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盲目趋新，就不能不说到我们这门学科，因为它年轻，因为它是以“新”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是很容易（当然不是必然）陷入唯新是好的认识误区，从而形成骛新心理的，再加上多年来我们一直将创新与保守绝对对立、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思维，就使得我们这个学科的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常常有趋新的冲动，这恐怕是学术的浮躁之风屡戒而不能改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
这是需要我们加以警惕与认真反省的。———当然，我们又不能因此而否认了学术创新，而创造性，特别是原创性的匮缺，正是当下学术研究的一个重大缺憾。
在反省盲目趋新时，作这样的“但”书是必要的，因为在我们这里常常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在处理创新与保守的关系上，王瑶先生的研究也依然具有典范意义。王瑶先生无疑是我们学科在80年代的学术创新的带头人，他在前面提到的1985年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这样精辟地阐述了创新对学科发展的意义：“我们现在正面临着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文学的巨大变革，现代科学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变革，这些都要求我们的研究工作要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在这样的时刻，特别需要有更多的如鲁迅所说的敢于打破传统观念与方法的‘文学闯将’。”因此，他对年青一代的学术创新的支持也是不遗余力的，即使他从中发现了问题，除及时提醒外，也是竭力10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地保护其创造的积极性的，这都是有目共睹的，而像我这样的在他身边的学生，更是对此有许多切身的体会。
但人们却忽略了在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几次重要论争中，王瑶先生都是持看似保守的立场与观点的。比如，80年代初，姚雪垠在给茅盾的信中就提出了“现代文学史应该包括旧体诗、词和包笑天、张恨水的章回体小说”的意见。当时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赞同者越来越多，在研究实践上更有许多新的突破。但王瑶先生却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随想》中，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的意见，并始终坚持这一观点，不为讨论中占主流的意见所动，显示出某种保守的姿态。
80年代中期又有关于“现代文学史起讫时间”的论争，当时包括我在内的他的几个学生正在提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影响很大，在讨论中多数学者也都主张突破“‘五四’起点论”。王瑶先生在这种情况下力排众议，亲自写了《关于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的长文，明确表示：“我是主张中国现代文学史仍然应该以‘五四’作为它的起点的”，并进行了详尽的论证。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王瑶先生为什么会如此固执己见？道理很简单，这个“己见”，关系到他的基本学术立场、基本学术观点，他是决不能让步，而非要坚持不可的。王瑶先生的代表作、也是我们学科的奠基之作《新文学史稿》在1982年重版时，特地以他的新作《“五四”新文学前进的道路》作为“代序”，这自然是大有深意的，即是要表明他的坚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及其所开辟的现代文学传统的基本学术立场。在更深层次上，这更是关系着王瑶先生的历史观与文学价值观的：按我的理解，这是“人民本位主义”的价值观，并有这样的解说：“主要受‘五四’科学民主精神影响的王瑶先生这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怀着‘将文学还给人民’的理想，‘文学与普通人民的关系’自然成为他们关注的中心，这是他们衡量历史、文学的基本尺度。”在前述讨论中，现代文学的前辈，例如唐先生，也持与王瑶先生相同的观点；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他们都是“五四”传统与价值观的坚守者。记得王富仁先生曾经谈到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应该有一个与新儒家相对立的，坚持“五四”文化传统的学派；那么，王瑶先生，唐先生，还有李何林先生都是这样的“五四”学派的举旗帜的人物。
当然，今天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要求所有的现代文学研究者都认同几学术研究的清醒与坚守：王瑶的意义11位老前辈的学术立场、观点、历史观、文学价值观；我自己就不完全同意王瑶先生的某些观点。事实上，不同的意见，以至质疑也是一直存在的。但是，也必然有人要坚持和发扬由几位老先生开创的可以称为“五四”学派的学术传统。无论是反对或坚持，只要是属于研究者自身的独立的学术选择，都有存在的价值，这是不言而喻的。
我想强调的是，王瑶等前辈学者的学术选择所具有的普遍的启示意义：要做一个真正的成熟的独立的学者，一个具有学术自主性的学者，就必须在不断探索与寻求的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基本学术立场、观点与方法，并且能够坚守住，同时又不断进行坚守中的调整与发展，使其日臻完善。记得樊骏先生曾谈到学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形成各种学派，这些年也不断听到有朋友提出要形成某个地方学派的呼吁；在我看来，学习与发扬王瑶等前辈学者的学术坚守精神，是形成学派的一个前提条件。如果有一批人自觉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既各自坚守自己的基本学术立场、观点与方法，又相互质疑、论争、补充与吸取，就能够真正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正是我们这个学科逐渐走向成熟的希望所在，也是前辈学者所期待于我们的。
2004年9月4—6日
高举“鲁迅‘五四’”旗帜的学者———李何林先生的学术贡献（一）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史家李何林先生在80年代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时，这样说道：“1938—1939年间我编写《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的思想武器，是在这以前的十年间所接受的，‘革命文学’论争前后所介绍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左联’成立以后所译介与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并“力图结合中国文艺运动的实际”。这是一个重要的说明：它表明李何林先生的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即是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作为考察、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的依据的。
而据樊骏先生的研究，“对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进行比较系统的历史考察，开始于20年代末期，正当进步的文艺界、学术界开始出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之际。当时，不仅革命作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提倡无产阶级文学；在社会科学的众多学术领域里，也纷纷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新史学、新经济学、新教育学……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运动。萌发于这个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鲜明地显示出这样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高举“鲁迅‘五四’”旗帜的学者13新文化运动”所培育的新一代的学者，我们也必须将他的研究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发展历史这样一个大的学术背景下来加以考察与说明。
