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的清醒与坚守：王瑶的意义3学术研究的清醒与坚守：王瑶的意义重读20世纪80年代有关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与论著，特别引起我注意与思考的，是王瑶先生和其他几位前辈，李何林先生，唐先生，田仲济先生，贾植芳先生，钱谷融先生……在“文革”结束以后的学科重建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些前辈学者不仅是我们学科的奠基人，而且是80年代学科重建的学术带头人，在学科发展的两个关键时刻———开创时期与转型时期，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也是我们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幸运：引领我们学科的是这样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者、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有着学贯古今中西的学养，而且都是五四精神的传人，这就不仅保证了我们这门学科的健全发展，而且为后来者树立起了一个极高的学术与精神的标尺。
在我看来，这是由我们这门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现代文学始终是在古今中外的关系中获得发展的，这就要求它的研究者必须具有学贯古今中西的学养；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魅力，就是它始终贯注着以五四为开端的现代精神，为卑琐的欲望所役的研究者无论打着怎样时髦的旗号，于现代文学始终是“隔”的。
反观我们当下的学术研究，在充分肯定我们一直在前进，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时，就必须承认，我们还有很多不足，而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出在这两个方面：学养的不足与精神的不足，也就是底气的不足。我曾对北大一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作了这样的评价：“精细有余，大气不足”，指的就是学术境界还不够“大”，这是和知识结构与精神气质直接相关的。事实上，这位学生的论文是写得相当不错的；或许正因为如此，我才对他作出了这样的“酷评”，也算是高要求吧。而更多的那些粗制滥造之作，那些平庸之作、格调低下之作，就更不用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说了。
因此，为了学科更健全的发展，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和学习前辈开创的学术传统与精神传统，以增强我们的底气。
这样说或许有点大而空；下面就具体地来讨论：王瑶先生在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是如何发挥他的学科带头人的作用的，因而为我们留下了怎样的学术与精神遗产。据我这次重读他当年的讲话与论著的感受，他主要抓住了三个环节。
学科基本理念
首先是建立学科的基本理念。这方面，他又抓住了两条。一是“现代文学史”的性质和特点，即“学科的质的规定性”。他在1980年学会第一次年会即包头会议上的报告《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随想》上，即明确指出：“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是以文学领域的历史发展为对象的学科。”———在我看来，这应该是我们这门学科性质的经典定义，王瑶先生这篇报告也应该成为学科发展史的一个纲领性的经典文献。樊骏先生曾经说过，新时期我们学科的许多重要发展，都是由此而引发的，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这次会议所要讨论的学风问题、史料问题，也是与这样的性质确定直接相关的。而我们今天来检讨学科发展的种种不足，对学科性质理解上的混乱，自觉不自觉的背离，恐怕也是带根本性的。
王瑶先生所关注的第二个基本理念问题，是“现代文学”的性质。他在1983年所写的《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回顾与现状》一文中，充分肯定了“文学现代化”的概念，并作了这样的阐释：“它包含了文学观念的现代化，作品思想内容的现代化，作家艺术思维、感受方式的现代化，作品表现形式、手段的现代化，以及文学语言的现代化等多方面的意义，并且把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倾向与艺术表现、形式统一为一个有机整体。”应该说“文学现代化”概念的提出，是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这个学科对现代文学的性质认识的时代水平的，它所带来的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与开拓也是明显的。90年代以来，这一概念又有了新的发展，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这在学科发展中都是正常学术研究的清醒与坚守：王瑶的意义5的，并且是更加突显了“现代文学性质”问题的重要性，当下学术界的许多争论都与这一性质问题有关，而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深化，也必然会引发学科新的开拓与发展。
学术阵地与队伍
