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样的使命感和承担意识，又是建立在充分的理性认识基础上的。樊骏对学科的研究对象———中国现代文学，有着这样的体认：“现代中国这段历史丰富复杂的内涵，这在中外古今的文学历史中都是极为少见的”，“在三千年的文学历史长河中，很少有如此深深地扎根现实土壤，又如此牢牢地植根于时代生活，与之水乳交融为一体的”，而我们“对于这门学科所肩负的艰巨任务和需要探讨的学术课题之繁杂等，都估计不足”。因此，在樊骏看来，这样一个研究对象，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对于文学和对于现实、时代生活的双重迷恋的，而这样的双重迷恋正是樊骏这一代研究者的最大特点，我们在下文会有详尽讨论；同时，其空前丰富而复杂的内涵，以及研究、把握的难度，又是最具有挑战性的，是最能激发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活力的。也就是说，樊骏是在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中，找到了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最佳路径和最厚实的载体，于是，他就很自然地将自我生命的发展和现代文学的学科发展融为一体了。
这里还有着他对于学术研究的独特理解和把握。在樊骏看来，学术工作是“凝聚几代人的集体智慧的社会化的精神劳动”。他所看重的，不仅是学术研究的个体性，还有社会性的方面。也就是说，在学术内部，也存在着社会的分工。除了个体的某个方面的深入研究之外，也还需要有学者着眼于学科的长远发展，作整体性的思考与把握，进行“研究的研究”，即“从总体上剖析整个学科（或者其中的某个方面、某个专题）的来龙去脉，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提出继续探讨的方向和任务”，这样的学科战略发展研究，就能够使“人们对于进行中的研究工作，以至于整个学科的建设处于清醒自觉性的状态”。
樊骏：《前言》，《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页4。
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又一个十年》，《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468；《很有学术价值的探索》，《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224。
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十年》，《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425。
对“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的学科发展史的研究的重视背后，也还隐含着樊骏对学科理论建设的高度重视。樊骏说过，他对学科建设的基本思路，就是两条：一是史料，二是理论。史料问题我们在下文会有详尽讨论，这里要说的是樊骏对“普遍加强研究者的理论素养，提高学科理论水平”的迫切性与重要性的阐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每一步前进、每一个突破，都面临着理论准备的考验。任何超越与深入，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引与支撑。理论又是最终成果之归结所在，构成学科的核心。而且，衡量一门学科的学术水平、学术质量的高低，归根结底，取决于它在自己的领域里究竟从理论上解决了多少全局性的课题，得出多少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结论，有多少能够被广泛应用，经得起历史检验，值得为其他学科参考的理论建树。”樊骏同时一再提醒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同行：对理论问题的忽视，造成了“自觉的文学史观”的缺失，正是这门学科根本性、制约性的弱点。而在樊骏看来，学科的理论建设，自觉的文学史观的形成，固然需要最广泛地借鉴外国的与传统的理论资源，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自己的文学史实践出发，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抽象概括里，提升出对自身文学现象具有解释力与批判力，既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又具有某种普遍性的文学史理论与观念。
在我看来，以上两个方面：对学科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关怀与思考，对学科理论建设的高度重视与自觉性，构成了樊骏学术研究最鲜明的特色，也成为樊骏对我们这个学科最独特的贡献：这是一位具有战略关怀与眼光的学科建设的战略家，一位最具有理论修养、自觉与兴趣，因而最具有理论家品格的学者。
在这两方面，都是无可替代的。他也因此在促使学科发展能够处于“清醒、自觉的状态”这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在樊骏因为身体的原因，逐渐淡出现代文学研究界以后，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我在好几次研究生的答辩会上都提出了今天的现代文学研究存在的“精细有余，大气不足，格局太小”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局性、战略性眼光、关怀与思考的缺失，理论修养的不足，对理论建设的忽视。而这样的缺失与不足、忽视，就很容易形成学术研樊骏：《前言》，《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页8。
