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艺术流派和风格的不同成就。这样，就促进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开拓，它不仅表现在研究面的扩张，而且也是研究视角的多样化”。文学思潮与流派研究的倡导而首先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的是“文学思潮与流派”的研究。早在1981年，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就主持过“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问题学术交流会”，1983年又召开了第二次学术交流会，这都是对思潮、流派研究的自觉倡导与推动。据倡导者说，“流派是时代要求、文学风尚和作家美学追求的结晶”，“它不是只表现在个别作家身上，而且是表现在一群作家身上”，通过流派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和分析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从中整理归纳出某些脉络，不仅能指出同一时期内横的分化，而且也能指出前后不同时期的纵的关联”。论者还指出，形成流派的因素和条件非常复杂多样，不仅有时代政治的因素，更有国际上文艺思潮的传播，哲学思想的影响；而从根本上起作用的，则是作家运用的创作方法，接受的文艺思潮，以及由此决定的作为作家群体的美学追求。文学流派的研究正是在对上述综合因素所形成的流派产生与演变过程的考察中，将某一文体（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的“主要过程及其特点描述得更加准确，更加接近于事实，而且能做到提纲挈领，简明适度”。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当对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文学社团、流派的评价，由多少带有政治“平反”性质的重新评价，转向更内在的文学价值的学理分析，研究者就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思潮、流派研究”的模式。
《丛刊》所发表的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即有《“五四”新诗流派初探》（李旦初，1981年第2期），《试论鸳鸯蝴蝶派》（范伯群执笔，1981年第2期），《论早期的“乡土文学”》（金宏达，1982年第1期），《废名小说的田园风味》（杨义，1982年第1期），《论新月派诗歌的思想特征》（蓝棣之，1982年第1期），《论新月诗派在新诗发展中的历史地位》（陈山，1982年第1期），《论四十年代的“现代诗”派》（蓝棣之，1983年第1期），《论语派与〈论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施王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漫笔》，收《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建伟，《丛刊》1984年第3期），《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试论心理分析派小说的创作影响及其历史教训》（施建伟，《丛刊》1985年第2期），《梳理新文学的真实发展线索———〈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序》（钱谷融，《丛刊》1985年第4期），《五四“现代派”剧作与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影响》（葛聪敏，《丛刊》1986年第2期），《中国现代散文流派及其演变》（汪文顶，《丛刊》1986年第4期），《三十年代“京派”文学批评观》（李俊国，《丛刊》1987年第2期），《在逆反中构建的理论形态———论“学衡”、“甲寅”等复古派的文学理论主张》（许祖华，《丛刊》1989年第1期），《张爱玲和新感觉派小说》（严家炎，《丛刊》1989年第3期），《二十年代的“乡土派”与八十年代“寻根派”的历史考察》（席扬，《丛刊》1989年第4期），等等。可以说，“思潮、流派研究”已经成为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影响最大的研究模式，而且延续到90年代。
三代学人共同探讨“如何开创新局面”
但人们依然不满足于研究的现状，如主持《丛刊》关于“开创新局面”讨论的樊骏所说：“与研究对象本身的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相比，我们考察的角度和方法过于单调，论证的模式和格局过于僵硬，得出的成果也过于单薄”，特别是作为一个“历史学科”，“历史信息不够丰富，历史面貌不够清晰，缺少立体感、历史感，缺少历史深广和厚实，以及蕴含其中的历史启示，甚至缺乏说服力和可信性”，更是一个严重问题。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这次参与讨论的成员几乎包括了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三代学人：不仅有老一代的王景山、吴奔星等先生，樊骏、马良春、杨占升、黄修己等第二代的骨干力量，也包括在改革开放以后培养的王富仁、许子东、吴福辉等研究生。讨论中也是各抒己见，但比较集中，也引起普遍兴趣的，似乎有三个话题。
樊骏：《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想法》，《丛刊》1985年第1期。
现代文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
首先是“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问题。陈学超在他的讨论文章中，即提出了“将鸦片战争以后八十年的文学史和‘五四’以后三十年的文学史结合起来，建立‘中国近代百年文学史’”的构想。樊骏在他的总结性文章里，也同样谈到“长期形成的过于严格繁琐的学科分工的局面”所造成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局限”，不仅要求外延的扩展，也要求研究内涵的充实与丰富，开展“多学科交叉的、多学科之间的边缘性的研究”。
研究方法的革新