这些基本理念之外，王瑶先生又以他所特有的学术战略眼光，紧紧抓住了学术阵地与队伍这两个重大环节。他和其他老一代学者与中年学者一起创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亲任会长与主编，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研究现代文学的人都知道，文学社团与文学刊物在现代文学的生产与流通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而学术团体与学术刊物也正是现代学术组织工作的关键性环节。王瑶先生在无论怎样艰难的条件下，都始终坚守学会与刊物这两个基本阵地，他后来用“蹒跚十年”来形容他所领导下的《丛刊》（也包括学会）所走过的道路，这不仅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而且也显示了我们在下面还要强调的学术坚守精神，并由此形成了我们学会与刊物良好的会风与刊风，这都是王瑶先生所代表的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王瑶先生一直关心着我们这支研究队伍的建设，对年青一代的培养，更是不遗余力。我们这一代学者大概都不会忘记1985年在万寿寺现代文学馆旧址召开的第一届创新座谈会，那次会议，对我们的成长，以及后来整个学科的发展，都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而这次会议就是王瑶先生与当时学会的领导人所倡导与主持的。王瑶先生抱病出席了开幕式，并且作了语重心长的讲话，他指出：“现代文学的研究队伍和我们学科一样，也是相对年轻的。当然，就年龄构成来说，也仍然可以分为老、中、青三种人。由于经历、素养等方面的差别，这三种人是各有长处和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的。在研究工作中，应该充分发挥各自不同的优势和避免自己的弱点，在学科建设方面发挥不同的作用。这些年来，我们研究队伍中这三种人总的说来，是比较团结，协调得比较好的，这也是我们研究工作进展比较顺利的一个原因。我们应该珍惜这种团结、协调的局面。”他更为强调的是，“近年来我们已经涌现出了许多有才华的青年研究工作者，他们思想活跃，富有时代敏感，勇于接受新鲜事物和打破旧的框框。因此充分发挥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们的优点和潜力，对于这门学科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时隔二十年，我们今天重温这番讲话，仍感到十分亲切，仿佛再次亲聆：讲话所强调的“老、中、青三代人的团结、协调”与“重视学术后备力量的培养”的原则，依然应该是我们今天进行学科队伍建设的指导方针。
学术清醒
除了组织工作之外，王瑶先生更以他的远见卓识与学术品格深刻地影响着、引领着80年代的学术研究。其中我感受最深的有两点。
首先是几乎在每一个学术发展的关节点上，他总是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以他的深谋远虑与丰富经验，及时地对沉湎其中跳不出来的后辈学者给以提醒与忠告，表现出难得的学术清醒。
我这里举几个例子。比如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科重建的初期，人们迫切地希望从学术研究的封闭状态中突围出来，对刚刚介绍进来的西方汉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王瑶先生对此是充分理解的，他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里，就强调了“加强国际文化学术交流”的重要，肯定对国外汉学研究的“长处”的“学习与借鉴”。但他同时也敏锐地发现了这样的正常的国际学术交流很快变成了“西方汉学热”———在我们这里什么事情都会发展为一种“热”，对这样的“中国特色”，王瑶先生这一代学者是深有体会，而对之保持高度警惕的。于是，他也就及时地抓住了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一些值得忧虑的倾向，指出：“有一些人一方面出于对国内研究现状的不满，一方面也为国外某些研究方法和论点的新奇所眩惑，认为他们的一些论著表现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代表了这门学科的学术研究的国际水平”，因而自觉不自觉地将“学习与借鉴”变成模仿与搬用，以西方汉学作为追求的目标与学术评价的标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与国际接轨”吧。针对这样的倾向，王瑶先生提醒学界对西方汉学应该有一个“分析”的态度，对其“长处与局限”都要有恰如其分的清醒的认识。并由此提出了国际学术交流中应“立足于自己的研究”，保持学术独立自主性这样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我们赞成展开广泛的文化学术交流，以便互相学习，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但我们必须首先立足于自己的研究。我们是中国学术研究的清醒与坚守：王瑶的意义7现代社会变革和文学发展的参加者或见证人，中国现代文学是产生在中国的土壤上的，我们有责任对之作出科学的研究和评价，并把我们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外的学者。”———经过此后二十年中国学术（不只是现代文学）发展的风风雨雨，今天，我们大概多少能体会王瑶先生当年这一番告诫的深意了。