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509、514—515、504。
樊骏参与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77究的盲目与不清醒状态，在这背后，又隐含着学科使命感、承担意识的淡薄：这都构成了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根本性问题。因此，我们实在需要呼唤“樊骏式的学者”的出现：这是关系现代文学学科长远发展的全局性的大事。
严家炎先生在为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写的《序言》里，把“在树立良好学风方面所作的贡献”作为樊骏的重要学术“建树”，这大概是八九十年代学者的一个共识。严家炎先生并且具体指出：“樊骏先生是位律己极严的人，这种人生态度体现在治学上，就是学风的刻苦，严谨，原创，精益求精，决不马虎苟且”，“通常人们所谓的那点‘名’‘利’之心，好像都与他无缘”，“他唯一关心和讲求的是学术质量”，这是更能引起接触过樊骏的学术界同仁的共鸣，并且会引发出许多温馨的或难堪的，总之是难忘的回忆。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程度上，在治学道路和学风上受到樊骏先生的影响。在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座谈会上，有一位中年学者将樊骏称作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学术警察”，乍听起来有些费解，其实是道出了我们共同的感受的：樊骏自身的研究，就提供了一个“治学严谨”的高水准、高境界，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凡是学风上的问题，他都“决不马虎苟且”；因此，他的存在本身，就会起到一个规训、警戒、制约的作用。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验：在写文章，特别是发表文章之前，有时候就会想到，如果樊骏看到这篇文章会有什么反应，仿佛面对樊骏严峻的学术审视，行文就不能不更加谨慎，不由自主地要一再推敲，特别是避免发生学风不严谨的，低级却又致命的错误，能不能在“樊老师”面前过关，就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我们自我规诫的一个标准。
关于樊骏的“决不马虎苟且”，这里不妨再举一个例子。在《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里收有一篇关于《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的评论文章。如樊骏所说，这是一部自觉地追求“尊重历史客体，注重实证的学术品格与治学特色”的著作，作者在“尽可能直接掌握原始材料”上下了很大工夫，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樊骏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樊骏依然抓住了作者在史料上的个别“明显的缺漏”，以及个别地方缺乏实证，仅根据推理就草率作出结论的失误，并且坦率直言：“诸如此类的美中不足，提醒人们要将好的编写原则贯彻于全书的始终，实非易事———既然是要以材料力求详尽、方法遵循实证为著述的鹄的，更需要对严家炎：《序言》，《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4、5。
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全面的扫描，每有所论也要做到言必有据、据必切实，各个环节都不能稍有疏漏；不然，仍旧难免出现失误，留下遗憾。”这里所提出的“每有所论，言必有据，据必切实，各个环节都不能稍有疏漏”的原则，既是严格的，却又是学术研究的常识、底线，学术界人人都知道，但像樊骏这样处处、时时坚守，不允许有半点马虎苟且的，却又实在少见。而当樊骏发现这本编纂史的作者，在面对文学史编写工作中的缺陷、不足，常出于人情、人事关系的世俗考虑，采取回避态度，加以缩小淡化时，就提出了更为严厉的批评：“史家的职责在于尽可能完整地、准确地将它们，包括蕴涵其中的经验教训，作为来自历史的信息，传递给后人。而我们的史家反而缺少足够的勇气正视已经成为历史的这一切，给后人提供必要的警示和启迪，这不能不说是编写原则上的失策。”樊骏由此而提出：“如果说史书的描述评判最为全面深入、客观公正，首先不就要求史家真正做到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如果说历史无情，史家和史书同样应该是无情的！”在樊骏看来，在坚守秉笔直书（无所顾忌、畅所欲言）的史家风范、品格，客观、公正而无情的史笔传统问题上，是不容任何让步，更是不能有任何马虎苟且的。
值得注意的是，樊骏的批评尺度如此严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无情”，却又使人心悦诚服。这不仅是因为他是充分说理的，更因为他态度的无私，他同样坚守的是一个史家的立场：批评、探讨的“重点已经不是追究哪个个人一时的是非得失，而重在求索所以如此的历史因素，和总结其中的历史的经验教训”。比如他对编纂史作者回避历史事实的批评，就不是追究作者的责任，而是深入、客观地探讨了其背后的“学术观念上的原因”。这不仅使他的批评具有了历史的深度、高度和普遍意义，而且具有说服力：这是真正的“学术批评”。或许也正因为真正关注的是学术本身，他也就没有许多批评者通常会有的居高临下的洋洋自得、幸灾乐祸之态，他甚至同时把自己也摆了进去，在对编纂史作者的批评中，他就坦诚承认自己在人情、人事关系问题上，“也往往未能樊骏：《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165、167、185、190、187、191。
