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这两代人的精神资源。于是，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翻开《中国现代文学论集》第一篇论文《论文学史家王瑶》第一页，樊骏在描述王瑶等前辈创建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精神力量时，首先引用的就是马克思关于“科学的入口处”就是“地狱的入口处”这句话。这是一个重要提示：正是马克思主义构成了这两代学人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资源、理论资源和学术资源。而樊骏在这方面更是有着高度的自觉，他的论著中反复引述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作为他立论的基础，这绝不是偶然的。更值得注意的，樊骏是在八九十年代人们迫不及待地向西方吸取非马克思主义的资源，而有意无意地忽略、淡化，以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氛围下，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的，而他的坚守，又完全不同于同时存在的将马克思主义宗教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而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开放的、发展的、科学的态度。在这两方面都是十分难得、极其可贵的。
有意思的是，在引述马克思以后，樊骏又紧接着提到王瑶这一代人对“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精神的继承；而在同一篇文章里，提到的精神前驱，还有但丁，以及中国的屈原、鲁迅。樊骏所勾勒出的，是两个精神谱系：一是西方传统中的“普罗米修斯—但丁—浮士德—马克思”，一是中国、东方传统中的“屈原—鲁迅”，在樊骏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创者，都是这存在着内在联系的两大精神谱系，在现代中国学术界的自觉的继承人。而樊骏本人，对继承这两大精神谱系，或许是有着更大的自觉性的。
其二，由此决定的，是这两代学人对学术的理解，也即他们的“学术观”。
樊骏说得十分直白：学术研究是一个“科学”工作，而“科学”的本质，就是对“真理”的“寻求，发现”和“捍卫”。———这看起来几乎是一个常识，但如果把它放在历史与现实的学术背景下来考察，就显出了其不寻常的意义：学术是追求“真理”的“科学”，就不是“政治工具”，不是“谋稻粱和名利的手段”，不是“游戏”，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3。
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4。
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3。
不是“自我表现和个人趣味的满足”，这样也就自然和政治工具化、商业化、娱乐化、趣味化、纯个人化的学术研究区别开来，而后面这几个方面的研究，始终是历史与现实中国学术研究的主流（当然不同时期有不同重点）。因此，坚持这样的以追求真理为鹄的的科学研究（我们前面说到的樊骏的“无私”，“学术公心”，都是源于这样的以追求真理为唯一目的的学术观），不仅在王瑶那个时代，而且在当下中国，都是具有极大的批判性与反叛性的。而这样的批判性的、因此也是本质上的科学性的学术，正是我们始终匮缺，因而特别值得珍视，需要一再呼唤的。
其三，由此而产生了“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这正是樊骏在总结现代文学研究传统时所反复强调的：“马克思曾把‘科学的入口处’比作‘地狱的入口处’，来形容寻求、发现、捍卫科学真理的艰苦，提醒人们要有为之付出代价，作出牺牲的精神准备。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古今中外的学术史上都出现过普罗米修斯式的、浮士德式的为科学事业而受难，却仍然锲而不舍、以身殉之的学者。所以无妨把这看作是科学发展中的普遍现象”。樊骏在这里把马克思、普罗米修斯、浮士德的精神传统概括为“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而且把学术工作看作是一个需要献身的事业，这都是意味深长的。而在樊骏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由于它对现实生活的密切参与，以及本质上的批判性（我们在下文会作详尽分析），就决定了它难以逃脱的“厄运”，“它的发展往往成了一场场灾难”，因此，就特别需要献身精神。而樊骏也确实在这门学科的开创者那里，一再发现了这样的献身精神。
这是他眼中的王瑶先生：“跋涉在这条举步维艰、动辄得咎的道路上”，“如但丁所描绘的和马克思所借用、发挥的那样，做到了‘拒绝一切犹豫’，没有‘任何怯懦’”，“他确实像鲁迅描述自己受到不应有的伤害时所做的那样，‘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然后继续迈步上路；表现出屈原所抒发过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献身精神”，而他的最后“病倒在学术讲台以至不治”，也是表现了“对于学术事业的专致与赤忱，彻底的献身精神”的。樊骏也同样在唐先生身上发现了为学术而“奋不顾身”
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3。
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4、5。
樊骏参与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83的精神，并且有这样的理解：“他始终把这（学术研究）作为自己坚定的人生追求和莫大的生活乐趣，从中找到了充实的生活内容，也以此来实现最大的人生价值。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完全自觉的，因此也是极端执著的”，真正做到了“锲而不舍”。在讨论“陈瘦竹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时，樊骏所强调的，也是陈瘦竹先生所留下的精神遗产，并且把它概括为“追求真理的学术勇气和执著精神”，“献身学术的神圣感情和自觉的责任感”，“坚韧”的生命力量。