80年代另一个曾有很大影响的说法，叫作“中国文学应走向世界”。王瑶先生对此并无异议：“中国文学当然应该走向世界，在彼此相互借鉴和交流中提高自己的艺术质量，并以富有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丰富人类艺术的宝库。”但他同时提醒注意：“不仅人民的生活与心理状态有自己民族的特点，而且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又是同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感情表达方式分不开的，不能设想文学的走向世界可以同‘虚假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等同起来。”王瑶先生还提出了这样的追问：论者是怎样理解“世界”的？他发现：“有的文章纵论20世纪的世界文学思潮，笔触遍及世界诸大洲的众多国家，但并无只字涉及社会主义，就不能不说是重大遗漏，而且是一定会影响到作者的总的概括与论断的。
因为不论作者如何分析和评价，文学思潮和社会主义直接发生联系确实是20世纪世界文学的重要现象和新的思潮，它并不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无足轻重的现象，而是在好些国家居于领导地位、影响遍及全球的重大现象”，是不能“视而不见”的（《还是严谨一点好》）。———这样的提醒，恐怕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是发聋振聩的。
还有一个从80年代开始，就经常为人们所诟病的好用“难懂的新词语”、“文章生涩”的问题。王瑶先生首先对此有一个理解的同情：“在广泛介绍外来的学术观点和表达作者自己的创见时，旧的词汇不能准确说明，运用一些新词是无可非议的；而且这种运用是否得当与他所持的论点是否正确，也并不是一回事，不能简单地对之持否定的态度。”但他同时提请注意：“运用时第一必须含义明确，第二必须如鲁迅所说，避免用那些‘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并且用王瑶式的幽默进行了善意的调侃：“如果也学着用某些新名词来说明的话，就是‘过于陌生化是会影响接受主体的量的构成’的。”而由此发出忠告：“既然是科学，则不论内容如何新颖，见解如何独到，在表述或论证时，总应该要求论点鲜明，论据准确，文字清晰可读，不至出现纰漏或引起误解。”（《还是严谨一点好》）———这里说的都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与常识，但常识的提醒，有时反而是最重要的。
以上所举的几个例子，其实是内含着学术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的：在学术发展过程中，某种学术观念与方法的追求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响应，就往往形成一种学术潮流。对此是应该作具体分析的：有的是出于政治、商业目的的炒作，名曰“学术新潮”，不过是“学术泡沫”，能否识别并进行抵制，这对学者的学术眼光与学术良知都是一个考验。但更多的学术潮流是出于严肃的学术追求，一般说来，能够成为潮流，自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而且往往会在某一方面对现有研究格局有所突破，但同时也就必然会有所遮蔽，或者说会存在着某种陷阱。
对于一个学者，能否既从这样的学术新潮中吸取新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以丰富、发展自己的研究，同时又能够对其可能产生的遮蔽、盲点与问题有所警惕，保持某种清醒，既不盲目拒斥，又不盲目跟风，这是需要学术判断力、逆向思维能力与学术独立自主性的。而这恰恰是我们许多研究者所欠缺的，因此常常为各种潮流（如前文所说，其中有许多不过是“泡沫”而已）所眩惑，陷入了盲目性，面对这样的学术迷失，我们更加感到王瑶先生这样的前辈学者的学术清醒的可贵。
学术坚守
而这样的学术清醒是建立在学术上的独立自主性的基础上的。这就说到了学术坚守的问题。所谓“学术坚守”不仅是指顶住政治与商业的压力，坚持学术研究的独立与自由，而且也包含作为一个具有学术独立性的学者对自己的基本的学术立场、观点的坚持这样一层意思。
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者对自己的学术立场有所调整与发展，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有所修正，同时也会有新的学术思路的产生，这都是正常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表现了学术研究的活力，自我凝固与自我封闭从根底上是与最强调创造性的学术相背离的。其实我们讲学术创新，对学者个人而言，就是对自我既成的学术的一个突破。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经谈得很多了，但似乎忽视了另一方面：学术研究的健全发展，不但需要创新，还需要保守，即对自己的基本学术立场与学术观点的坚守。所谓“与时俱进”，其实是不能时时“俱”进，而是应该有所进，有所不进的。学术研究是要讲学术研究的清醒与坚守：王瑶的意义9积累与积淀的，就是要把某种经过检验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沉淀下来，保守起来，并且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它是与前面说的创新相辅相成的。如果我们一味创新、突破，拒绝保守、积淀，就像猴子掰苞谷，最后什么也没有剩下，就没有学术了。就学者个人而言，如果没有自己学术的基本立场与观点，或者有了却守不住，不断地变来变去，自我学术形象就会变得模糊，最后丧失了自己的学术个性。
而且，这还是一个陷阱，弄不好，就会将学术蜕变为“流氓文化”。这是鲁迅早就警告过的：“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统称为流氓。”只要看看当下的中国学术界，就不难发现这样的学术流氓的横行。当然，一般学者的盲目趋新而失去自我与学术流氓之间是有着质的区别的，后者常常与权力相结合，是学术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与表征。但也不能否认，前者成为风气，就构成了后者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