樊骏同时强调的是“理论思维”的重要性与“研究方法的革新”，这也是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如樊骏所说，“当方法论的革新有助于认识和利用所研究的对象时，这就成为发展学科的有力杠杆”，“确实是这门学科进行开拓，实现突破的又一个重要途径”。《丛刊》1985年第2期还特意发表了刘再复的文章，强调文学史研究的多种视角与个性化，主张积极地吸取人类社会的各种思维成果，“一方面是要吸取外国美学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思维成果，一是要吸取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成果”。
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
受到关注的话题还有“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的关系”问题。用樊骏的文章的说法，就是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中找到共同点、接触点，以今天的历史高度和时代精神考察现代文学的历史”。樊文还尖锐地批评了“今天的资产阶级学者大多徘徊在社会解放、人类进步的时代洪流之外，躲进宁静的书斋，冥陈学超：《关于建立近代百年文学史研究格局的构想》，《丛刊》1983年第3期。
刘再复：《研究个性的追求和思维成果的吸取》，《丛刊》1985年第2期。
思苦想地创立同样宁静的缺乏时代气息的学术体系。他们并不是没有真知灼见，但几乎都有意无意地无视或者割断文学和社会现实的联系，将文学当作是一种单纯的人类思想感情的产物，一种十分抽象、不易捉摸的东西，一种仅仅供人享受娱乐的奢侈品，装饰品”。后来，樊骏又写了文章，更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的问题，强调“把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和从今天的认识水平对历史进行新的审视结合起来，历史感和现实感并重，实现历史主义和当代性的统一，才是做好研究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发展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必由之路”。
刊物自身的革新
以上的讨论，不仅打开了研究者的眼界和思路，而且也促进了刊物自身的革新。《丛刊》1985年第3期即显示了一种新的风貌。这一期在“论坛”专栏发表《现代文学史研究要破关而出》（吴中杰）与《近、现、当代文学史的合理分工和一体化研究》（张中），呼吁现代文学史研究要“破关而出”，作纵向和横向的扩展：一方面开展近、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研究和分段研究，作纵向的历史考察；一方面与世界文学（特别是现代世界东西方文学）的发展联系起来，作横向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为显示这一主张的研究实绩，本期精心设置了“现代文学与近、现、当代文学的汇通”与“在世界文学的广阔背景下研究文学”两个专栏，编发了一组有较高学术质量的论文：夏晓虹的《五四白话文学的历史渊源》、黄子平的《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述模式”的抽样分析》、陈平原的《林语堂与东西方文化》与伍晓明的《郭沫若的早期文学观与西方文艺理论》，都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注目。特别是黄子平的论文，从漫长的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中，选取了“知识分子和下层妇女邂逅相遇”这一叙述模式，对古诗《琵琶行》、古代元杂剧《青衫泪》、现代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及当代小说《绿化树》四个典型文学作品，作了“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
的比较研究与历史分析，不仅将古代—现代—当代打通，而且提供了一种新樊骏：《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想法》，《丛刊》1985年第1期。
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的研究视角，以及对文学“叙述模式”（或“原型”）作深入的社会历史的、哲学的、心理学的、美学的开掘的研究方法。《编后记》对黄子平等的成功尝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研究领域的扩大，实际上是一种思维空间的开拓，它不仅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新的内容，而且会产生新的研究视角、新的思维方式及新的研究方法。”
2．创新座谈会（1985—1988）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是1985年5月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召开的，出席会议的“大多是近年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初露头角的中青年研究工作者”，即后来人们通常所说的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第三代”。如王瑶在开幕式上所说，“召开这个创新座谈会，就是希望更充分地发挥青年研究工作者的作用，能够引起更多的人重视青年研究工作者的培养作用”。因此，这次座谈会，在新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上是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的：它开创了一个老、中、青三代学者团结、协调发展，重视对学术后辈力量的培养的传统，这是现代文学研究学科正常、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而第三代学人的集中发言，则为现代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学研究“整体观”的关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据“座谈会纪要”所说，会议的主要议题即是在此之前的“开创新局面”笔谈中所提出的三大问题：“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问题”、“关于文学研究方法的革新问题”与“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的关系问题。”而当时人们在考察座谈会上的发言及以后发表的文章时，更关注的是关于“文学研究的‘整体观’”的提出与讨论，并认为这是“八五年度现代文学方面最富深度的讨论”。