鲜明的倾向性和“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的科学性的结合如樊骏先生所说，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最早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革命作家关于五四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学的评论”，如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茅盾、冯雪峰、胡风的作家作品论，都是至今仍为人们提及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论。而瞿秋白的鲁迅论更是给李何林先生的研究以极大的启示和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还这样向南开大学的学生专门介绍瞿秋白的这篇文章：“这在当时是思想界的最高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论的最正确最深刻的运用。”他高度评价瞿文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运用于鲁迅研究，而“又不是概念式的抽象的论述或贴标签，而是从具体的思想斗争材料出发，具体人的思想出发来论述的”，“全篇也充满了历史主义的精神，从当时历史的具体情况出发来评述某种思想，而不做脱离时代具体情况的一般的肯定和否定”。
尽管这是二十年后的分析，但如果结合李何林先生本人的研究，是不难看出他自己也是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方法与具体的历史材料相结合的。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线；恩格斯早就说过：“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历史对立物”，“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一样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可以说，李何林先生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正是这样的在中国现代思潮史这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运用与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自觉的最初的努力与尝试。为此，他确实作了“多年冷静钻研”，是“充分地掌握了历史资料”，才完成这一任务的。———据先生的自述，早在1929年他就编选了《中国文艺论战》与《鲁迅论》两本史料集，以后更对文艺论争与文艺思潮给予极大关注，“注意随时搜集有关这些论争的资料，正反两方面的资料都要”，前后积累了九年之久，才于1938年至1939年最后成稿。而在写作中又有意地采取“论评”与“资料长编”结合的叙述方式，“除依编者个人见解所下的论评外”，“多多引用原文：一以保存各时期作者的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以免复述失真；一以供人们查查旧案”④。这就表明，李何林先生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鲜明的倾向性（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展开论说）与“一切从历史材料出发”的科学性相结合的特点，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写作模式，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个性与传统，至今仍在启迪着后人。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又不忽略文学本身的源流或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新人，李何林先生在1938年写作《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时，给自己所确立的目标，是要在瞿秋白等前辈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研究方法由新文学作家、作品的评论，深入到文学史的研究领域。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谈到作为他的研究出发点与动因。
“从社会经济基础上来解释上层文化现象，无论是对历史、社会、文化、政治或文学艺术各部门，在中国都还是很幼稚的学问；我们至今还没有一本这样的中国文学史或艺术史……“自五四运动到现在出版的几十种中国文学史，有一部分是学术史中夹文学史，它们把经史子集都包括在内（集中有一部分是文学）；有一部分文学史则注重形式上的数量列举和作家短史与作品举例，就文学本身范围内叙说一点某时期某种文学所以兴衰的原因；对于某作家或某类作品，多半赞扬一通，说如何好如何好，很少看见他们说过坏处或缺点，更不提什么社会意义或价值了。其余一部分文学史则应用社会学的观点，用时代社会因素来解释历代文学现象，对于作家作品的形成，都大略找出他们的时代社会背景；这算是中国文学史著作中最好的一类。不过，社会学的观点虽已走进科学方法的大门，可惜尚未登堂入室。我总觉得所谓时代社会还嫌有些笼统，某一时代社会之所以成为那样，似乎还有另种基本的东西作为主要因素在决定着它。
“在‘九一八’前后，当新哲学和新社会科学开始大量输入中国，引起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时，记得有一两本文学史书是从社会经济基础上来撰述的。据我现在的一点残余记忆，觉得他们的解释文献现象与社会经济基础和其他上层文化的关系，似都嫌单纯和粗略……“因此，中国的一切文化学术史和文学史，可以说是还停留在社会学的阶段，很少有进步的著作出现（虽有，很少）。中国很需要有一本用进步的科学方法写作，不忽略文学本身的源流或发展，并兼顾与其他上层文化关系的文学史。”
李何林先生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正是他的这一追求的具体实践，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即李何林先生在文中所说的“进步的科学方法”）写作，又“不忽略文学本身的源流或发展”的现代文学思潮史。
李何林：《中西市民社会的文学共同点》，《李何林全集》第4卷，页137—138。
中国现代文学史论
用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和特质于是，我们注意到，在《绪论》一开始，作者就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经济基础”问题。这是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何以发生的问题，是任何研究者所不能回避，也是最能显示不同学者的不同的理论背景的。
在“五四”发难者陈独秀与胡适之间，就有过一次论争：先是1923年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里提出：“我们相信只有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胡适在《答陈独秀先生》中则表示：“我们治史学的人，知道历史事实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虽然极欢迎‘经济史观’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思想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
陈独秀在《答适之》中又进一步指出：“唯物史观的哲学者也并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基础上面的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为论证自己的观点，陈独秀谈到了“五四”的起因：“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胡适后来在1935年所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里又作出了回应，强调“历史事实的解释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一个‘最后之因’就可以解释了的”，胡适更重视的是多元的、个别的、偶然的因素，他这样谈到自己所写的关于“五四”发生的回忆文章《逼上梁山》的动因：“是要用我保存的一些史料来记载一个思想产生的历史。这个思想不是‘产业发达，人口集中’产生出来的，是许多个别的，个人传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
上述讨论文章收《胡适文存二集》，《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222、224—225、227。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据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重印，页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