樊骏：《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191。
樊骏参与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79完全免俗，因此事前为难，事后愧疚”：他对他人的严格首先是建立在更加严格的律己之上的，而且是绝对从学术出发的。这就是严家炎先生所强调的，樊骏所“唯一关心和讲求的是学术质量”。
还要强调的是，樊骏学术上的严格又是和他学术上的宽容相反相成的。今天的研究者如果读到他的《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看到他对比他年轻的学者的评价，是不能不为之感动并生发出许多感慨的。他是那样满怀喜悦，如数家珍般地一一分析他们的学术长处，风格和贡献，既极其精当，有分寸，又充满了期待，其中对两位女性研究者“特有的细腻与敏感，文字也都写得很美”更是赞叹不已：其着眼点也不仅在这些青年学者个人的成就，更是由此显示的学科发展的“正在走向成熟”。作为一个年长者，樊骏当然清楚这些学术新手的弱点，在另外的场合或私下他也会有严厉的批评和严格的要求，他更清楚自己个人的学术追求、观念、观点和年青一代的区别，甚至分歧，但把这些青年学者作为一个群体来考察他们对学科发展的贡献与意义时，他都把这些心中有数的弱点，以至分歧，有意忽略了。这同样也是一个真正的史家的眼光与立场。我们说樊骏的学术战略关怀与眼光，其中也包括了他对学术人才的随时关注与自觉发现和扶植。在这方面，他也表现出极好的学术敏感与学术判断力。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那一代每一个有特色、有追求的学者，没有一个不曾在樊骏的关照之下，都在他那里得到不同程度的鼓励和批评、提醒，他为年青一代学术发展空间的开拓，是不遗余力，而又从不张扬，不求回报的。因为他唯一目的只是促进学科的发展。这里确实不存任何私心，没有任何个人学术地位、影响的考虑：这也正是他和学界的各代人（包括我们这些当时的年轻人）都保持平等的关系的最基本的原因，在樊骏那里，是真正做到了“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因此，他的严格，绝不是以自己的学术追求、观念、观点为标准，当然更不会强加于人；相反，他的特点，正在于最善于从每一个年轻学者自己的追求，包括和他不同的追求中，发现其学术发展的新的可能性和可能隐含的问题，然后给予充分的鼓励和及时的提醒，以便使每一个学者都能按照自己的学术个性在扬长避短中获得健康的发展。因此，他对于每一个年轻学者的关照，是既严格而又温馨的，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既是严师，更是诤友。他在学风、学术质樊骏：《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190—191。
量、水准上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但在学术追求、发展道路、观念、观点上，又是极其宽容的，在这两个方面，我们都深受其益。
我在这里一再谈到樊骏的没有私心，这或许是他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品格。
这也正是严家炎先生所强调的，“通常人们所谓的那点‘名’‘利’之心，好像都与他无缘”。我要强调的，这不仅是在当下这个商业社会里极为难得的人的品格，更是一种“一切出于学术公心”的学术品格，这在越来越成为名利场的当下学术界，同样极其难得和可贵。因此，在樊骏那里，是自有一股学术的“正气”
在的。我有一篇文章，说我在林庚先生那里，发现了“心灵的净土”；那么，在樊骏这里，同样也存在着一块心灵的净土、学术的净土。这也是樊骏对于我们这个学科的重要意义的一个更为内在的方面。
樊骏正是以他严谨、严格，决不马虎苟且，而又宽容的学术风范，以他的学术公心和正气，赢得了学术界的普遍尊重，可以说，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第三代、第四代学人，对于樊骏是始终心存敬畏之心的。由此产生的学术威望和榜样的力量，是真正能够起到制约学术的失范与腐败，净化学术的作用的，这也是前文所说到的“学术警察”的作用，但它是超越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也是更为有效的。这是促进学术健康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与精神资源。但也是今天的中国学术界，也包括现代文学研究界所匮缺的。公心不在，正气不彰，一切苟且马虎，这正是当下学术危机的一个重要表征。在这个意义上，呼唤“樊骏式的学者”，也同样具有迫切性。这也是我们今天重读樊骏的著作，最为感慨之处。
（二）樊骏所参与构建的现代文学研究的精神传统所谓“参与构建”，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樊骏对这一传统作出了最为全面、深刻的阐释，二是他自己的身体力行，他自身就成为这一传统的一个时代的代表性学者。而所谓“现代文学研究传统”，也有两个侧面：精神传统与学术传统。
我们讲现代文学研究的精神传统，某种程度上也是讨论创建、发展这门学科的两代学者（以王瑶、唐、李何林、贾植芳、钱谷融、田仲济、陈瘦竹为代表的樊骏参与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81第一代学人，他们都是樊骏学术史研究的对象；以樊骏、严家炎等为代表的第二代学人）的精神传统。因此，我们的讨论也无妨从对这两代学人的精神特点的探讨入手。在我看来，这又包含了三个层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