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在我们的引述里，发现樊骏在描述前辈的学术精神时，除我们已经注意到的“献身精神”之外，还反复提到“专致”、“执著”、“坚韧”、“锲而不舍”这样一些概念。这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精神传统，或许这也是最具有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特点的：因为这样的“锲而不舍”精神是直接源于鲁迅的韧性精神传统的，而且是由学科发展道路的空前曲折与艰难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如樊骏所说，这是“在沉重的岁月里，从沉重的跋涉中，留下的一份沉重的学术遗产”；在这样的“沉重”的历史里，升华而出的，是一种“与这些沉重相适应的严肃理智的沉思”和“冷静科学”的态度，并且最后积淀为一种坚韧、执著的锲而不舍的精神力量。樊骏在谈到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献身精神”、“韧性精神”传统时，特地指出这是一种“神圣感情”。这一点，也很值得注意：他要强调的是学术研究的“神圣性”，以及内在的“精神性”。我们在前面讨论的以追求真理为鹄的的学术观，所内蕴的其实也是学术的神圣性和精神性。学术研究之所以值得为之献身，并付出执著努力，就是因为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之为人的精神需求，把人的生命升华到神圣的境界。这是学术研究区别于其他职业的真正魅力所在，是学术研究永不枯竭的动力所在，也是学术研究能够给人带来快乐与幸福感的真正源泉。在我看来，许多学者学术动力的不足，学术研究越来越失去对年青一代的吸引力，这样的神圣性与精神性的弱化，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这样的学术观今天很可能会受到置疑，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消解樊骏：《唐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125。
樊骏：《陈瘦竹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155、162。
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5。
理想、消解精神，也消解神圣的时代。因此，今天的中国学术界，需不需要献身精神与韧性精神，大概都成了问题。不过，在樊骏这样的学者看来，恰恰是在这个一切物质化的时代，更需要呼唤精神。他曾经这样谈到“进入90年代以后”
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外在学术环境和状态：“市场经济的运作毫不留情地把学术研究，尤其是其中的人文学科挤到了社会生活的边缘，在普遍的社会心理中这类学术事业更是越来越受到冷落”；面对这样的现实，樊骏特地撰文赞扬和呼吁“没有彷徨，没有伤感，在寂寞中依然焕发着献身学术而一往无前的炽热精神”。而到了新世纪以后包括现代文学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又面临着体制化、被收编的危险，在巨大的诱惑面前，淡泊名利，坚守为学术献身的精神，就更有了特殊的意义。而要真正坚守学术，就非得有韧性精神不可。
（三）樊骏所参与创建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仔细读樊骏的论著，就可以发现，他对于现代文学学科的学术传统，是给予了更多关注，更为充分的论述的。而且他也有明确的概括：“把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和从今天的认识水平对历史进行新的审视结合起来，历史感和现实感并重，实现历史主义和当代性的统一，才是做好研究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发展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必由之路。”在樊骏看来，“当代性、历史感以及两者的结合，可能是史学理论中最有思想深度和哲学意义、最为复杂微妙，因此也最有争议的理论命题”。而且这似乎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在中外古今的史学史上，由于在这个问题上认识和实践的差异，还形成了不同的史学派别。在我国，历来有重考据和重义理之分，‘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之别，就大致与此有关。鲁迅在一篇杂文中曾经将史家分为‘考史家’与‘史论家’两类，区别也主要在于此。在西方，所谓客观主义的‘事件的历史’与所谓主观主义的‘概念的历史’，更是直接反映出这种差异。
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又一个十年》，《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438。
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301。
樊骏：《前言》，《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页14。
樊骏参与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85把史书写成史料的长编，和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则是各自的极端。”而樊骏在八九十年代把这一古老的命题激活，一方面这正是八九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本身所提出的时代课题，另一方面，也是他对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历史经验的总结，其中也包括了他自己对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的理解与把握，内含着一种文学史观。也就是说，樊骏的讨论，是以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史研究的丰富事实与经验作为基础的；因此，他首先要着力把握的，作为他的讨论的基础的，是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特点。
于是，我们注意到樊骏所写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文。
