的方法，反过来说，美学的方法，也就是哲学的方法，这一发现本身，应该给予我们一些启发。美学是一个关于“思”的问题，这是哲学解释方法的基本选择。真善美，是思想的根本问题，它与自由、平等、正义等观念，一同构成人类的“六大基本概念”。从西方思想史来看，真善美有两条解释道路：一是哲学的解释道路，一是宗教的解释道路。对于哲学家来说，美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主要致力于“美的分析”，而没有涉及美的创造和美的体验问题，其实，这也是“美”有别于“真”和“善”之处。“真”是科学的问题，它不需要哲学家的创造；“善”是实践伦理问题，它是每个人的生命信守，也不用哲学家实践。相对说来，“美”的创造既涉及个体自身的修养问题，也涉及自由创造问题，它不像科学创造那样难，也不像伦理实践那样严格，所以，如果不进入到美的实践中去，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美。美要求人们不只是要解释，要创造，更要把它看作是文明自身的本质。
这一方面对传统美学方法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对美学进行新的反思。事实上，从美学意义上说，仅有对美的分析与解释是不够的，甚至可以说，“一千次审美解释比不上一次审美创造”，审美创造更能传达美，理解美，言说美的本质。“柏拉图—康德”意义上的美学，把分析与理解作为美学的根本任务，但是，仅有对美的分析与思辨，而没有对美的真正创造。黑格尔对艺术的美有着自由的理解，但他又把美学只看成是艺术，这严重影响美的真正价值的发掘。“柏拉图—康德”的思想是正确的，美涉及至善问题，也涉及自然与自由问题，他们从本体论上确认美的意义，但是，他们的目的论，还是比较多地考虑神学目的问题，当然，康德也涉及了审美的人类学目的，他把“审美向文化生成”和“自然向文化生成”看作是审美的根本目的所在。
诚然，康德的思路是正确的，但他未能考察美的体验与创造问题，也就是说，他从理性上对美的本质进行了深刻把握，依然与真正的美的创造保持着距离；或者，美的丰富复杂的内涵需要更深入具体地探索，这就需要方法论上的变革。无论是神学方法，还是思辨哲学的方法，无论是认识论的方法，还是本体论的方法，都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也就是说，既要揭示心理，又要探索本体，既要面对审美对象，又要直面审美本体，这可能不只是美的问题，也是真善美的探索要共同关注的问题。现象学的方法的形成，开辟了崭新的思想路径，因为文艺美学从根本上说就是审美体验问题，也是生命价值确证问题，涉及心理经验的诗意描述，所以，现象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从胡塞尔的立场上说，现象学主要致力于解决几个根本性问题，即，把现象学看作是纯粹心理学，确立它的经验领域、它的方法和它的作用。它寻求纯粹的自然科学和纯粹的心理学之间的类比，“将经验的目光朝向我们的心灵之物，这种朝向必然是作为反思，作为对原先朝向其他事物的目光的转向来进行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反思，我们不是去把握事情、价值、目的、有用性，而是去把握它们在其中被我们‘意识到’，对我们在最广泛意义上‘显示出来’的那些相应的主观体验”。倪梁康选编：《胡塞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343页。“我们不仅可以通过自身经验，也可以通过陌生经验来了解心灵生活。这个新鲜的经验来源，不仅提供与自身经验类似的东西，而且还提供新的东西，只要它合乎意识地论证‘自身之物’与‘陌生之物’的区别，以及论证对我们所有人而言的共同生活，特别是经验。恰恰是这种论证，为人们提出了一项任务，即从现象学上根据所有相关的意向性来说明共同生活。”倪梁康选编：《胡塞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344页。在这里，胡塞尔对主观体验的重视，强调了个人性经验的特殊地位，同时，他也强调意向性问题的重要地位，即从意向性出发理解共同生活的价值，意向性是现象学的根本问题。正视个人性经验，又为共同性寻求价值支撑，这正是现象学方法的意义。从审美实践意义上说，它有助于建立文艺美学的思想立法，因为立足于个人性并能寻求共同性的现象学方法，正是文艺美学所需要的，也是文艺美学解释的价值所在。