创新座谈会上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所作的联合发言与陈思和的发言，引王瑶：《在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的讲话》，《丛刊》1985年第4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纪要》（于承哲执笔），《丛刊》1985年第4期。
赵园：《1985：徘徊、开拓、突进》，《丛刊》1986年第2期。
起了与会者的很大兴趣，后来他们又分别整理成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公开发表后更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与持续争议。陈、黄、钱在他们的发言与文章中强调，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并不单是为了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因此，他们的文章的主要着力点也是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关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包含的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以及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其艺术形式在20世纪的演变发展等方面来论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整体性特征。陈思和的发言与文章也是强调要“打破以一九四九年为界线的人为横沟”，“把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为开端的新文学看作是一个开放型的整体，从宏观的角度上把握其内在的精神和发展规律”，并具体阐述了整体研究的必要性与理论根据。
正像论者所注意到的那样，“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观念’，是在数年来宏观、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宏观、综合研究也正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樊骏在1986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对此曾有过这样的分析：“前些年的突破大多是从个别作家作品或者具体的文学事件的重新评价入手的，在一系列问题上改变了原有的结论，也增添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这种从一个一个的局部开始的变革，冲击着以至打破了研究工作原有的基本格局和总体平衡的统一性，出现了在各个具体问题上固然言之成理，在对不同对象的取舍褒贬中却暴露出相互脱节、不相一致的矛盾现象”，“这几年出版的现代文学史著作有的只是在具体作家作品、文学事件的述评中注意吸收前些年的新成果，却没有相应地改变这段文学历史的整体格局、结构、叙述方式等，不协调和破绽显露得尤为陈思和的文章发表于《复旦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的文章发表于《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赵园：《1985：徘徊、开拓、突进》，《丛刊》1986年第2期。
突出”。“为了早日求得学术体系新的一致和协调，关于具体问题的新的认识和关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的理解统一起来，使前者成为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就需要尽快进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的新的思考。”这样，宏观、综合研究的兴起，就绝非偶然，而且已经取得了最初的成果。
如评述者所说，发表在《丛刊》上的即有《在广泛的世界性联系中开辟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道路》（王富仁，1985年第1期）、《知识者“对人民态度的历史”———由一个特殊方面看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小说》（赵园，1985年第2期）、《“五四”新文学的理性色彩及其对现代文学发展的意义》（刘纳，1985年第4期）。
同一时期发表的宏观、综合研究的重要文章还有《中国文学发展中的现代主义———兼论现代意识和民族文化的融汇》（陈思和，《上海文学》1985年第7期）、《视角问题与“五四”小说的现代化》（孟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等。现在，在宏观、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现代文学作为学科总体进行重新估量和思考，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渊源、发展线索、阶段、进程，整个学科的基本格局，文学史编写体例等关系全局的问题”，如论者所说，“这也许是自学科形成以来初次发生的现象”，意义确实是重大的。普遍的理论焦灼“这种发展也同时意味着从具体选题、结论之类的外在变动，深化而为基本观念的内在变革的飞跃”，“最终都决定于”研究者自身“关于现代文学的内涵和外延、性质和特征，关于文学的本质及其功能的理解，直到他们的审美要求与情趣等”。于是，论者注意到“创新座谈会上表现出一种普遍的焦灼，对于理论修养欠缺、思维能力不足的焦灼”。
问题的提出本身，也是标志着研究的一种深入的。如创新座谈会上一位研究者所说，关键是要确立研究者自身的自主性，“我们对生活、对文学要有自己的独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参看赵园：《1985：徘徊、开拓、突进》，《丛刊》1986年第2期；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