他指出：“对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进行比较系统的历史考察，开始于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初期，正当进步的文艺界、学术界出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之际。当时，不仅革命作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社会科学的众多学术领域里，也纷纷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新史学、新经济学、新教育学———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运动。
萌发于这个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鲜明地显示出这样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规律。”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描述，同时也是一个重要提醒：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影响。这个学科的几位创建人：李何林、王瑶、唐、田仲济、贾植芳等，他们的论著都不约而同地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这恐怕不是偶然的。
这里，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樊骏在考察王瑶先生的文学史观时，特地提到他在1947年所写的一篇文学史的书评。书评批评这部文学史“完全由作者的主观左右着材料的去取”，“用历史来说明作者的主观观点”，“有许多与史实不太符合的地方”，全书的“精神和观点都是‘诗’的而不是‘史’的”；同时批评该书“对史的关联的不重视”，“历史和时代的影子都显得非常淡漠”，进而提出：“文学史的努力方向，一定必须与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相符合，须与各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相联系，许多问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39。
樊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50。
题才可能获得客观满意的解决。”樊骏据此而概括说：“可见他（王瑶）在40年代后半期，已经形成了尊重客观史实的史学主张与强调实证、注重叙事描述的治史方法”，并且认为这样的“把文学史研究理解为文艺科学和历史科学的结合又更突出‘史’的性质的主张”，“偏重于联系‘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解释历史的思路”，强调“文学作为精神现象和艺术创作，必然受到客观的环境和人们的社会实践制约的观点”，“都属于唯物主义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而且显然成为王瑶先生在50年代初所写的被视为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奠基之作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理论基础。
樊骏同时注意到，王瑶先生在80年代又重新强调“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并且重申马克思主义关于要把问题“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考察”的历史主义原则，明确提出了“研究问题要有历史感”的命题；而樊骏自己也一再指出，“缺少历史科学的训练”，“历史眼光”、“历史高度”、“自觉的史学意识”以及“严格的历史品格”的不足，构成了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根本性、制约性的缺陷。这自然是有其针对性的，可以说是对现代文学发展历史中的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如樊骏所说，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条件下，现代文学研究曾经为政治实用主义所支配，在理论上也有过“以论带史”的失误，结果就导致了“涂饰歪曲历史的倾向”。④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拨乱反正”
中，以至以后八九十年代，一些研究者对现代文学历史和作家作品的评价，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出现了新的历史的遮蔽。在樊骏看来，看似两个极端的评价和研究，却存在着文学史观和方法的共同点：都是以自己的主观立场、观点来裁剪历史，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学风。⑤王瑶先生则认为，根本的问题是“不能把所论述的作家或问题与当时的④⑤王瑶：《评林庚著〈中国文学史〉》，转引自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10、11。
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10、12。
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14、38。
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505。
参看樊骏：《现代文学的历史道路和现代文学的历史评价》，文收《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樊骏在这篇文章里，批评一些研究者“给徐志摩、沈从文、戴望舒、钱锺书等作家戴上种种辉煌的桂冠”，“对于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30年代的左翼文学和40年代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却评价不高，颇多指责”，这是从另一个方向对历史的遮蔽。
樊骏参与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87时代条件紧密联系起来”，“这样势必背离历史的客观实际，既难以准确地理解所研究的对象，更无法作出科学的评价”，于是，这才有“研究问题要有历史感”
命题的提出，而且有了樊骏关于“研究的历史感”的一系列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