现象学相对设定了纯粹心理之物的封闭领域：“现象学还原”和“真正的内在经验”。胡塞尔指出：“现象学的心理学的观念，是包含在整个产生于自身经验以及产生于奠基自身经验之上的陌生经验的任务范围中。”“人们需要有一种能通向现象学领域的方法。这种‘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因而是纯粹心理学的基本方法，是现象学心理学所具有的所有特殊理论方法的前提。”倪梁康选编：《胡塞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345页。“每个心灵，不仅包含着它的杂多意向生活的统一，而且包含它作为一个客观朝向的所有那些不可分割的意义统一。与这个生活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是在这个生活中体验着的自我主体，它是一个同一的、集中了所有特殊意向性的‘自我极’，是它在这个生活中形成的各种习惯的载体。”倪梁康选编：《胡塞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347页。“如果现象学的还原，已打开了通向现实的以及可能的内在经验‘现象’的通道，那么，奠基在这经验之上的‘本质还原’的方法，便打开了通向纯粹心灵的总领域的不变本质形态的通道。”倪梁康选编：《胡塞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348页。显然，胡塞尔对现象学方法的强调，涉及交互主体性、意向性活动、体验时间域等基本问题，正视了审美意识活动的几个基本问题。
按照胡塞尔的理解，现象学的纯粹心理学系统的建立，要求以下几点：（1）描述那些包含在一个意向体验的本质中的诸统一，包括综合的最一般的规律。在此，意向性活动或审美活动的规律可以得到理解与说明。（2）研究意向性与意识活动。即研究那些带着本质必然性，必然或者可能在一个心灵中出现的意向体验的个别形态；与此一致，研究与此相关的综合类型论，包括连续或不连续的综合，有限封闭的或在开放的无限中持续的综合。在此，意识的活动与意识的中断，意识的活动与意向性对象的关系，也可以得到深入解释。（3）对整个心灵生活的总形态进行指明，并进行本质描述。这个总形态，是指总的“意识流”的本质类型，由此，可以将人的体验活动与意识活动进行具体描述和深入体验。（4）“自我”这个称号，就其所包含的“习惯”的本质形式来看，它标志着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即自我作为恒常的信念（存在信念、价值信念、意愿决定等等）的主体，作为具有习惯、具有良好的知识、具有性格特征的个人的主体。由此，可以突出审美主体在现象学认知中的重要地位。说到底，就是意向体验的共同性与个别性、意识流活动的全过程、自我意识活动的反省，这几个问题，都是文艺美学所无法回避的。
从胡塞尔的理论实践，可以看出：现象学特别关注现象学的心理学和先验的现象学。按照胡塞尔的理解，“先验问题的本质意义中，包含着它的普遍性，世界以及所有研究这个世界的科学，在这个普遍性中成为可能。先验问题，产生于对那种‘自然观点’的普遍改造，现在整个日常生活和实证科学，都仍停留在这种观点之中”倪梁康选编：《胡塞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351页。。先验问题，虽然带有一定的神秘性，但是，它也揭示出在审美活动中，个体经验固然重要，不过，审美活动的普遍共同性原则还是可以建立，它不以个体意志与个体选择为转移。“如果我们在自由想像中变更我们的事实世界，将它过渡到任意的可想像的诸世界中，那么，我们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变更我们自己，因为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周围世界；我们将自己变为一种可能的主体性，它的周围世界，便是被想像的那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可能的经验、可能的理论明证性的世界，是这个被想像的主体性的可能的实际生活世界。这个变动，显然，没有触动那些纯粹观念的世界，即存在于本质一般性之中、其本质包含着不变性的那些世界；但是，认识着这些同一性的主体的可能可变性却表明，这个世界的可认识性，即它们的意向关联，不仅仅涉及我们的事实的主体性。”倪梁康选编：《胡塞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353页。意向关联与意向主体性，得到充分的理解，审美现象学经验，就能得到自由地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